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

哲学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景源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那么，应当怎样认识哲学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哲学研究？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景源。
　　记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您怎样看待哲学的作用？　　
　　李景源：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等都是具有时代性的。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的哲学都要关注和思考那个历史时期重大的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历代学子的学术使命。
　　在中国近代，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富有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进步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方案。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了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哲学给予釜底抽薪般的冲击，在它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总在天理人欲的框架里兜圈子，而启蒙理性使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内跳到传统外，开始用自由、平等、民主等话语来思考制度设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是这类学者的代表。但是，这些启蒙话语并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广大民众，结果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脱离了救亡。忽视了时代要求的形上思辨，使这些学者的声音曲高和寡。真正摆脱传统束缚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性。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旗帜，是在历史理性照耀下的两大政治理想。这些政治理想可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　　
　　社会主义的命运也与哲学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前提、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工具。社会主义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哲学上的是非对错往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不仅如此，哲学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精髓和核心。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其体系，从整个体系上获得正确的理解。换言之，一个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　　
　　记者：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哲学研究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李景源：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研究哲学的学者要做时代的思考者，就必须关注当今时代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的学术研究要紧扣时代课题，不能和时代隔绝。脱离了与当下的关系，再好的人文精神也无法对时代、对现实发生作用。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　　
　　从哲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是当前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是指引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光辉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是提高国家软实力、提升人民精神风貌的根本条件。时代的发展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时代提出的问题需要哲学给予研究和回答。立足时代、立足中国，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关键。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　　
　　做时代的思考者，还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不能脱离世界，研究的视野要开阔。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以多样性价值观念的有序化为前提，社会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成员进行交往、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纽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和利益意识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欲望、需求的涌动和文化价值的焦虑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哲学研究者需要从哲学角度为解决好这些矛盾提供帮助，使个人与国家、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　　
　　记者：做时代的思考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一项重要任务。怎样才能把这项研究做深做实？　　
　　李景源：据我的理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线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上思考中国近百年发展的历程，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民族化是一条根本线索。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是中华民族艰辛探索和历史选择的结果。　　
　　深刻理解长期系统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和源泉。所谓系统的社会实践，既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既包括工人运动的实践，也包括农民运动的实践；既包括成功的实践，也包括失败的实践。例如，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人们的认识由改良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们的认识由朝廷革命转向国民革命；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的认识进一步由国民革命转向农民革命。就群众史观的确立而言，每一次社会实践都使人们的认识向唯物史观前进一步。　　
　　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本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带动基本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模式。要牢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牢记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把从人民利益出发与从我国实际出发统一起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理性，不做超越阶段的事。　　
　　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从文化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异军突起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异质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的结合表现为文化主体的转变，即较早的一批先进分子都是由传统文化的信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传播者。个体文化观念的转变是整个民族文化演变的缩影。　　
　　创新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以往的研究由于学科划分、人员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框架陈旧、领域狭小、线索单一等问题。其结果，一是容易导致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的理解；二是有些研究成果老套，缺乏历史感和可读性。毛泽东曾提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要把所研究的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要采用这种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首先，要把史与论结合起来；其次，在史的研究中，要把哲学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再次，要做到上述两点，就必须在研究范式上把“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