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权二代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权二代

□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富二代和权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传统上所谓纨绔子弟的毛病更加突出。在民众眼里，他们是普遍受到质疑的。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二代迷思”情绪。好多的人，都对现在的第二代感到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80后也已奔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在各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后来证明，这种担心往往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这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当年我们七八岁就会做的事，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替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权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娇生惯养、没有担当，有些人甚至不屑于学习生存技能，传统上所谓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更加突出。更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中国由于较早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便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贵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更是如此。尽管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大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家族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势必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故而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耕读传家的传统。直到民国，有家学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的，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有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从而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权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今天的权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一个都没有，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后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体制的悲观派，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彻底改变其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他们的操作方法一般都是交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在现行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当某些地方官员做得太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子女时，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后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自己在官商两界的关系，让他们继承国内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某些民营商人由于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属于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他们培养富二代的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却跟官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通过网络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20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权二代，他们跟自己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更加怨恨把持金钱和权力的人。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权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少有能在发达国家做成功的。从根本上说，作为社会精英，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其走上正常发展之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自己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权二代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可以说，富二代和权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民化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大多数的富二代和权二代，个别人也许例外，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