神马文学网袁冬林：我的母亲浦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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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6-21 3:26:29 | By: 逛逛 看看 ]
我娘原名浦（上熙下女）修，后来觉得"（上熙下女）”字太古董，才改用"熙修”。 她1910年10月29日出生在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我的外公浦友梧早年在外地读书，民国元年到北京北洋政府交通部任会计科员。1917年外婆带着大姨（上契下女）修（后改为洁修）和我娘到北京找外公， 以后一家就定居北京。1929年夏，娘拿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试着报考北平女师大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娘的功课很好，毛笔字也写得好，外公填写履历表多是由娘代笔。舅舅通修、舅母南林后来回忆说：“二姐熙修是琴棋书画都行。”
还在大学时代， 娘认识了爸爸袁子英，1932年两人结了婚。 爸爸原是中学教员， 后到神州国光出版社北平分社当经理。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事变失败后，神州国光社被查封，爸爸也在受通缉之列。 他匆忙出走济南，当了一名代课教员，后来在祖父介绍下，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1936年春， 爸爸将娘和我们接到南京一起生活。 当时，三姨安修已考上女师大，从此，娘和三姨就分开了。 娘他们姐妹兄弟感情非常好，由于外婆生前身体不好，要娘照顾三姨，三姨安修和娘最亲，她们在一张床上睡了十四年。 三姨后来告诉我，娘结婚时她还大哭了一场。
我娘到南京后，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于是，就在报纸的求职广告栏里找出路。1936年秋冬之交，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 发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便去应试。 然而发榜的时候，公司告诉她不招已婚妇女， 后因其文章写得出色，将她介绍给,新民报-经理张君鼎。 就这样，娘进了,新民报-，进而成为,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自此，新闻工作成为她喜爱的终身职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兵荒马乱中，娘带着我辗转到了武汉。 这时，三姨安修已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就去了延安。 在武汉，娘与参加八路军的舅舅通修告别后，带着我和弟弟，与自德国学成回国的大姨洁修一家人， 一起逃难到陪都重庆。
在重庆,新民报-工作的时候，娘最初住宿舍，1939年重庆大轰炸炸毁了新民报-宿舍，娘搬到了上清寺枣子岚垭的犹庄，与史良大律师家同住一个院内。 当时,大公报-记者彭子冈住良庄，两家相距甚近，她们几乎每天同出同归，结伴采访，成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三姨安修的介绍， 娘认识了一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不久，她成为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 熟识了中共在重庆的所有领导人。娘时常将周恩来对于形势的分析带回报馆叙说，也影响着报社舆论导向。三姨安修于1938 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 周恩来(邓颖超便称娘是“我们的亲戚”。浦家三姊妹中，娘行“二”，无论年纪大小， 人们都尊敬( 亲切地称娘为“浦二姐”。 “浦二姐”的名声在当时曾驰名大后方。
爸爸是在娘回到新民报-工作后才到重庆的。 娘和爸爸每礼拜回南岸看望我们一次，在这一天的短短时间，娘也未忽略对我和弟弟的爱抚和教育。 记得那些年，我最高兴的就是在阳光下，坐在小板凳上，头靠在娘的腿上，娘讲着故事，还给我掏耳屎。 暖暖的母爱，充满了我的心田。
1947年秋冬， 我在娘的抽屉中发现娘和爸爸离婚的登报启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曾举行一个由双方朋友参加的茶会，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时我并不懂得娘的心情。 娘在1955年写的自传时回忆说，她与爸爸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这分歧起自何时何事，我并不知道。 我只听说在1944年夏，新民报- 派我娘参加重庆中外记者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爸爸闻讯赶到报社阻止， 后因种种原因娘也未去成。 是否为这事而引起的分歧？我认为， 爸爸也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也同情共产党。 但他不愿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太平平的生活。 他与娘各有自己的朋友圈，虽有时来往，但终究追求不同，趣味不投。 娘是事业型的知识女性，而不是父亲希望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我对他们因志趣不同而导致离异的这个根本原因， 也就非常理解了。 从我自己的经历看，没有志趣相同的精神追求，是很难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
抗美援朝初期，我和弟弟参了军，娘很支持。 记得广播电台曾访问娘和我，在录音室里， 娘含着热泪说：“我女儿参加军干校， 了却了我解放前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
抗美援朝结束后， 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部队选送我参加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1953年， 我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在大学学习期间，功课负担重，我很少回家。 但每逢周日，总盼着娘带着我和弟弟到中南海去看彭老总与三姨安修，在那里过上快乐的一天。 这一时期，我和娘思想上交流不多。 但我仍能隐约感到娘的心情不快乐，她为自己还不是党员，政治上深感失落。 由于她和罗隆基的朋友关系，她感到有些党员已和她疏远。 她曾向范长江谈入党问题， 范明白地告诉她，这件事五年以后再说。 她知道这又是因为与罗的交往所致。
这里有必要谈谈罗隆基先生：
1947年我在南京时就见过罗隆基先生。 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协议后，中共代表团先后撤离南京， 中共留下的财产交给民盟中央接收并保管， 于是民盟中央搬到了中共代表团原驻地梅园新村。 此后娘便常常去民盟中央， 从而与时任民盟宣传部长的罗隆基有了深交。 那时我正在上初中。
1949年9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 反对的理由呢？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 且亲友们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 在众人的反对下， 娘的思想是矛盾的，但最终听了话。 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她不准备和罗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交往为好。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 娘也与我们姐弟谈过她和罗的关系，她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 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 但在反右中，两人的友谊却成了政治问题。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娘摘“帽”后，就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这个工作是周总理安排她去的。 对娘划为右派后如何处理，周总理是关心的。 她被永远逐出新闻界，但却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六十年代初， 爸爸从上海给我来信说，单位借故他眼睛深度近视，要他提前退休。 他再婚后一家四口生活并不宽裕，退休后更加困难。 娘知此情况后，致函多位在沪老友为爸爸想办法， 终于为他在上海民革找到事做， 每月可拿二十元钱贴补家用，这才了却了娘的一桩心事。 娘经常和我说：“我总希望周围的人能过得好些。 ”
1965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教研室，忽然接到娘的电话，她声音哽噎着告诉我，经医院检查证实她患了直肠癌。 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竟没说出一句安慰的话，也不知电话是怎么挂断的。
1967年3月，娘已无法走动，医疗关系转至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开始医院还收治了她，运动中，医院也乱了。 继外婆、弟弟只好抱着一线希望到远郊为娘求医。 原新民报- 总经理邓季惺见到娘孤独的处境， 数次起早到肿瘤医院帮娘排队挂号求医。 听说癌症要以毒攻毒，费孝通伯伯一位学医的亲戚了解到一个偏方，说用砒霜、巴豆和大葱捣碎，团成球状捏在手中可以治病，娘竟捏过几个月，倒是感到病情一时缓解。 娘求生的愿望是这样强烈，她不相信自己会就此不治，顽强地与病魔搏斗。
1969年底至1970年春， 娘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而她坚强的精神使我吃惊，在病痛中，她居然半靠床上，用旧毛线织好一件灰色开襟毛衣， 这件毛衣我现在还保存着。1970年初，费孝通从干校回京来看她， 娘想吃费伯母烧的红烧肉， 第二天， 费伯母就让费伯伯骑自行车专程送来了红烧肉。 娘哪里吃得下多少，但这种友情温暖了她的心。 谁会想到，她和费伯伯这一别就是永别。
那年春， 我被确定去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劳动，回家看到娘消瘦的病容，我感到无法启齿，行期将近，只得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她。 娘心中明白这是母女的永别，她当时泪流不止。 当她稍微平静些后，就只关心我的行装，而再未言及其他。 不久后的一天，我又喜又愁地接到娘给我的一封回信，看到上面歪斜的字迹，想着她的病体，我只有流泪、哭泣。 这是我保留的娘的最后墨迹。
4月中的一天，我忽接电报：母病危速回。 这是预料中的事，我即请假回京，未想到娘已等不及，1970年4月23日已离我而去。
回京后才得知，我走后，娘的病情急转直下，一下子人瘦得皮包骨。
抢救中， 娘曾醒来说：“别费事儿了。 ”她感觉插管输氧很不舒服，自己拔掉了管子，刘婶急忙说：“您等着冬林，她会来的。 ”娘说：“她来不了了。 ”随后，娘就没有了任何反应，就这样孤独地、悲凉地走了。 听到这些，我心中难过得很，可是心里反而平静，因为娘终于解脱了。
我娘原名浦（上熙下女）修，后来觉得"（上熙下女）”字太古董，才改用"熙修”。 她1910年10月29日出生在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我的外公浦友梧早年在外地读书，民国元年到北京北洋政府交通部任会计科员。1917年外婆带着大姨（上契下女）修（后改为洁修）和我娘到北京找外公， 以后一家就定居北京。1929年夏，娘拿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试着报考北平女师大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娘的功课很好，毛笔字也写得好，外公填写履历表多是由娘代笔。舅舅通修、舅母南林后来回忆说：“二姐熙修是琴棋书画都行。”
还在大学时代， 娘认识了爸爸袁子英，1932年两人结了婚。 爸爸原是中学教员， 后到神州国光出版社北平分社当经理。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事变失败后，神州国光社被查封，爸爸也在受通缉之列。 他匆忙出走济南，当了一名代课教员，后来在祖父介绍下，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1936年春， 爸爸将娘和我们接到南京一起生活。 当时，三姨安修已考上女师大，从此，娘和三姨就分开了。 娘他们姐妹兄弟感情非常好，由于外婆生前身体不好，要娘照顾三姨，三姨安修和娘最亲，她们在一张床上睡了十四年。 三姨后来告诉我，娘结婚时她还大哭了一场。
我娘到南京后，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于是，就在报纸的求职广告栏里找出路。1936年秋冬之交，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 发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便去应试。 然而发榜的时候，公司告诉她不招已婚妇女， 后因其文章写得出色，将她介绍给,新民报-经理张君鼎。 就这样，娘进了,新民报-，进而成为,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自此，新闻工作成为她喜爱的终身职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兵荒马乱中，娘带着我辗转到了武汉。 这时，三姨安修已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就去了延安。 在武汉，娘与参加八路军的舅舅通修告别后，带着我和弟弟，与自德国学成回国的大姨洁修一家人， 一起逃难到陪都重庆。
在重庆,新民报-工作的时候，娘最初住宿舍，1939年重庆大轰炸炸毁了新民报-宿舍，娘搬到了上清寺枣子岚垭的犹庄，与史良大律师家同住一个院内。 当时,大公报-记者彭子冈住良庄，两家相距甚近，她们几乎每天同出同归，结伴采访，成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三姨安修的介绍， 娘认识了一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不久，她成为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 熟识了中共在重庆的所有领导人。娘时常将周恩来对于形势的分析带回报馆叙说，也影响着报社舆论导向。三姨安修于1938 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 周恩来(邓颖超便称娘是“我们的亲戚”。浦家三姊妹中，娘行“二”，无论年纪大小， 人们都尊敬( 亲切地称娘为“浦二姐”。 “浦二姐”的名声在当时曾驰名大后方。
爸爸是在娘回到新民报-工作后才到重庆的。 娘和爸爸每礼拜回南岸看望我们一次，在这一天的短短时间，娘也未忽略对我和弟弟的爱抚和教育。 记得那些年，我最高兴的就是在阳光下，坐在小板凳上，头靠在娘的腿上，娘讲着故事，还给我掏耳屎。 暖暖的母爱，充满了我的心田。
1947年秋冬， 我在娘的抽屉中发现娘和爸爸离婚的登报启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曾举行一个由双方朋友参加的茶会，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时我并不懂得娘的心情。 娘在1955年写的自传时回忆说，她与爸爸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这分歧起自何时何事，我并不知道。 我只听说在1944年夏，新民报- 派我娘参加重庆中外记者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爸爸闻讯赶到报社阻止， 后因种种原因娘也未去成。 是否为这事而引起的分歧？我认为， 爸爸也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也同情共产党。 但他不愿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太平平的生活。 他与娘各有自己的朋友圈，虽有时来往，但终究追求不同，趣味不投。 娘是事业型的知识女性，而不是父亲希望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我对他们因志趣不同而导致离异的这个根本原因， 也就非常理解了。 从我自己的经历看，没有志趣相同的精神追求，是很难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
抗美援朝初期，我和弟弟参了军，娘很支持。 记得广播电台曾访问娘和我，在录音室里， 娘含着热泪说：“我女儿参加军干校， 了却了我解放前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
抗美援朝结束后， 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部队选送我参加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1953年， 我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在大学学习期间，功课负担重，我很少回家。 但每逢周日，总盼着娘带着我和弟弟到中南海去看彭老总与三姨安修，在那里过上快乐的一天。 这一时期，我和娘思想上交流不多。 但我仍能隐约感到娘的心情不快乐，她为自己还不是党员，政治上深感失落。 由于她和罗隆基的朋友关系，她感到有些党员已和她疏远。 她曾向范长江谈入党问题， 范明白地告诉她，这件事五年以后再说。 她知道这又是因为与罗的交往所致。
这里有必要谈谈罗隆基先生：
1947年我在南京时就见过罗隆基先生。 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协议后，中共代表团先后撤离南京， 中共留下的财产交给民盟中央接收并保管， 于是民盟中央搬到了中共代表团原驻地梅园新村。 此后娘便常常去民盟中央， 从而与时任民盟宣传部长的罗隆基有了深交。 那时我正在上初中。
1949年9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 反对的理由呢？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 且亲友们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 在众人的反对下， 娘的思想是矛盾的，但最终听了话。 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她不准备和罗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交往为好。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 娘也与我们姐弟谈过她和罗的关系，她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 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 但在反右中，两人的友谊却成了政治问题。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娘摘“帽”后，就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这个工作是周总理安排她去的。 对娘划为右派后如何处理，周总理是关心的。 她被永远逐出新闻界，但却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六十年代初， 爸爸从上海给我来信说，单位借故他眼睛深度近视，要他提前退休。 他再婚后一家四口生活并不宽裕，退休后更加困难。 娘知此情况后，致函多位在沪老友为爸爸想办法， 终于为他在上海民革找到事做， 每月可拿二十元钱贴补家用，这才了却了娘的一桩心事。 娘经常和我说：“我总希望周围的人能过得好些。 ”
1965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教研室，忽然接到娘的电话，她声音哽噎着告诉我，经医院检查证实她患了直肠癌。 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竟没说出一句安慰的话，也不知电话是怎么挂断的。
1967年3月，娘已无法走动，医疗关系转至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开始医院还收治了她，运动中，医院也乱了。 继外婆、弟弟只好抱着一线希望到远郊为娘求医。 原新民报- 总经理邓季惺见到娘孤独的处境， 数次起早到肿瘤医院帮娘排队挂号求医。 听说癌症要以毒攻毒，费孝通伯伯一位学医的亲戚了解到一个偏方，说用砒霜、巴豆和大葱捣碎，团成球状捏在手中可以治病，娘竟捏过几个月，倒是感到病情一时缓解。 娘求生的愿望是这样强烈，她不相信自己会就此不治，顽强地与病魔搏斗。
1969年底至1970年春， 娘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而她坚强的精神使我吃惊，在病痛中，她居然半靠床上，用旧毛线织好一件灰色开襟毛衣， 这件毛衣我现在还保存着。1970年初，费孝通从干校回京来看她， 娘想吃费伯母烧的红烧肉， 第二天， 费伯母就让费伯伯骑自行车专程送来了红烧肉。 娘哪里吃得下多少，但这种友情温暖了她的心。 谁会想到，她和费伯伯这一别就是永别。
那年春， 我被确定去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劳动，回家看到娘消瘦的病容，我感到无法启齿，行期将近，只得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她。 娘心中明白这是母女的永别，她当时泪流不止。 当她稍微平静些后，就只关心我的行装，而再未言及其他。 不久后的一天，我又喜又愁地接到娘给我的一封回信，看到上面歪斜的字迹，想着她的病体，我只有流泪、哭泣。 这是我保留的娘的最后墨迹。
4月中的一天，我忽接电报：母病危速回。 这是预料中的事，我即请假回京，未想到娘已等不及，1970年4月23日已离我而去。
回京后才得知，我走后，娘的病情急转直下，一下子人瘦得皮包骨。
抢救中， 娘曾醒来说：“别费事儿了。 ”她感觉插管输氧很不舒服，自己拔掉了管子，刘婶急忙说：“您等着冬林，她会来的。 ”娘说：“她来不了了。 ”随后，娘就没有了任何反应，就这样孤独地、悲凉地走了。 听到这些，我心中难过得很，可是心里反而平静，因为娘终于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