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马克思 《资本论》(全书第一卷下）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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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在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又是以什么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未运用历史逻辑。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眼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末，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末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方式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这才是机器和工具的差别。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工具机，而非蒸汽机。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象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的性能一开始并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会制造得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也就是说，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环锭精纺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水不能随意增高，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
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封面，第四个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每小时制成3000多个信封。1862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300个纸袋。在工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种工作机只是比较复杂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这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到推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连结。正象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
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末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当然，在这里也象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在各个特殊工人小组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成了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结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末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象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象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精纺机以前，走锭精纺机口若悬河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象工具一样，要由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转动刀架还未变成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联合在象前面所说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象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一种小机器一样，正象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风以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已经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制造的。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转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
“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末，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机，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例如，奈斯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呎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大概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原因。
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坚固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象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无偿地为窃取了自然的资本服务。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产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象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18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
“一实际的机械马力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吋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
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15台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末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分析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因为产品的总价值下降得更多。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末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培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每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斯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5 5/
前面已经说过，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3便士或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这15先令决不是这66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末，这66个工人一小时就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3000镑，那末，这3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000镑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这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所无法表现的。当资本替代劳动时，他们只注意到数量有没有变化，而没有注意到产品的价值及其构成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能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是一个工资接近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仅接近劳动力价值的社会。那时不仅物质生产具有一定的计划性，而且劳动者自身的生产也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其中，物质生产的计划性并不是过去那种取消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而且通过某种机制收集、整理和公开全面的信息，来引导生产的计划性。】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十八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这是因为工资水平不一样。一个地区工资水平越低，机器越难以运用。如果越不发达地区工资越低，而机器利用越多的地区越发达，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这两个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大，除非这两个地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但这样一来，不发达地区工资将提高导致更多的机器被运用，而发达地区的工资下降，将妨碍更多的机器被运用。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不知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如何解释为何同样的生产，美国人用碎石机而英国人不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这一点能解释今天北京驴车的依然存在吗？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表现，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
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定，未满13岁的儿童只能劳动6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13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满13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20年来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不论在什么地方，想要不掺假的统计材料都是很困难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拜特纳－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归父母)，2便士归我自己用作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
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2000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权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不满13岁的儿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因而出价较高的工业部门。但由于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因此，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平等”的真正含义：对资本家来说，就是平等地剥削；而对工人来说，就是平等地被剥削。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047人)；24个区是10000人至11000人；39个区是11000人至12000人；48个区是12000人至13000人；22个区超过20000人；25个区超过21000人；17个区超过22000人；11个区超过23000人；在赫乌、乌尔未汉普顿、埃士顿－安得－莱因和普雷斯顿等地超过24000人；在诺定昂、斯托克波尔特和布莱得弗德等地超过25000人；在威兹比奇是26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125人。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疏远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在此以前人们认为，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儿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变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
英国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并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看它是服务社会的，还是只是为了统治被统治者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主要是教育此时看起来还无助于增进工厂主的利益。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高明’。”
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做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起，
“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作中类似的经历。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 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 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就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 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 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3、4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整整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象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7 1/2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 1/2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这种情况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所没有考虑在内的。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能否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商品的价值也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于是，商品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静态的。在历史上，铝的价值曾经高于黄金的价值，随着铝的生产工艺的改进，成本大大下降，其价值也降到黄金价值以下。而且这个定义可以用于说明钻石等稀有物品的高交换价值。可能有人没费什么力气和时间就非常运气地捡到了钻石，但他不可能一直有这种运气，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大量提供钻石，就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钻石。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区分人造钻石与天然钻石，那么稀有的天然钻石的价格就会下降到与人造钻石一样。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艾释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艾释华特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不是工人被机器替代，而是资本相对不足，从而工人显得多余。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种内在
446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象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在这方面毫无发现一样。现代庸俗经济学仍然在这方面毫无进展。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辩护说，因为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具有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的天生禀赋，所以群众应当受奴役，以便这少数人能够发展和发挥他们的禀赋。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学习曲线”。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末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1 1/5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 1/5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 1/3小时剩余劳动和6 2/3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对这种劳动强度的变化，现代庸俗经济学毫无发现。参见其最著名的生产函数论文：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 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 1/2便士。”
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力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装置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1/5)。
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
1844年，艾释黎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 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束，1843年达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声称，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假定劳动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并由此提出为中共十六大所接受的按要素分配说。然而，资本和劳动并不是可以相互独立变化的。如果机器速度加快了，而劳动强度不跟上，那么这种加快就只会造成损失，而不会带来收益。没有劳动的增加，资本的增加是毫无效果的，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实际上还是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一个组成部分。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工厂主之所以能够找到合适的限度，不是因为这种人人都会的不断失败的尝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工人所不具有的天生的禀赋。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的产品不可能和12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环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环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是5000转，而走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接着他写道：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呎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 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额定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末1856年就需要175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算法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093799个锭子，1862年有1388544个锭子；1856年有9260台织机，1862年有10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830个，1856年是1324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289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末，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617台，1856年是38956台，1862年是43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737人，1856年是87794人，1862年是86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956人，1856年是11228人，1862年是13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
1863年4月27日，议员弗兰德在下院说：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今天，在英国和中国的一些高收入的职位，如金融业，也有延长工作日的现象。其表现不是公司硬性规定延长工作日，而是不规定下班时间或者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老板故意不走。看看老板没走，谁也不好意思先走；而谁也不先走，就更没人敢走，于是只好“自愿”地为老板无酬地加班。资本家的这种手法是极其巧妙和恶毒的。应当规定工人的“自愿”加班时间的限制，并且对这种“自愿”加班规定报酬，其数额应当数倍于正常的工作时间的报酬。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
4、工 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式。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既然受同一个自动发动的动力的支配，那么这种协调就只能在企业内部，而不可能通过市场。从而，科斯的企业理论是如此地幼稚，以致于得到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最高奖——诺贝尔奖。见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4 (16), 386-405.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象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曾轻蔑地说，是帅养活将，将养活兵。所以他后来很自然地草菅人命。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马克思在这里的注解中，列举了不少例子。比如，迟到1小时扣9先令，而一周的平均工资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等等。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也能轻易见到。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这里说的，其实都是中国今天看到的事情。《资本论》何来过时之说？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十七世纪，反对所谓Bandmuhle(也叫做Schnurmuhle或Mu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贫民的暴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那末，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多半认为，分工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50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1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1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80万织工抛向街头，那末，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l卷第1分册第19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这种方法应用在农业上，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末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象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象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变成了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说，需要救济的工人会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a 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暂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整整一个生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一种安慰抵销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完成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 1/2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确认：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诚然，一旦这些织工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机器带给他们的就只是“短暂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烈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完善起来。”“把蒸汽力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挤。”“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如果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那就只能用机器还不能代替的智力劳动对抗资本。而资本则会力图发展智能机器。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力。但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下竟会引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75台梳棉机，现在只用12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 每星期节省工资10镑，少出飞花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1/4，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1/2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10％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1/3的人手和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契得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70个半日工。”
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是，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20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612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用盖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联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走锭精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义，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正确的。不过，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13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2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器迫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这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末，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学术”水平也不过如此。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五十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五十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五十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成1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这种减少了的需求没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们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变成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这些先生们反而用他们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末，在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现代庸俗经济学力图将这些反对者排挤出学术界或学术界的上层，以便他们真正愚蠢的理论能够大行其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一语揭穿现代庸俗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实质。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产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末，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再拿原料来说，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时间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这些被珍妮机、环锭精纺机和走锭精纺机比如说在英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最终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变成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像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211人，电报业有2399人，照像业有2366人，轮船业有3570人，铁路业有70599人(其中包括大约28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五种新工业总共有94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现代服务业中的保姆为其服务的家庭做饭，是一种劳动，但属非生产劳动；而在餐馆和食堂里做饭，就象面包房里的工人做面包一样，属生产劳动。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6259人，妇女10289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1208648人。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末，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用94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用88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
根据某些经验过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部分占2/5，可变部分占3/5，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4/5的不变部分和1/5的可变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2/3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末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000镑，那末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能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654人。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所谓的经济全球化。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见下表)略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生产是否过剩，是判断经济繁荣还是危机的先行指标。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则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有人非议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人宁愿失业领救济，也不愿工作。可谁愿意象羊一样被赶来赶去呢？有些中国人愿意，那不过是他们对各种屈辱麻木了。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穷困。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反谷物法同盟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提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保护大地主和贵族的谷物法应当废除，但工人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进行废除谷物法的斗争时，要注意争取自身的利益。今天，各种蛊惑性的欺骗依然很多。学习《资本论》，有助于我们识破这些欺骗。】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相反的趋势，美国南北战争，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得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887家工厂中，有2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372家。小工厂多半是在
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交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1/3，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飞花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质地不纯，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时，情况已经比较好转，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产品出了毛病，这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也常常要从工资中扣除房租。难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表明特征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象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而资本家则不论是否增长了利润，都由此增长了他们应当做老爷的“天生禀赋”。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 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 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1/4磅棉花和2 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 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卖的布，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独霸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附注略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卡路里机，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 1/2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性质的制品生产不是由顺序展开的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会特别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十五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逐渐溶解，并不断发生变化。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梯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卡内里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可以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呎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呎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 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 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 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南奥菲尔德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4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现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死亡统计表：略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定昂贫民诊所特鲁曼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
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地方是20至40人，有些地方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 1/2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呎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呎。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呎。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砌的是石板或砖块。如果工人们也有与士兵们同样的500立方呎/人，那么许多士兵就是多余的了。显然，从工人们那里省出来的空间会远远大于多出来的士兵所占有的空间。
“在诺定昂，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呎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 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贫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定昂周围80哩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现代庸俗经济学就很会说这样的漂亮话，比如帕累托最优之类。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洪尼顿花边业区，包括戴文郡南海岸20哩至30哩宽的地带和北戴文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培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劳动到12岁或者15岁。年龄最小的儿童在第一年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象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呎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 1/2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
在白金汉和培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区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儿童近7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挨饿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呎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 2/3立方呎、17立方呎、18 1/2立方呎，最多也不到22立方呎。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呎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资本主义是造成东西方亲情观不同的根本原因。而电影《刮痧》所表现的西方世界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对家庭关系的干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上彻底毁灭家庭亲情而造成的对未成年人的残酷压迫的一种修正，但后来却成了西方人自以为优于东方家庭关系的一种“先进”文明。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未婚先孕也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在居然成了一种时髦，可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希望今天的中国不是与这样的“模范”国际接轨。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业，便帽业，裁缝业，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衬衫业和缝纫业，胸衣业，手套业和制鞋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劳动者。最近十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支出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 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 在这些劳动场所尽管通行的是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但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种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变的趋势。对“路径”的依赖是极有限的。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从而迫使家庭工人出卖自己的缝纫机。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象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末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结集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末，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也属于这种“不可能”。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 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土坯烧得更快了”。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量，结果从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138628镑。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由于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3分钟到1小时或1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年第6节第6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18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他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中国的立法者和规定的制定者要好好学习这一段。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象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末，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在这个领域里，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因为资本家有这种情绪，而赋予他“剩余索取权”。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象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赶时髦的风气，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但是，正象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议会的一项普遍法令的压力下”，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在英国的议会里，地主和贵族有时会与资本作对一下，而这种作对有时抵消了资本的某些弊端，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但在忙于招商引资的今天中国，在立法机构里与资本(有时)作对的一方又会有谁呢？
9、工厂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象棉纱、走锭精纺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谈到工厂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的某些条款。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它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卷里还会谈到，工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保护他们“人手”的四肢的条款。在这里，再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大家知道，在过去二十年间，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64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1800个。每到秋冬两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妇女，即附近小租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从事往辗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程度来说是机器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从1852年至1856年就一共发生6起造成死亡和60起造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简单的装置就可以防止。达翁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医生冯·怀特，在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大多都是身体被铡掉四分之一。受伤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就是变成残废，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通过国家对打麻工厂的适当监督，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牺牲。”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卫生保健设施，也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这里仅仅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吗？
“1864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200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场已经有二十年或者根本就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些作坊里雇有27878个工人，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过度的日间劳动甚至往往在过度的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了。”
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指出，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500立方呎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末，法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法在500立方呎的空间面前碰壁了。今天中国的许多法律法规也在“招商引资”面前碰壁了，进而被废弃和修改了。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500立方呎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条件。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如果普遍地来说，个人是自由的且个人的所谓好的前途并不要求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就不会是教育制度的重心。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这种粗野与反常，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就象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是美国扶持起来的一样。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往往需要4个少年。”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这是资本主义失业救济的原因之一。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依附，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旦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现代庸俗经济学则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所以现在很多人不得不去多考几个证：驾驶证、计算机证、会计证等等。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这也是今天的教育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
当工厂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父母权力)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的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 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 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电影《刮痧》所表现出的中外理念的冲突，只是历史上中外的资本主义基础不同造成的，并不是西方有多么“文明”！它也说明，西方人在内心上已失去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传统。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在工人中直接使妇女摆脱了对男人的依附。
工厂法从一个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法律，发展成为一切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式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在这里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情况：第一，经验不断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第二，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由衷的呼声吧。伍·库克斯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未经规定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他在晚上总是感到不安，工场一关门他就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生意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把较小的工场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对较大的工厂主来说还有一种不利：他们的少年工和女工的供给会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的。”今天那些主张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把140多万儿童、少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厂法的约束之下。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工人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而且对直接和间接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则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体力储备，而这同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是息息相关的；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
托利党内阁在1867年2月5日通过国王演辞宣布，它已经把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提案定为“法案”。做到这一步，竟需要在无价值的生物体上进行一个长达二十年的新试验。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 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但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一些报告说明，这种惨状仍然存在，同过去一样严重。两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1842年受到指责的弊端，在今天仍然非常泛滥…… 这份报告二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象当年拒绝童工调查委员会1842年的要求那样，拒绝该委员会1863年的要求了。因此在1864年，当该委员会只公布了它的一部分报告时，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党内阁通过1867年2月5日的国王演辞，公布了以童工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议案为基础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和21日，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场管理条例先后获得国王批准。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时雇有50名以上工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引用该法律规定的几个定义：
“手工业是指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或者附带从事的手工劳动，它用于制造、改装、装饰、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天的房间或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师傅或在符合下述详细规定的尊亲之一的手下从事一种‘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某一……儿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中国的法律也很少非常严谨地下定义，所以执行起来很不容易，对于胆大妄为者往往是一纸空文。第7条规定，凡违反该法律的规定而雇用儿童、少年工人和妇女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工场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有监护权或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直接好处的人”。但不对被雇用的儿童、少年工人和妇女处以罚款。中国股市一条荒唐的规定是：当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及其指使的董事会伙同会计师和律师出具虚假报告欺骗中小股东圈钱时，要对上市公司处以罚款，也就是要使中小股东遭受进一步的损失。真不知股市管理当局中的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可耻的例外规定和对资本家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的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它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1871年议会从这些当局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了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10万多个工场，单是砖厂就增加了300个，但对于本来就很缺乏的视察人员，只十分谨慎地增派了8名助手。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中国的人大、高法、高检也是，一方面，要防止假冒伪劣过火；另一方面，又很不彻底、很少诚意，从而使王海式民间打假最终破产。1862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订；现在，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劳动人民只能在统治阶级存在利益对立的集团时才能苟延残喘。
1840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过了1842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10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1860年，制订了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办实事的官员人数不能少。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1866年7月23日》。这是由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有全权传讯证人的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报告本身一共只有五行，内容是：委员会无话可说，还必须传讯更多的证人！
讯问证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国法庭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弄得证人胡里胡涂，然后对他的话加以歪曲。而这正是中国国内的现代庸俗法学所推崇的。中国的律师们也因此邯郸学步地穿上了律师袍。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人是矿工，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为了便于考察起见，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要记住，问题和回答在英国蓝皮书中都编有号码，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证词。
1、矿山中10岁以上童工的劳动。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续14至15小时，有时还要长，从早晨3、4、5点钟到傍晚4—5点钟。(第6、452、83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或者说劳动8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儿童不换班。(第80、203、204号)年幼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122、739、740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动一直要做到18岁或者22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挖煤劳动。(第161号)现在儿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第1663—1667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订一项法令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哈西·维维安(他自己就是一个矿山经营者)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勃
2、教育。矿工要求象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的法律。他们认为，1860年法令中关于使用10—12岁儿童要有学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审讯官的“寻根究底的”盘问在这里实在可笑极了。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约束。”(第115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116号)“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有。”(第137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第211号)“为什么不送孩子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孩子们都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资产者最后断定说：“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罗？——决不是，不过……”(第454号)“1860年的法令不是规定矿主等等在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矿主不照办。”(第443号)“你认为，法律的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444号)“矿工对教育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717号)“他们都盼望实行这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718号)“为什么他们不迫使实行这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儿童做工，但是他会成为被记名的人。”(第720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721号)“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做。”(第722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儿童呢？——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723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1634号)“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工人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子？——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1636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1638号)“在哪一方面？——生理方面。”(第1639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对其他阶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1640号)“这类问题可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1644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够。”(第1646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入学，那末，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会办起来的。”(第1647号)“不只是绝大部分孩子，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都不会写不会读。”(第705、726号)
3、妇女劳动。虽然从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12岁至50、60岁不等。(第647、1779、1781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反对这种做法。”(第648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649号)…… 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650—654号、第701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那末你仍然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710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 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1733号)“那末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1734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1735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象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生理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当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1736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1737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1740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1750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1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53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她们的连累。”［第1793、1794、1808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4、验尸陪审员。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陪审员的调查，那末，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法院的审理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360号)“为什么不满意？——特别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不让干别的。通常总是邀请邻近的小店主当陪审员，这些人受矿主即他们的顾客的影响，对证人的技术用语一窍不通。我们要求由矿工担任一部分陪审员。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361—375号)“陪审员不是应当公正吗？——是的。”(第378号)“工人会成为这样的陪审员吗？——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工人不公正。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第379号)“但是他们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第380号)
5、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重量计算，不要按桶的容量计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桶被暗地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就可以离开矿井吗？——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资本是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力量的，所以工人必须团结起来。(第1071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不公平的。”(第1072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吗？——是的。”(第1073号)为什么是14天后，而不是当天？因为，如果是当天，资本家就无法组织生产了，从而也就不敢加大桶的容量了。今天中国的工人要离开他所在的地方也要在提出声明若干天后才行。
讯问就此了结！
6、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现在有人要在互联网上给雇工记黑档，所谓中国黑档。其实，最黑的是黑档本身。1860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7年才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只要惩罚足够重，且视察员能够尽责，杀一儆百是可能的。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不能做任何事情的70多岁的老头，他要管130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副视察员。”(第234号及以下各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280号)“你是否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通风等责任从矿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员身上呢？——绝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迫使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285号)“你说的副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资历浅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绝不希望要资历比较浅的。”(第294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这也是今天中国矿工的需要。(第295号)“如果你们要求派次一级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末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吗？…… ——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第297号)
这种讯问法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进来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531号)“所有这些旧矿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人们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一个煤矿工人对1860年法令第17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20天的考虑时间；20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任何改进。但是矿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荐5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581号)
资产者讯问人(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纯粹是一种思辩的异议。”(第586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的正直评价很低了？人的正直往往受活命的饭碗影响，就象资本家手下的所谓的“正直”的新闻媒体。——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588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第589号)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能。除非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暴动时，也不请求政府的帮助。”(第1042号)
1865年在大不列颠有3217个煤矿和12个视察员。约克郡的一个矿主(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每个矿山每10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特别是1866年和1867年)惨祸发生的次数和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次竟牺牲200—300名工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之处！此类现象正在中国重演。
1872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今天中国的地方官则和矿主勾结起来隐瞒事故，从而也就无需对事故负责。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都完全失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从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
549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中国的改革能够导致经济的飞速发展且社会没有太大的动荡，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并且中国农村盛行小生产和家庭劳动，起到了整个社会机构的安全阀的作用。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10、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但是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1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1205人。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象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应当对各种“科学”种植和养殖打个问号？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见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并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宏观与微观的差别。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末，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因而服务业也有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卷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它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并非只有生产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也的确需要这样一个区分，至少这个区分对资本家意义重大。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
至于各种中间形式，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在这些中间形式中，剩余劳动不是用直接强制的办法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生产者也没有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象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正如现代家庭劳动的例子所表明的，某些中间形式还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再现出来，虽然它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部门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部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绝不应该象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辩证关系之一。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并且，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洛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个体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300磅，有时可采得500磅至600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
假定东亚的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6天。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说明，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现代庸俗经济学关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替代的鬼话，关于种种数学上的处理，也是只考察量而不考察质。但在质没有考察到位的情况下，量是不可能被正确考察的。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今天的一些中国学生也懂得看《资本论》是非常危险的，至少会打破他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对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信心，从而很难再吃现代庸俗经济学这碗饭。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换句话说，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劳动资料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之处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在这里，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被说成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20％，那末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20％。”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本家生产了20％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20:100。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资本家预付了500镑，其中400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100镑预付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20％，那末利润率则是20:500，即4％，而不是20％。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很乐于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料，他就可以在完工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将这个美国农民的产品(实际上是新增产值)分为三个部分：他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利息，他自己做奴隶的报酬和他自己做奴隶主的经营所得。
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我们也可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或者按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术语是消极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象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现代资产阶级未必平庸，但它的“大思想家”或现代庸俗经济学家的水平却必须是平庸的。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的自然差别。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
我们假定：1、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含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I、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例如为6先令，虽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以致6先令的价值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一个不变量，例如6先令。这个不变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劳动力价值(这个价值由工人以等价来补偿)之和。不言而喻，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当中，一个部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反过来，劳动力的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的同时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的变化是以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相反的变化为前提的，但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它们会以相同的量增加或减少。但是价值产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变化以前的原来的划分。假定劳动力价值为4先令，或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或剩余劳动为4小时；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到3先令，或必要劳动降低到6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就提高到3先令，或剩余劳动提高到6小时。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减少的量都是2小时或1先令。但是量的相对的变化在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即降低了1/4或25％，剩余价值则由2先令提高到3先令，即提高1/2或50％。由此可见，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变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工作日中原来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原来较小，比例就较大，原来较大，比例就较小。现代庸俗经济学用“弹性”来取代“比例”。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
因为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并表现为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剩余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有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又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变化都是由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而引起的。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现在，我们又得出，它们的相对量，如果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8小时降低到6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3先令8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2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3先令4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10便士等等。下降以3先令为最低界限，但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3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那末，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1 1/2先令，而是下降到2先令10便士，2先令6便士等等，那末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就是为什么要“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因为此肉的价值不过是以前粗粮的价值而已，尽管其价格已经因为通货膨胀而大大上涨。可惜中国的领导集体不懂其中的道理，以为可以忆苦思甜、致富思源，让人感恩戴德。其实，现代庸俗经济学早就要工人以此感资本家的恩了。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他的阐述中的缺点是：1、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条件。他不认识工作日长度的变化，也不认识劳动强度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成了唯一可变的因素。2、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更大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上面已经说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这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C)为500镑，分在原料、劳动资料等(c)上共400镑，分在工资(v)上为100镑；再假定剩余价值(m)＝100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m/v＝100镑/100镑＝100％，而利润率m/C＝100镑/500镑＝20％。此外，很显然，利润率还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率不发生任何影响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
II、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劳动强度的提高，与资本强度的提高，对单个产品的价值的影响不一样，对总产品的价值的影响也不一样。这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看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如果劳动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6先令，而是表现为7先令、8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末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产品由6先令提高到8先令，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劳动力价格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总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撇开一时的例外情况不说，只有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产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才能引起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变化。这种限制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不论劳动量在外延上还是在内含上发生变化，劳动的价值产品量总要相应地随着变化，不管这个价值借以体现的物品有怎样的性质。
如果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的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的应用上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
III、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但是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一切反对缩短工作日的陈词滥调，都认定这种现象是在这里所假设的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紧随着工作日缩短以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会发生变化。
2、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剩余价值是3先令。那末，整个工作日就是12小时，并表现为6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就其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在第I节所假设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不发生变化，它的相对量就不可能变化。相反地，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
因为工作日借以表现的价值产品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这种同时增长可以发生在下述两种场合：工作日绝对延长，或者工作日没有绝对延长，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
IV、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销。其实，根据I、II、III节所作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因此在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两种重要的情况。
1、劳动生产力降低，同时工作日延长：
这里所谈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是指这样一些劳动部门，它们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就是一个例子。假定工作日是12小时，它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其中一半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为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假定由于农产品的涨价，劳动力的价值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由6小时增加到8小时。如果工作日不变，剩余劳动就会从6小时减少到4小时，剩余价值就会从3先令降低到2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即从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那末剩余劳动仍然是6小时，剩余价值仍然是3先令，但是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劳动计量的劳动力价值相比较却下降了。如果工作日延长4小时，即由12小时延长到16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量不会改变。但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由6个劳动小时增加到8个劳动小时，即增加1/3或33 1/3％。可见，在劳动生产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时延长的情况下，即使剩余价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绝对量仍可保持不变；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日延长到一定的程度时，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绝对量都可能增加。
在1799年到1815年期间，英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名义工资的提高，虽然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论，并且把这个仅仅存在于他们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出发点，来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的分析。现代庸俗经济学恰恰继承了用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出发点的做法。但是在当时，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这正是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获得了公认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第248页）从这里可以看到，“先递增后垂直再向后弯曲”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劳动供给曲线，是多么虚伪的理论。】
2、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它们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绝对最低界限，总是由工作日的这个必要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如果整个工作日缩小到这个必要的部分，那末剩余劳动就消失了，这在资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单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过去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单个企业浪费而整个社会节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这两者之中择其一。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是劳动分配的平均，而非劳动收入分配的平均。不同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有所不同。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I、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II、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产品价值＝剩余产品/总产品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12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的其他各项假设，在这里，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必要劳动＝3先令剩余价值/3先令可变资本＝100%
但是，根据公式II，我们却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3先令剩余价值/6先令价值产品＝50%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100%。应当是相对的比率而非绝对值不能达到100%【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这是我所要学习的。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代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所淹没了。而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却成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新思想。——弗·恩·}】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100/100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价值产品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100/100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100+x)/100。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或其价值的1/4，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3/4，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柯布—道格拉斯也进行了类似的计算，并成就了现代庸俗经济学著名的生产函数。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II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物化在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作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作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作，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中就是这样做的。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这些“按要素分配”和“自由的协作”的旧戏法则在今天的中国“与时俱进”了。
但是，公式II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I。例如，如果我们知道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则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必要劳动＝100/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III、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无酬劳动/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象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只是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事情就好象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主要在于，企业产出剩余价值。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在现代庸俗经济学那里表现为劳动的边际产出，只是由于边际产出递减，而资本家按最低的边际产出支付工资，从而就象消费者获得消费者剩余那样，资本家获得资本剩余。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做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物化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末，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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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6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6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也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12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6先令，就是说，少于12小时劳动。12小时劳动同10小时劳动、6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阐明或表述。
从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既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所以，并不象某些新劳动价值理论所说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以往发明家的技术剩余。《资本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好好看一遍，就妄提什么理论，只能自取其辱。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物化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34、35页)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也同样反映出分析的无能。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象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会互相抵销，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销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西决定的。（正态分布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是相互独立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也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但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谈到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时，只是兜圈子，没有前进一步。而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倒退到用这种兜圈子的方法来解释商品的价值。可见，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人们研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值同利润率、同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替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寿命来计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寿命相适应的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而这3先令是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工人获得了3先令，他就获得了他的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如果劳动力的这个日价值当作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公式：12小时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这样一来，劳动力的价值就决定劳动的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现，就决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末劳动的价格也就会同它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末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上述例子中，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3先令，为了再生产这一价值，劳动力需要执行职能6小时。可是劳动力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因为劳动力实际上执行职能12小时，而劳动力的价值产品不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一看就是荒谬的结果：创造6先令价值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
其次，我们看到，体现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6小时劳动的3先令价值，表现为包含6小时无酬劳动在内的整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好象是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末相反地，要了解这种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在这里，法权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权上对等的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
其次，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是在事后才实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这里就是实现所提供的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职能，即一定的有用劳动，裁缝劳动，鞋匠劳动，纺纱劳动等等。至于这种劳动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比如说3先令，对他说来，他的12小时劳动实际上是3先令的购买手段。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随着他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或者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但是不管怎样，他付出的始终是12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等价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化。由于这种情况，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亚·斯密就反过来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虽然生活资料的价值会变化，因而对工人来说，同一个工作日会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货币。
另一方面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末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功能的价值。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劳动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区别只是在于：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力是由工人自己出卖的，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的。
总之，“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现代庸俗经济学同样做不到这一点。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首先应当指出，在第十五章叙述过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只须改变一下形式，就转化为工资规律。同样，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变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间的区别，现在则表现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有别于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概念，请看下文。在本质形式上已经阐明的事情，再在表现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说明计时工资的若干特点。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工作日的长短，即依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而非劳动力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货币额。因而，在考察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工资总额，即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工作日为12小时，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3先令/12＝3便士。这样得出的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 3/5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3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2 2/5便士。虽然如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例如，一个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3 3/5便士。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12小时，那末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3先令7 1/5便士，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含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因此，存在着不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各种方法。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这种情况下，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它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如果工人现在一天就业不足12小时（或者一周不足6天），比如说只有8小时或6小时，那末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只能得到2先令或1 1/2先令的日工资。因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日工资，一天必须平均劳动6小时，又因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时内只有一半时间是为自己劳动，而另一半时间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业不足12小时，他就不能挣得6小时的价值产品。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度劳动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源泉。即工人不是先补偿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是一边补偿自身的劳动力价值，一边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一旦劳动时间不足，由于资本家一定要拿到相应的剩余价值，于是工人得不到补偿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足额工资。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不承担支付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义务，而只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劳动小时就支付多少小时的报酬，那末，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联系就被消除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因此，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的企图，发动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动（1860年）。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不正当的作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质量上的改变以及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就业不足的现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形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劳动价格或劳动小时的价格不变，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劳动力的日价值/工作日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达到一定点（比如满10小时）的工作日当作是正常的（《normal working day》〔“正常的工作日”〕，《the day‘s work》〔“日劳动”〕，《the regular hours of work》〔“正规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正常工作日在这里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在英国各种产业部门中，在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时，劳动价格的增长造成了这
598样一种情况：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快意的事情。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1839年到1859年二十年间的比较观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察，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
从“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量”这一规律中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充分暴露现代庸俗经济学劳动供给曲线规律违反历史逻辑的虚伪。
但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资本家能够长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最后则迫使他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即日工资或周工资反而下降了。这里只要指出两种情况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末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而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空想”是，劳动价格的降低会减少劳动的供给。大概在他们看来，工人可以靠喝西北风生活。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不算入成本。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商品按一般利润率的规律交换，而不按等价交换规律交换，即无酬部分的部分劳动价值要赠送给商品购买者。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它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只是指出这一运动，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北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分做我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好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其次是靠从工人身上榨取18小时的劳动而支付12小时的工资…… 工人的无酬劳动是用来进行竞争的手段…… 面包业主之间的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他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12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取得18或20小时劳动，那末，他必然会在出售价格上把我击败。如果工人能坚持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完蛋…… 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人，他们被迫满足于几乎任何一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资。”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采取的也是低价面包房的手法。
这种诉苦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源泉。剩余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对他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而后者在他看来已经在日工资中支付了。但是，额外时间，即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对他来说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价格是3便士，即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一个额外劳动小时的价格是4便士，即2/3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1/2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1/3个劳动小时。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乍一看来，似乎工人出卖的使用价值不是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即活的劳动，而是已经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似乎这种劳动的价格不是象计时工资那样，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的。
首先，两种工资形式在同一些行业中同时并存的事实，剧烈地动摇着对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就同一种劳动来说，往往对法国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的真正工厂中，个别劳动职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计算，因而按计时工资来支付。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形式的区别丝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6小时是有酬的，6小时是无酬的。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假定是6先令，从而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实际上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在12小时内提供24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这24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为6先令，每件产品的价值为3便士。工人每件得1 1/2便士，所以12小时得3先令。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不管是假定工人6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一半为资本家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12件产品的价格只是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另外12件产品体现为剩余价值，也是没有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两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值6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3便士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上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在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相反地，工人耗费的劳动是由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劳动时间本身的价格最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作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6便士。从实践
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改衣服等等时，雇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伦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门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末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是否意味着所谓的“管理”加强了，从而加强了这种“管理”的管理者应当获得相应的按要素分配的高额报酬呢？因此，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这种自然的结果往往人为地得到助长。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拼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挤命地干……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抱怨说，‘工联限制活动，限制卓越的技能和劳动力’。”(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祟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难怪台湾也象大陆一样评选劳动模范。】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
607额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销，所以，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改成计时工资。例如，1860年考文垂织带工人大罢工就是由此引起的。最后，计件工资是上一章叙述的计时制的主要支柱。【“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雇主雇佣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所以他说他并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但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并不承认没有活干的人在承担什么风险，因为他认为工人是不承担风险的。那么风险跑到哪里去了呢？(昂·格里哥瓦尔《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绝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十四世纪，它就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英法两国的劳工法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阔的活动场所。在大工业的狂飈时期，特别是从1797年至1815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手段。也就是加强“管理”的手段。我们从蓝皮书《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1813年至1814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年至1815年会期）中，可以找到有关当时工资变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自从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下降的证明文件。例如，在织布业中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日工资仍旧低于以前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
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
609阶级毫无好处，这从一本维护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12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1先令或许2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 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
当时马尔萨斯就议会公布的事实说过：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12或14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工作日。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同一产品量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也会改变。于是计件工资也会改变，因为计件工资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价格表现。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12小时内生产出24件产品，12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每件产品的工资是1 1/2便士。每件产品吸收了1/2个劳动小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同一个工作日现在提供的产品不是24件，而是48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计件工资就会由1 1/2便士降低到3/4便士，因为现在每件产品所代表的已经不是1/2个劳动小时，而只是1/4个劳动小时。24×1 1/2便士＝3先令，同样48×3/4便士＝3先令。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从而，是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计件工资的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们的雇主的利润。”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性质的粗暴歪曲。它痛斥这种要对产业进步课税的狂妄企图，并且断然宣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那就让工人集体怠工试试。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价格的变动无关或不同的运动。这就是说，如果生活资料的价格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从而消费价格指数下降或者通货紧缩（负膨胀），并不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至多只能说是，劳动力价格的下降程度不如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程度大。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为工资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国民工资的同时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含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
1833年工厂委员会委员约·伍·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314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1866年10月31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英国贵。奥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当地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50％，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5:3。雷德格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12600
瑞 士……………………………………… 8000
奥地利……………………………………… 7000
萨克森……………………………………… 4500
比利时……………………………………… 4000
法 国……………………………………… 1500
普鲁士……………………………………… 1500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法 国……………………………………………14
俄 国……………………………………………28
普鲁士……………………………………………37
巴伐利亚…………………………………………46
奥地利……………………………………………49
比利时……………………………………………50
萨克森……………………………………………50
616
德意志各小邦……………………………………55
瑞 士……………………………………………55
大不列颠…………………………………………74
雷德格
“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每天生产出重220磅、长400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31—37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象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实际上是同理论上所说的一样。正是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相信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资本的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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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卷里进行。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总之，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此外，只要积累在进行，资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并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其次，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说明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简单的基本形式。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构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II，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让工人过去的劳动来为别人抢工人现在劳动的果实。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反过来，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要蓄意加深这种错觉。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凭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凭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劳动预付给工人。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徭役农民以前的收益，部分由于他的劳动，部分由于他自己的耕地、耕畜、种子的“资本”收入。如果有这么一种过渡社会形式，让我们比较徭役农民在失去“资本”前后的实际收入的变化情况，就可以考察所谓“资本”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了。应当可以看到，农民“资本”的收入只不过勉强维持“资本”不缩水而已。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所谓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否也只是对工人的欠债而已呢？若如此，卖掉国有企业的所得应当全部用来偿付工人。这里表明，国有企业的工人虽然只是全部国民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具有对企业的控制权。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31页）】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禹作敏的“将养活兵”，就是要兵永世为兵。一旦兵不想再做兵了，那就只好要了兵的命了。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工人不愿“为资本家”生育的原因。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现代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这大概才是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本意。工人逃不脱资本家的“看不见的手掌心”。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风筝的自由只是在线没断的时候。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当人们非议国有单位用卡住档案不放的方法来限制人才流动时，并没有注意到，资本家也有种种方法来限制人身自由。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某位老师介绍，广东东莞的资本家为了限制熟练工人流往工资较高的深圳，便收买打工仔老家的地方官员，一旦熟练工离开东莞的工厂，地方官员就派人拆毁打工仔在老家的住房。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 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 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 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13章）：“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 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5—6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 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艾·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 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继续享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不要以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多种经济成分现象只是一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如何保持住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象表面上说说那么容易。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10000镑的资本，其中4/5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1/5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240000磅，价值为12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40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1/6，价值2000镑。这2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000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2000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4/5去购买棉花等物，1/5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2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变成货币，那末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象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当发达国家的人口开始下降，或者与资本的发展需要相比是相对地下降了，那么，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对资本家来说，就是必须的了。而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决不会放弃通过移民程序，如签证、工作许可、居留权等等来敲诈移民的机会。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等等的老故事。10000镑原有资本带来2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2000镑资本又带来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10000镑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中国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现在还不敢如此明确地回答我们，因为历史还不太远。但他们要求不要追究这一点，否则资本外逃，多么可怕啊！
2000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末，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预先积累，400镑就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工人的“过去”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现在”。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假如法律上不这样规定呢？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还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末，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