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财富观(百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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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财富观(百家谈)

陈鲁民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0年3月19日   第 07 版)

 

  袁隆平

 

  一份评估机构的报告称,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价为1000亿元。袁隆平却不以为然:“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他说,自己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这位8旬老人坦承自己的财富观: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够用就好,再多也没用处。

  两弹一星功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将他的奖金100万港元全数捐献,用来奖励从事科研事业的后来者。当央视《大家》栏目主持人问他何以如此时,本以为彭桓武会说出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而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钱够花了,再多就没用处!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人强拉着去逛市场,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本以为终日呆在书房的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并心生羡慕之情,可是,这老头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里竟有那么多我用不着的东西。

  从袁隆平到彭桓武再到苏格拉底,他们所说的“没用处”,并非故意矫情,也不是说他们的钱已多得花不完,更不是说他们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而是说,对于他们简单、俭朴和极有规律的生活来说,现有钱财已完全够用了。这个“没用处”,看似简单明了,其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彻悟,大智慧,大胸怀。就生性淡泊这一点而言,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想想也是,我们许多人早起晚归,终日打拼,费尽心机,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你死我活,其实很可能是在争一些“没用处”的东西。譬如说世人都最看重的金钱吧,西方经济学有个著名的边际效应,吃第一个包子和吃第二个、第三个包子的作用在逐步递减,吃到最后就一点作用也没有,甚至还要起反作用。金钱的作用也是这样,从满足必要开支到略有节余,再到腰缠万贯乃至富甲天下,其对人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小,直至无用,甚至起反作用。

  清代巨贪和珅巧取豪夺,挣下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相当于清政府9年财政收入总和,可这些钱对和珅的唯一用处,就是白白地替嘉庆皇帝存了一大笔财富,并因此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当今贪官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虽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各种物质条件应有尽有,生活保障十分周到,平时就没有多少可以花钱的地方,可还要拼命地贪污受贿,狠狠捞到了那本来对他们就没有多少用处、到最后也没有用上的几百上千万的金钱,同时也领到了进入地狱的通行证。

  《菜根谭》说:“夜眠八尺,日啖二升,何必百般计较。”江苏华西村老当家吴仁宝说得更直白:“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吃三顿;房子豪华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的确,一个人的正常消费量和所需要金钱是很有限的,再多就是浪费和奢侈,暴殄天物,最主要是也没有用处。因而,一个人如果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贪得无厌,自戴名缰利锁,为物欲所驱使,在“衣食足”、“仓廪实”之后,还要疯狂和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不仅是愚蠢和可悲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

  古人诗云:“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正因为其少如凤毛麟角,就更显其难得珍贵,也更令人景仰敬重;于是就想起范仲淹写在严子陵祠堂的那几句名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