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主义：重温“罗斯福新政”的启示

众所周知，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灾难异常深重。面对危机，西方各国分别采取了不同政策，取得不同的效果。美国因为得益于“罗斯福新政”而逐步摆脱危机、重新走向繁荣；而德、日、意等国却没有这么幸运，右翼势力纷纷上台，实行法西斯极端专制统治，最终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罗斯福新政”其实分为两大部分、两大环节：一是经济复兴政策，一是社会改革措施，即“三R新政”——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单从以往的教科书中知道“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复兴政策，而不知道其社会改革举措，就如同单知道亚当·斯密仅仅写过《国富论》、是一位经济学家，而忽略他写过《道德情操论》、是一位社会道德论者一样。

“罗斯福新政”第一步的经济复兴政策包括《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旨在针对银行凋敝而区别对待以重振金融业，加强农业产业基础地位以扩大内需，限制垄断而复兴中小企业以扩大就业。这些经济措施为前期摆脱危机、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新政”第二步即社会改革措施，归来起来主要有：（1）伴随工业调整，在企业内部给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调整劳资关系，稳定工人阶级队伍。（2）1933年出台《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并在后来将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解决失业问题，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如促请国会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专门吸收18-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去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之后陆续组建“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3）1935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新政”，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法”、“公平劳动法”、“税收法”等法规，营建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工会建设、促进劳资谈判，提高底层工人的待遇，恢复再分配体系等，以立法形式巩固前期新政成果，推到社会改革，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还有一点，“新政”拉动了耐用品消费，合理加强再分配，壮大了社会中产的规模，满足了社会中产的需求。

与德、日、意等国一样，“罗斯福新政”也基本放弃纯粹的自由主义，实行政府“强干预”，但是做法和效果完全不同。从社会改革方面看，“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调整了城乡社会结构和工农产业结构，加强公共事业发展；第二阶段是重点，调整了阶层关系（主要是劳资关系），加强了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就业计划等），拉动了中产的消费需求。正是因为这些富有“后劲力”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措施，大大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因而不但使美国度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萧条期，更主要的是，“罗斯福新政”掐断了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可能，即掐断了社会上层的财富和权力垄断，从道义上疏导了社会底层大规模暴动的可能，从而为美国在“二战”中成为巨大“赢家”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2008年底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后果越来越明显。危机对于社会加速转型的中国来说，既是严重挑战也是一次机遇。所谓“挑战”，当然是指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所谓“机遇”，即是对于转型期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利益关系是一个好的时机。从目前看，国家已陆续出台了很多措施，如发放“4万亿元财政拨款”，力图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加大基础设施（如所谓“铁、公、机”）、充实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自主科技创新、灾后重建等，旨在扩大内需，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经济增速；又如，中央正在加紧研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医疗改革方案”、“加强社会保障建设”等（象这些措施即便不是危机冲击，也是必须着重加强的社会改革）。所有这些举措都显示了大国积极应对危机的决心。但是，我们认为，调整阶层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这方面的举措仅见端倪；而且，这过程当中所谓“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又是否会转变成商家的利益争抢，把全国八九亿农民当中一种盈利工具或市场在运作，很难在道义上真心实意为底层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

有研究认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奉行一种忽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均衡的“民粹主义”思潮，即采取简单迎合社会底层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短期利益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主张。研究认为当时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赶不上城市化发展，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了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市民阶层，因而政府干预、福利社会等深入人心，比如通过强制性的全员就业、强制提高工资或实行补贴政策、大规模实施普惠福利制、强烈地偏向公有企业而歧视私营企业；在劳工政策和社会支出方面，力图学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以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快速缩小收入差距。正是这种“福利赶超”式政策，导致了财政赤字、债务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掉入了“赶超陷阱”。因此，呼吁中国当下政策，一要重视初次分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要避免强调分配忽视增长；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三是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张晓晶：《中国需要在增长和福利之间寻求平衡》，《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31日）。

诚然，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总量无法满足全员普惠制，需要确保经济增长效率。但是，我们也应该具体分析当下中国的社会和国情。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分析，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15%之差），这与拉美国家刚好相反；其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超出0.47（国际标准0.40为所谓“警戒线”），财富分配差距更大，可谓“少数人占据多数财富，多数人只享有少部分利益”；第三，若全盘放开户籍管制，中国农民是否会象拉美国家那样涌进城市，这需要不同的思考；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利益高度分割（城乡分割、区域分割、部门行业分割、阶层分割）的状态下，在有些领域，社会上层所形成的“利益圈”环环相扣、层层联结，形成一种“权贵主义”的社会结构态势，“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共存，左右着社会秩序的建构，而社会中、下层权益却屡遭侵蚀，形成为资强劳弱、官强民弱、上强下弱的阶层关系（《协调阶层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研究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10期），这种状况如不进行强力调整，是否会引发大的社会危机尚需思考；最后，当前这种杯水车薪的福利待遇，在分配中是否公允也值得考虑，最可怕的现象是“开着宝马，还拿着低保”。

关于财富集中问题。从风险理论角度看，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必然伴随着社会风险高度集中；一旦经济面临崩溃，财富风险也就极大地转化为社会灾难。而这种风险是系统化的。系统论强调安全系数增大之一在于风险的均衡分担。因此，公民间的财富分配“相对合理”而不是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是有利于化解社会风险、避免大灾大难的。美籍印度经济学家巴特拉曾经分析道：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所占份额却快速达到36.3%（[美]莱维·巴特拉：《1990年大萧条》，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因此伴随着高投机，财富高集中必然导致危机的严重性。

精英主义总想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而保守，而民粹主义最终总是过于激愤却无为。俯瞰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转型时代，国内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农民工”十分类似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来源于自耕农、雇农、小手工业者等（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因此，另有学者干脆直指今天的中国十分类似于马克思在伦敦草拟巨著《资本论》的时代，即经济资本上升、社会结构分化、社会矛盾加剧。这使得我们不由想起与马恩同时代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其名著《双城记》的开头语写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最担心的是时代伟大而政事平庸。

无论“高傲的精英主义”还是“平庸的民粹主义”，其实都是一回事：在赢得选票和自我利益中劳民伤财。我倒觉得，目前中国需要一种“中产主义”新思维。中产者作为利益主体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既不是维护“精英主义”的既得利益垄断、甚至于与之抗争，也不会一味迎合“民粹主义”的碌碌无为、甚至于蔑视它的低媚；它而是弥合了二者的各自偏执，代表着社会发展必需的凝聚力、向心力、合作力；它积极向上，但又抵触上层的庸俗；它来自底层，同情且有能力扶助底层的贫苦；它体现着一种社会良知和政策智慧。“罗斯福新政”恰恰是一种“中产主义”思路，它提升了底层、抑制了上层，它拯救了美国。我们需要这样的“中产主义”。

（此稿初作于2009年6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