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某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这里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又好奇。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
　　进了大门，就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
　　茅飞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背起手中的步枪，心里在犯嘀咕，脑海里一个劲地在转动：他是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首都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的广播喇叭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
　　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狭小的监护室内，简陋恶劣的环境和朴实崇高的灵魂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6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北京的几十名红卫兵将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无际的囚禁生活。彭德怀不会想到，从此他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逝世。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口，就被一股刺鼻腥臭味呛得差点呕吐出来——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
　　“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不过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很多。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他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德怀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偶尔也吃顿米饭、水饺；所谓菜，一般是炒肉丝、炒白菜；至于汤，不是小米稀粥就是玉米糊糊。每次开饭时，由带班员和炊事员拎着三只桶，依次到每间房内打饭莱。茅飞看到彭德怀不论打给他什么饭菜，打多少，从来不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吃着，吃着，吃得那么香甜。
　　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
　　监护连的事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德怀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他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啊，是能买很多很多东西的。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块钱呀！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不要！”彭德怀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事务长早已熟悉彭德怀的生活规律，问了几句话后，便拿着他签了字的工资表走了。
　　彭德怀每月交党费，都是三四百元以上，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经常拿出针线来缝补。
　　
　　动一动都要先喊“报告”，时不时还要转移“提审”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德怀，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6点起床，一天中每件事都先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同意后方可进行。
　　“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
　　彭德怀每次洗脸都要洗头，打上肥皂后使劲地用手揉搓，最后把脑袋栽到脸盆里冲洗。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室内始终保持着一脸盆干净水，反正往返都是倒掉旧的换盆新的。早晨洗漱完毕，他开始叠被子。他整理床铺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丝毫的马虎敷衍。
　　洗漱、叠被完毕，他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那天彭德怀连续报告了四五次，哨兵回答依然是“等一等”。他被憋得实在受不住了，终于咆哮起来：“你不会下个命令，叫我不解大便吧！”
　　“等一等！”哨兵还是这样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上厕所，不等一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吃完早饭后，彭德怀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当时，每天发给他们一份《人民日报》。他的桌子上还摆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每天认真地看完报纸后，就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上面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画满了道道杠杠，还记了不少密密麻麻的笔记。
　　看书累了，彭德怀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每到这时，他就要报告：“我要活动活动。”哨兵也会随口应道：“可以，你活动活动吧。”彭德怀立起，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有时还练正步，或双手一抬一落，不断地运气，进行深呼吸。他就像一头被关在囚笼里的猛虎，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骑在骏马上叱咤风云、征战千里了。
　　按照规定，彭德怀和其他监护对象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放风时，他由带班员或哨兵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哨兵拣起石块或树枝在地上给他画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哨兵讲一声：“就在这圈内活动吧。”他就只能在圈内走动走动，不能迈出圈外半步。
　　彭德怀又要被带去审讯了。
　　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德怀一次。通常是上午早饭后，一辆红旗轿车驶到一号门前，将他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的院门前。
    茅飞想跟着彭德怀进审讯室，被—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他只好立在院墙外等着。彭德怀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德怀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德怀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着。
　　每次审讯，彭德怀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
　　
　　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彭德怀都上交中央了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彭德怀的监护房里，更是闷热得就像一个蒸笼。彭德怀穿着裤头、汗衫，还是不断地用报纸当扇子扇风。自从被打倒受监禁后，他身上就患了皮肤病，尤其是夏天更严重。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德怀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说心里话，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这天，彭德怀又“报告”缝补他那件圆领汗衫了，茅飞走进监房，紧靠着他聊起了天。
　　“彭总，这件烂汗衫扔在外面也没人要，你又不是没钱，怎不买一件新的呢？”
　　“小家伙，要是我当国防部长那阵子，我可要批评你了。”戴着老花眼镜的彭德怀扭过头，朝茅飞笑了笑，“我们军队有个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里面有政治哟。过去，我们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烂了也舍不得扔掉呀。我们的穿戴，都是人民负担的。人民子弟兵应该时时刻刻想到人民，想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就是丢了我军的本色呀。”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的神情非常严肃。那表情，哪里像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分明是一位慈祥仁厚、谆谆教导的长者。茅飞突然感觉到，彭德怀依然是人民军队的元帅！那种来自本身气质的内涵，永远保留在正直的军事指挥家身上，永远不会褪色！
　　茅飞知道，彭德怀为了革命事业，一生无子女，只有一个侄女彭梅魁在北京。他只是在没有衣服换洗的情况下，才叫监护他的哨兵朱双虎到他侄女那儿取来他的旧军装。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墙角那只小皮箱，里面仅仅装着两套旧军装，最好的一套还是他当国防部长时穿的马裤呢将军服。1959年秋，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了。他很坦然地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这样的胸怀和高风亮节，是常人能具有的吗？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彭德怀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德怀送进30l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紧张的三天抢救，彭德怀才清醒过来。
　　“我在哪里？”彭德怀问茅飞。
　　“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
　　彭德怀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问茅飞：“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和彭德怀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彭德怀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德怀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德怀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茅飞发现，只有彭德怀暴怒的时候，才能看出他当年挥师百万、斗志昂扬的雄姿。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德怀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
　　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德怀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
　　彭德怀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
　　“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彭德怀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无数次彭德怀请求重新工作，请求见见毛泽东，但都没能如愿
　　
　　有一天，彭德怀抽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彭德怀深情地给茅飞讲述了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谈话，要他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并共进午餐的事。
    那天上午3时15分，彭德怀应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走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稍停片刻，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言。”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他向彭真等人谈过的不愿去大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备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当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此时，他为了进一步向主席表明他不去大三线的理由，便将三条保证重述了一遍：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正谈着，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先后来到。几人对彭德怀一番劝说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出来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整整四年过去了，彭德怀对毛泽东和他的谈话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对茅飞说：“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话等于一万句吗？毛主席和我谈话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毛主席的话总不会过时吧？”
　　打这以后，彭德怀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每当茅飞听到彭德怀对他们大声要求出去工作时，他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彭德怀临终前的遗憾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寒冬降临。按专案组的规定，冬天，每星期允许彭德怀洗一两次澡，由值勤哨兵带他到海军司令部大院的一个小浴室去洗。一次，茅飞带他去洗澡时，彭德怀像顽童似的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茅飞不解地问。
　　“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
　　茅飞心里很难过，但嘴上还是安慰他：“我想快了。”
　　彭德怀微笑着说：“既然‘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要结束了，还关我干什么？放我出去还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嘛。”
　　唉，彭德怀想得太天真了！他哪里知道，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可怜彭德怀至死还蒙在鼓里，幻想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为党为人民再尽“绵薄”之力呢！
　　人生苦短，岁月如斯，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彭德怀未能盼望到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那一天的来临！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岁的顽强生命。
　　已经复员回到家乡的茅飞，是从连队战友的口中得到彭德怀逝世噩耗的。战友告诉他，彭德怀在逝世前两个月，中央军委派来专案审查人员征求彭德怀“临终谈话”。彭德怀舌头已经僵硬，但他还是流着泪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总理，我们相处了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策略的。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最后关于自己的“案子”，彭德怀只讲了这样一句：“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
　　茅飞听着战友的叙说，心里很悲痛。但在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茅飞也只能是默默地为彭总落泪，寄托他对一位真正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无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