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街道牵动香港神经

保留下有价值的街道很重要，但怎么保留同样重要，政府施政岂能随意含糊——
一条街道牵动香港神经
艾墨
绿窗花，泥黄外墙，锌铁檐篷，依山而建的小街上，一字排开7幢三四层高的旧式“唐楼”。阳光灿烂的时候，树影也在小楼前的平台上斑驳起来。
这是一条12年前已经划进清拆名单的老街，保育人士行动多年无力回天，却因为一部电影掀起的热潮，最终，被市建局剔除出重建范围，决定完整保留。
在以效率著称的香港，《岁月神偷》和永利街失而复得的故事像是一个传奇。
比传奇还有意思的是，看似保育成功的结局，市民们却并不买账：政府机构究竟是从善如流，还是朝令夕改的“程序失效”？该拆该留，都是你说了算，还是该让制度确保相关市民的真正参与？
自3年前天星码头开始，皇后码头、嘉咸街、喜帖街、湾仔蓝屋一直到菜园村，香港的保育热潮从集体怀旧的情绪表达，发展到反思城市发展与居民参与的理性质问，一路走到短短百米的永利街，或许正从这里，蔓延出新的开端。
这是祖业，这是人情，这不是钱的事
一部香港电影《岁月神偷》，让这条安静得快要被人遗忘的小街突然火了。
每天都有游客带着相机按图索骥，穿过中环不可一世的金融建筑群，在高楼背后的阴影里，沿着窄窄楼梯一路上山，走过楼梯上卖花卖鱼卖饰品杂货的露天市集，路途渐渐安静，在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右转，便到了永利街。
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永利街，夹在四周林立而起的高层豪宅里，如今看来很有些破落了。研究香港的学者却当成宝贝：这一带是香港岛最早的华人小区，有超过150年历史，而永利街则是港岛上仅存的“台”式街道——楼房建筑依山而建，会在山坡上架成特色的“台”，没有汽车能够进入，渐渐又自成一角，是附近居民乘凉、聊天、打麻将、孩童玩耍的好地方，自然形成邻里街坊的公共空间，也成了小社群的集结点。
《岁月神偷》的导演张婉婷遍寻香港，才找到这条小街。旧区、老房、小店，宁静而富有人情味的小区空间，恰恰就是原汁原味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味道。
张婉婷说，香港城市更新速度太快，要不是永利街，剧组几乎要跑到广州或马来西亚取景，“对香港人来说，这实在太讽刺了！”她的丈夫、制片人罗启锐则认定，“永利街是香港唯一一条有60年代特色的街道”。
然而，在香港市区重建局的规划中，永利街早在1998年就被划定清拆重建。多年来，街坊的坚持只在版图里保留下两栋唐楼，其他全部计划改建新楼盘。
银幕里，“狮子山下”的拼搏精神与草根市民浓浓的人情味在永利街重现，从柏林影展到亚洲放映，一代人的香港回忆温暖了不同国家的观众。
银幕外，市建局的工作人员仍在一遍遍艰难地劝说这条街的业主卖掉祖宅。
“开个价吧。”这是永利街1号、2号的业主巢重德最常听到市建局跟他说的话。
巢氏家族是永利街最早的开发者之一。作为第二代掌舵人，巢重德继承下祖宅，并在前年花了70多万港元翻新外墙、修缮水渠，继续租住给几十年的老租客。
有对鞋匠夫妇二战后便住进来，一租就是50多年。丈夫去世得早，妻子独自撑起这个家，养大6个子女。现在，永利街街坊都认识这个90岁高龄的“阿彩婆婆”。街坊说，婆婆以前每天给鞋铺送饭都会多煮几份，她觉得：“菜呀、鱼呀、酱油捞饭都是一餐。你说多做一个人，无所谓啦，是吗？”
永利街1号的楼下，李氏夫妇的印刷铺也进驻了30年。
上世纪60年代的永利街，连同附近的华贤坊东及西、阁麟街一带，全盛时期有数十间印刷厂，是港岛的一个印刷业中心。一方面是这里临近中环的几百间洋行，需要大量文书印刷；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环境与出版限制，言论自由的香港也成了六七十年代华文社会的印刷重镇。
在李氏夫妇的店里，仍保留着一台有40多年历史的活字印刷机和印刷铅字。印刷业不做了，如今铺子成了永利街的“免费托儿中心”。李太说，这里的租户都没有钱，白天要上班，小孩子没人照顾，自己就会叫他们入屋来坐，一起做功课，结果到后来，小朋友在家被打骂了，都会来这里避难，家长们也知道来这里找小孩。
业主巢重德移民加拿大20多年，对永利街的老租户也重情，多年来从不加租，两幢楼，9户租客，在半山到中环的黄金位置，每户只收3500元至5000元租金。他对媒体说：“这里好有人情味，我看着住客结婚生子，有人一住四十几年，这里变成他的家。你怎么忍心跟他们说，要卖啦，你们搬吧。”
“现在市建局让我卖，说每幢赔我1000万，或者要我开价。我告诉他们，这是祖业，多少钱我也不卖。”
总得留下孙中山念书和演讲的地方
按照香港市建局的一般工作流程，完成一个拆迁重建的项目需时6年至6年半，其中规划、收地、清场的工作约需3年半。市建局会以私人协商的方式逐家与业主商量，购买重建区域内的土地，完成收地后再卖给发展商，或者展开其他方式的重建。
从2007年开始，整整3年的时间，市建局在永利街成功收得的土地不足50％，远远低于它在其他重建区域的进度。
早在1998年，香港土地发展公司就曾将永利街纳入收购重建的版图。不久后，土地发展公司更名为市区重建局。这个半官方机构在制定重建方案之后，只要获得城市规划委员会的采纳，由特区政府发展局批准，重建就可推动。
收购计划因为楼市低潮一度被搁置，到2003年，市建局重新提出收购永利街，并正式列入“H19士丹顿街／永利街重建项目”。其后，士丹顿街的部分地块与发展商恒基地产产生官司诉讼，诉讼一直到2007年才告终。
2007年年底，H19项目再次启动。按照当时的规划案，永利街旁边将兴建一座24层高的大厦，永利街会被改建成新大厦的豪华会所和泳池。方案一出，立刻遭到了地区保育者和区议会的强烈反对。
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民间组织“中西区关注组”。
这个关注组的成员大多是居住在港岛中西区的老住户，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建筑师等专业人士。中区警署、城隍街、嘉咸街、永利街……他们对这些从小生活、长大的街道满怀感情，也对其中的历史掌故如数家珍。
中西区关注组发言人罗雅宁以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自己在坚道（注：距离永利街几十米的一条半山环路）住了二十几年。2005年开始，我做了全职妈妈，就想带孩子熟悉周围的环境，认识这一区的历史。结果走一走，查一查资料，才发觉这一带竟然有这么多历史事件发生过，像孙中山念书的地方、演讲的地方，我和我很多的街坊以前都不知道。”
罗雅宁加入了关注组，她和同仁们做研究、给本地居民组织工作坊、讲座等活动，帮助他们了解保育的重要，同时向市建局质询、向区议会要求、向媒体发声，为一个又一个重建区块争取“刀下留地”。
到永利街的项目公布，罗雅宁和同仁们都觉得旧唐楼全部拆毁，起24层的大厦，这个方案无论是从文化保育还是环境上都不能接受。
“这一区密度已经太大，再起24层的屏风楼完全是破坏环境。”罗雅宁说。另一方面，这一区的历史文化是有价值的，市建局说这里破旧失修，但明明有些业主自己已经修缮得非常漂亮，“值得保留，并且不需要公币（纳税人的钱），业主自己都可以做到，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全部拆毁？”
他们持续的抗议终于有了效果。方案的公众咨询期结束后，由于反对声音过于强烈，2008年11月，市区重建局宣布了H19的新计划，决定保留永利街10－12号的两幢唐楼，以及和永利街相连的必列者士街街市；原计划建的24层高楼，也被压缩为6层高的仿唐楼式建筑。
市建局主席张震远表示，为了回应市民减低密度的要求，H19的发展规模缩减了45％，项目也会转盈为亏，由赚1．3亿元变为亏本1．7亿元。
对保育人士来说，这样的进展已经难能可贵。
建筑师吴永顺认为，经过了从天星码头开始的社会上多年的保育思潮，市建局也在真正转变思路。他强调，和过去的重建项目不同的是，在永利街所在的H19项目里，市建局保留了重建范围内全部的大街小巷，而且以公共空间连贯；建筑物都只在原有街区的地块兴建，并且留意建筑物与公共空间的比例，街道则不再计入地盘面积——以这一点，传统的“街巷肌理”便可得以保留。
尽管如此，一些保育人士和像巢重德这样深怀感情的老业主，仍在竭力争取完整保留永利街。但博弈已告一段落，市建局也有了让步，似乎一切都要尘埃落定了。
“顺应民意”不是那么简单
2010年3月，《岁月神偷》的热映再次把人们带回永利街。
游客拿着相机去捕捉电影镜头里曾经感动过他们的点滴细节，媒体争相去捕捉永利街街坊里真实版的“罗生”、“罗太”，“40后”、“50后”来这里缅怀他们真实经历过的香港，“80后”、“90后”来这里寻找歌里唱的那个“狮子山下”……
一时间，永利街不再只意味着“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建筑特色”这些没有生命感的词，跟随着电影一起，“永利街”进化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象征了所有香港人共同经历的那个奋斗的60年代。
“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影片开头的这句话，似乎暗示着这一段有关60年代的集体回忆，正随现实中将被清拆的永利街一起消失。
“用相机留下永利街，不如用行动留下永利街！”这是《岁月神偷》热映后，罗雅宁在报章上写的话。她希望市民不要只来凭吊即将消失的怀旧风景，而应趁仍可挽回的时候，发声出力。
一时间，报章评论、呼吁都是关于永利街的。“不要告别，要行动”——数百名市民发起了“黄丝带行动”，他们把保育唐楼群的心愿写在黄丝带上，“不要偷去永利街的历史”……几百条黄丝带飘荡在永利街边的上山楼梯扶手上，蔚为可观。
市建局的收地行动仍在进行，在舆论最热议的时刻，他们按照规划案进行，从未松口。
倒是代表特区政府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少见地表示：政府有空间与市建局高层探讨不拆永利街唐楼，甚至不排除“叫停”永利街地盘的收购工作。她说：“为何要再制造大争议的课题？香港已经好多争议，我不觉得大家要为永利街这么激！”
就在林郑月娥这番发言3天后，2010年3月16日，市建局主席张震远突然宣布：将上环永利街剔出重建范围，规划为保育地带。一个急刹车，让永利街成为市建局下数十个市区重建项目中，唯一可以幸免清拆的地段。
决定公布之初，一片叫好。《岁月神偷》导演张婉婷说，能保留下一条街道，远比影片得奖更令她开心，“影片和奖项都是一时的，历史是永久的”。
然而，随着新闻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忽然保育”的做法很快引来了质疑。媒体称，由“重建”变为“保育”的决策过程太急，有市建局的董事披露，整个过程只以信件请示了董事，并没有经过论证，也没有讨论表决的程序。
有评论认为，市建局和政府在短时间内变为全面保育永利街，是为顺应“汹涌民情”，避免“反高铁”这一类的社会运动重演。但这个政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决策，让评论者担忧：“日后在各种富争议性的计划中，遇上民情分歧时，市建局和政府怎样决定以哪一方民情为依归呢？”“受市建局重建计划影响的业主和租客，又怎敢相信市建局不会中途变卦呢？”“民意今天是个谜，浪漫了的怀旧更像雾，但政府施政岂能随意含糊？”
一直坚持全面保育永利街的罗雅宁对最终的结果很高兴，但她也告诉记者：“保留下一条有价值的街道很重要，但怎么保留同样重要。”
政府迅速“顺应民意”的保育表态，并不能令市民满意。毕竟，许多问题不容回避——这是谁的城市？该谁决定它的发展？每一个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市民，有什么样的渠道参与和监督？或建或拆或留的决定，谁有资格作出？
（作者系香港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