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与终结:现实执行中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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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与终结:现实执行中被异化 2010年06月28日 16:34 炎黄春秋网 】 【打印共有评论14

核心提示:研究前苏联以及中国八十年代之前实施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理想化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在现实执行过程中都被异化了,其社会后果多是违背了人们的美好初衷。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网》,作者:张鸿翼,原题:《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与终结》

一、中国实现工业化道路之选择与计划经济的建立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强行冲击下,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古国的帝国大门终于被打开了。西方的殖民主义者闯进来了,西方先进的市场经济及其工商业制度也传进来了;形形色色的传教士们来了,各种各样或落后、或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也传进来了。风雨飘摇中的满清王朝被推倒了,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终于被历史地终结了。从羞羞答答的洋务运动到悲壮惨烈的戊戌变法,从举国奋起同仇敌忾的辛亥革命到国共两党风起云涌般的崛起和你死我活的道路之争,中国人终于开始步入了寻求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探索之路。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起步的。国门的打开,让近代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列强向我们输出展示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就是一派“让人喜欢让人忧”的景象。十九世纪,正是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全面兴旺发展的时期,对内,广泛的圈地运动造成“羊吃人”的现象,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被用残酷的强制手段驱赶进企业工厂;对外,殖民主义者到处扩张,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的资源,用长枪大炮强制输出掠夺性的商业贸易。同样,工业化的蓬勃发展与“资产阶级”贪婪、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不能不引起西方社会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裂变和激烈的社会阶级矛盾冲突,尽管在欧洲工业化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然而直到十九世纪的后期依然存在着尖锐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社会阵痛及其价值困惑。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是态度鲜明地支持工业化的发展,他看到商品经济与传统社会在经济伦理方面的深刻冲突,不过他是主张传统的道德人应该转变为“经济人”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古典学派不同,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空想社会主义”学派,以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和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传统道德有着或多或少的思想联系,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传统的道德观出发来批判刚刚崛起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无比义愤地痛斥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肮脏的血”。由于“资产阶级”也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而立足未稳,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还尚未建立起具有自动调整和修复机制的成熟经济制度,因此,阶级矛盾尖锐的政治危机,比例失调的经济危机,以及文化观念上的传统价值危机,导致十九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剧烈动荡。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也发生了理论错觉,把西方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开场锣鼓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二十世纪初期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几乎使西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似乎都感触到了社会末日的来临。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下认识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确实,西方社会深重的社会危机着实吓着了近代中国人。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都有一个道德价值共识:中国需要工业化,但是不需要西方工业化所付出的那样的社会代价,并且必须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覆辙。然而应如何来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实现工业化道路呢?于是便演绎出了其后国共两党形同水火的两条工业化道路之争。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尽快地实现工业化,孙中山提出了气势宏伟的发展实业计划,其中包括大举建设港口、铁路、公路、运河、开矿(包括发展轻重工业)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等六大计划。但是,在市场尚未形成、民族工商业远未发展积累起来、资本缺乏的中国近代,何以解决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呢?孙中山并未能提出发展积累资本的现实的办法,他的心思甚至也主要操在应如何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1因此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2最终也希望把中国能够引向“社会主义”。显然,其后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不会认同孙中山的这一主张,他们最终选择的只能是西方模式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与此相反,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历史终于做出了裁决,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所坚持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大陆上最终失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最终取得了胜利,并且在五十年代开始建立起了计划经济制度,把中国大陆引上了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工业化道路。

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并且在三十年前就决定放弃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重新探索出一条新的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回头来看建国初所以会选择计划经济,也并非能够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出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主观决策,更不能简单地说计划经济下三十年的国家工业化道路完全是走了弯路。事实上,还是黑格尔那句老话,存在就是合理的,建国后所以会建立计划经济而没有直接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确实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在西方,尽管经过了一两个世纪的漫长渐进发展,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并且适应雇用制的企业劳动和生产秩序也是十分艰难的,当时的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得不用抓捕、给脸上刻字、割耳朵等极其残酷的刑法把农民强行驱赶进工厂劳动。在这种私营企业制度下,企业只有一个价值目标,即从事商品的生产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而企业成员的生活则与企业无关而由社会负担;人们的经济关系不再带有任何血缘道德色彩,而完全是一种建立在等价交换原则之上的契约关系和利益关系。很显然,在中国近代,绝大部分从个体家庭经济中走出来的农民劳动者,直接进人这种私营企业制度是十分困难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是难以适应的,人们从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点上失落下来,通过劳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后进入这种随时都有被解雇可能而且在生活上毫无保障的企业,他们心理上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是十分强烈的。尤其是中国近代刚刚兴起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所办企业对于工人的管理多是极其不人道的,对于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及其给予工人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由千百年来传统的儒家家族主义经济伦理所熏陶培养起来的中国劳动阶级,确实在文化心理上既不能适应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秩序,也不可能会自愿接受甚至会本能地反抗和抵制这种雇用制的企业制度。离开土地的中国农民多是宁肯流浪讨饭、落草为寇甚至像太平天国那样揭竿而起聚众起义,也不愿走进企业工厂去作新兴工商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就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就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共产党人振臂一挥,广大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群众从者如云、趋之若鹜,其气势之壮观远非中国古代史上陈胜吴广、闯王李自成、太平天国洪秀全等历次农民起义所能与之比拟。所以,在这些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尚未走出来或刚刚走出来的近代中国农民看来,和西方的那种惨酷血腥的“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制度相比,共产党人提出的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就更能令他们欣喜而神往了。

第二,共产党人成功地借力打力,利用农民阶级的传统惯性和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热情,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试图把中国社会拉上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时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3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之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特别是民族资本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之下起步艰难,国民党所依靠的所谓“资产阶级”根本不成气候,且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以及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又淹没在传统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实难成就大事。因此,依靠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壮大来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去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成功的,西方列强不乐意,官僚资本难胜任,民族中小私人资本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传统农民不答应,其最终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刘少奇毛泽东等人本来一开始都认为,需要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去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需要“巩固新民主义制度”,在把官僚资本收归国有之后,要保留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一定时期的发展。但是,这个“总路线”没能贯彻多久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其原因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作为农民和一些产业工人经过浴血奋战推倒了三座大山,掌权以后怎么能够容忍这个国家还要保留“资本家”这些剥削者,还让他们继续坐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指手画脚呢?这是违背“当家作主”的所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群众的道德感情的。于是,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统统被消灭了,只用了一个五年计划,三步并作两步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第三,从文化观念上看,西方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所体现的“经济人”唯利是图、利润最大化和贪婪的资本原始积累精神,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一开始接触就引发了尖锐的文化冲突,当时还立足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中国农民和绝大部分社会精英阶层都是很难接受的。孙中山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欲迎又拒的态度,共产党人和广大农民阶级观念上的强烈排斥,都使得这种新兴的经济制度很难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立住脚跟。相反,人们接受“社会主义”却是顺理成章的,觉得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尖锐冲突,它甚至可以从“仁政”、“大同”和“去私产、均贫富”等这样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被直接引申出来,从而使人们似乎觉得它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惯性和发展趋势的。因此,人们接受没有资本家、甚至没有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不仅不会感到心理上逆着劲,反而会觉着是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所以说,社会主义学说非但没有受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上的抵制,而且被人们特别是被广大农民欣然接受了。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接着重点阐述,这里只是要强调,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这种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性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近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