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王明中毒事件真相

尘封文献揭开“王明中毒事件”真相
丁晓平
因为整理、编辑、校订红色经典读物《毛泽东自传》和尘封60年的连环画《少年毛泽东》，笔者有幸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了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原始材料。
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
1、王明诬蔑医生用汞毒害他
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于1956年2月抵达莫斯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国。自1969年开始，他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王明将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以及1974年写的《“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5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
1980年12月，由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翻译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于1981年2月内部出版，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并在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中强调：“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
《中共五十年》可以说是王明反动立场的一次自我曝光。他在该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笔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
2、调查委员会认定属医疗技术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诊断：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妻子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尤其在出现轻微汞中毒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对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作彻底的调查。从调查记录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从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中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审查问讯金茂岳的现场记录，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从傅连暲（时任中央医院院长）和石昌杰（时任中央医院副院长）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会诊经过的所有记录，同样表明王明中毒是药物的副作用，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金茂岳由主治医生变成了“被告”。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3、王明仍要医生金茂岳主治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确是事实，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
对于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组织了傅连暲、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斌、何穆、鲁之俊、史书翰、李润诗、侯建存(时任中央医院儿科主任)、魏一斋(时任中央医院医务主任)、曲正、金茂岳、黄树则以及外籍专家毕道文(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印尼华人，时为中央医院专家)、马海德和苏联派来的医生阿洛夫等，参与护理人员包括朱仲丽(王稼祥夫人)、郁彬、刘正绘、王心、潘莉、乐丰、纪敏、宁克、奕朴、李坚、张万露、周易等十多人，几乎动用了延安最好的医疗专家和护士。
住院之前，医疗专家们曾在杨家岭为王明会诊过2次，住院后会诊过7次。王明当时因为心脏和扁桃腺发炎住院后，又出现了便秘和卡塔尔黄疸。根据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主治医生金茂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使用了清泻药物甘汞。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因为医生、护士之间没有认真检查，导致服用甘汞时间多了几天，病情又有反复和加重的趋势。
傅连暲说，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是否改变主治医生”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而且“王明同志与小孟刚入院时，对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4、王明住院规格高条件好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个窑洞外，还有三间平房。在他住院期间，大家都觉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药品(如割扁桃腺时的药品等)及医生、护士、生活等问题无不满足他的需要。关于孟庆树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时，所有医生、护士都觉得她表现不好，这表现在她常常发牢骚(另有材料)，与王明同志经常吵嘴，常常影响到王明同志的病不好。对于医生、护士的态度也不好，特别对于护士看不起，把护士当佣人使用，没有一个护士不背后议论她的。护士们好多都不愿意在王明同志处工作。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1943年11月15日，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继续爱护之下，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显然，这与30多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综合以上文献，参考有关史料，笔者经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时期患病情况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
据收藏者赵景忠介绍，这批文献上世纪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属曹轶欧之手，系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或许是出于政治目的，康生隐藏了这批重要的调查材料没有上交中共中央，使得毛泽东遭王明《中共五十年》之诬蔑长达30多年。这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重见天日，使得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环球视野》2010年1月19日第276期，摘自《党史博览》）

王明中毒事件真相 (9)
霞飞
摘录
但是，由于孟庆树咬住金茂岳不放，中央社会部把金茂岳押到枣园，关了起来。金茂岳被关押后，正赶上“抢救运动”。这个运动在康生的指导下，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对“被抢救者”施以酷刑，严刑逼供。中央社会部也对金茂岳采用了严刑逼供的办法，由于受不了酷刑，金茂岳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金茂岳被迫“招供”后，王明、孟庆树一度得意洋洋，认为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混进来的特务。可是，到1945年，经组织内查外调，发现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与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王明中毒事件，确实是一次医疗事故。中央又给金茂岳恢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