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无为而治"被误解 本意是避免违反自然

“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学说精华所在，其本意是顺应自然，遵循民意，天人合一，对当政者而言，要避免极端、奢侈、过度的做法，要以民心为心。这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思想不谋而合。

【老子语录】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

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身教重于言教的方法。这样万物就会自然生长而不去争谁是创始第一，蕃生繁衍而不据为私有，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己能，大功告成而不自己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永存。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为而民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君王顺应自然，人民就自然化育；君王好静，人民就自然端正；君王廉政不搅扰民众，人民自然就富足；君王不贪欲，人民就自然朴实。

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子。

君王心怀天下，小心谨慎，浑厚质朴。百姓都非常关注君王的一言一行，所以，君王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顺应自然规律而没有私心，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无为而治”的实质是避免反自然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并崇尚的治国安邦方针政策。“无为”本意是什么呢？人们历来就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因为“无为”这个词表面上太容易给人一种消极、无所作为的错觉，从20世纪开始，它就常常受到误解和批评。

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无为”是一个涵盖着深刻意义和博大智慧的哲学词汇。无为，既不是中国某些哲学史专家认为的“什么也不做”，也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没有行动”。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无为”的真正含意应该是“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应该说，李约瑟的理解比较科学，基本逼近老子的本意。

其实，老子讲得很清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意思是说：道，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王侯若能遵守这个原则，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它。道的真朴能使它不会起贪欲。

老子还明确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即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诡奇的方法用兵打仗，用顺应自然不搅扰人民的方法安邦。他认为，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

综合《老子》“无为”的思想阐述来看，作为政治哲学上的“无为”名词，老子完全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而提出来的。”无为”，主要是针对并要求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动辄随意颁布这个法令、那个制度；或朝令夕改，不讲政策的连续性。老子提倡，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以百姓心为心”、 “任百姓的自化(即自然)”。

《老子·二十九章》中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意思是说，德才优秀的领导者要去除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做法。很明显，这就是老子“ 无为而治”的本意和实质。所以，司马迁评价道家学术时说，道家宣传无为，实际乃无不为，道家的文辞使人难理解，但其主张是容易施行的，其方法是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领，能做到它，其思想和事业就可以不可磨灭。

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治智慧，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不谋而合。“无为”的政治智慧产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老子的思想的确是伟大的，超前的。

“无为而治”与“文景盛世”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西汉初期，黄帝、老子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汉高祖刘邦起，50余年的时间，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首先废除秦朝的苛政，施行轻徭薄赋，或减免税赋的惠民政策，重农抑商，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使天下百姓感怀，安居乐业。

文帝刘恒是身体力行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努力践行者。主要体现：

第一，废除“诽谤”(朝廷)罪的法律。他一登基便对群臣说：各地接到我的诏令后，首先想一想我有没有什么过失，以及我所见所思的不足之处，要求大家告诉我。接着，下令制作专门进言献策的“铜制虎符”和批评朝廷的“竹制使符”，发到全国各地的封国和郡守，提倡臣民直接给皇帝或朝廷提建议或意见。

第二，处治罪人时，不株连部属和家属。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检查部署反击匈奴入侵的准备工作，便乘机反叛，调动军队打算袭击荥阳。文帝即下令平叛。在平叛前夕，文帝下诏：凡在朝廷平叛大军未到以前就反正的，以及率领投诚或者献出城邑的，一律加以赦免，恢复他们原有的官职。

第三，废除肉刑。文帝废除肉政起源于一个犯罪官员的姑娘写给他的一封信。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罪该受罚，他被逮捕解送到长安关押，准备执行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跟父亲来到长安，向朝廷上书说：“我父亲在齐国做官时，上下都知道他廉洁奉公，如今犯了法，该受刑罚。但我所悲伤的是，人死之后不能复生，受刑之后不能复原，虽然自己想改过自新，但又不给出路。因此，我愿意被没收官府当奴婢，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改过自新。”

缇萦的书信被送到了文帝那里，文帝为她的孝心所感动，于是下诏书说：“如今的刑法有三种肉刑(杖刑、刺字、宫刑等)，而违法犯罪的仍然不断发生，这根源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以致教化不明，从而使百姓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感到非常惭愧。一运用刑罚就使得犯人肢体断裂，皮肉损坏，终身不能复原，这是多么令人痛苦和不道德的做法呀！应该废除肉刑！”以前的肉刑就这样被废除了。

第四，以身作则勤俭、节约、朴素。据《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载，文帝刘恒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和御用器具等，一直没有增添什么。文帝曾打算建造一个露天平台，召来工匠一计算，要花费将近100斤黄金。文帝说：“100斤黄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我享受着先帝留下的皇宫，时常害怕不能保守社稷江山而使先帝蒙受耻辱，还要建造露天平台干什么呢！”

文帝经常穿着粗布衣服，就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不准长到拖地，制的帷帐也不得绣花，以示俭朴，给天下人做出榜样。

文帝在临终前下诏书说：“天下万物出生后，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有什么值得特别哀痛的呢？现在死了人花钱厚葬，以致弄得倾家荡产，强调服丧，以致损害了身体。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立即诏令全国：从诏令到达之日起哭吊3天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应当办理丧事、服丧哭祭的人，都不要赤脚踏地。孝带不要超过3寸宽。送葬时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发动男女百姓到宫殿来哭吊。宫中应当哭的人，只要在早晚各哭15 声，礼毕就停止。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像文帝刘恒这样心胸宽广、厚道、清静、无为、节俭、克己的皇帝，有几人？十分罕见，难能可贵。

无为而治，以百姓之心为心

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呢？老子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当政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保持自身清静、不为物化。

老子提出，最理想的当政者，也就是德才最好的当政者要“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是说，最好的当政者，是没有私心的，是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当政者心怀天下，小心谨慎，浑厚质朴。百姓都非常关注当政者的一言一行，所以，当政者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不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不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吗？当官的能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好“父母官”啊！

老子认为，德才最好的当政者(即圣人)就是实行“无为之治”的方针。为此，首先要没有私心，根绝私欲，这样当政者的心才能宁静、冷静，天下就会自然安定太平。

作为“全国县衙惟一的历史标本”的河南内乡县，有许多“爱民”的对联，其内涵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老子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爱民思想。内乡县衙内最有名的一副对联是悬挂在三堂的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对联深刻地阐述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经考证，这副对联是清康熙年间高以永(浙江嘉兴人)在内乡任职九年期间所撰写。据《内乡通考》记载，高以永在内乡任职时，县内地多荒芜，饥民甚多，高以永即问民疾苦，并令其广开垦，开地40余顷，植农桑，流民四处返回耕种，数年间解决了内乡县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高以永离任后，当地老百姓立“德政”碑于仪门前。

老子把当政者分为四类：一、最高明的当政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二、比较好的当政者，人民亲近赞美他；三、差的当政者，人民畏惧他；四、最差的当政者，人民侮骂他。所以，诚信不足，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这主要源于老子把人看作与道、天、地一样重要，并提出要建立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当政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不但是个人的爱好问题，而且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因而，老子提出：君王应该效法“道”的无为，从自身做起，不要崇尚财富，使民众不去拼命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贵重物品，使民众不去偷盗；不显耀可贪的欲望，使民众不被搅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要想办法和措施净化人们的思想，生活安饱，体魄强壮，意志柔弱。

君王要“谦下”，先民后己，不要欺压百姓。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众多河流归往的地方，是因为它处在下流的位置。高明的君王，必须对人民谦下。要领导好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后，天下人民乐于拥戴他而不厌恶他。因为他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认为，要使国家安定、清静，不能政令频出，或者朝令夕改。他打比喻说：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这是说当政者不要以烦苛政务扰乱民众，而要坚守“清静、无为”的思想，用他的话来说，也就是“以道莅天下”。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兴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历史(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印证了老子上述话的正确性。具体讲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承乱勃兴。新王朝统治者及时认真汲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人心思定，从速拨乱反正，最终实现了由大乱转为大治。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盛世，从汉文帝继位到汉宣帝去世，持续130年。大唐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从唐太宗登基到“安史之乱”爆发，持续128年。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前后花费近20年的时间，后又经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康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至1795年，长达133年。

二是政治清明，政策稳定，法制宽松。“三大盛世”都政策稳定，法制宽松，从而使全国的政局稳定。汉文帝比较民主，鼓励臣下进谏，下诏废除“诽谤朝政罪”、“妖言罪”等。“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主动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造成君臣之间关系融洽；各种制度、法规的建立充分尊重广大民意，唐太宗还主动为前朝旧臣及其子女平反冤假错案。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共议国政，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求治的风范，促进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

三是经济繁荣，民富国强。“三大盛世”都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国富民强。西汉盛世改变了汉初经济凋敝的窘况，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充溢于外，腐败不可食”的情况。大唐盛世更是留下了许多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的佳话。康乾盛世时期，农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最多时达51%，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四是对内对外思想开放。“三大盛世”之所以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繁荣景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集团成员胸襟开阔，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吸收域外思想文化。贞观时期，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都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国民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逢迎，大国风范随处可见。

老子认为，国家要达到无为而治，除了政治宽厚使人民淳朴外，主要是要爱惜民力，爱惜民力就是在积蓄力量，积蓄力量也是在积德，不断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掌握了这个就可以说掌握了治理国家的道理，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要做到“无为而治”，当政者还要善于发挥每个人的专长，爱惜人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世上没有无用之人，也没有无用之物。所以，“圣人”经常善于挽救人，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拯救物而没有被遗弃的物。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财富。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不爱惜自己的财富，虽然认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是很糊涂。这就是深妙精要的道理。(根据演讲者在泰州市民大讲堂演讲整理)

【坛主小传】

刘庭华，江西南康市人，历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中国***兵法学会、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和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课题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