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被处决前接受记者专访 仍不知将赴刑场(图) 中国青年报

　　2010年2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成立，一支新型的现代数字化复合型警种在山城诞生。150个新型多功能警务平台遍布重庆主城11区，4000名交巡警昼夜循环，数百辆新型巡逻警车、摩托车穿梭街头，为山城人民送来平安。徐元宾摄

　　7月7日凌晨3时，我来到距家52公里外的某看守所，准备采访文强，我知道，这将是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天。

　　尽管文强并非被判处极刑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社会对文强的关注度，已经超出此前落马的任何官员。文强从公安局副局长到庇护黑帮的巨大反差，让他成为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人物。对于老百姓而言，治安问题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而黑帮是对社会治安的最大威胁之一，“保护伞”是黑帮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文强则是重庆黑帮的最大保护伞。按照这样的逻辑，是否依法公正地查处文强案，是重庆“打黑风暴”能否“除恶务尽”的风向标。

　　能让媒体记者在文强生命的最后时刻采访他，体现了重庆有关部门的开明，这样的情形几乎没有先例。能让司法系统之外的第三方采访终审判决为死刑的罪犯，采访内容还拟将公诸于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有关部门对此案已办成铁案的信心。

　　到达看守所时，我并不知道，爆炸性事件即将发生：文强当天将被执行死刑。

　　文强缄口是最大遗憾

　　因为从头至尾旁听过文强案一审、二审，我对文强案已烂熟于胸。5月21日，文强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后，我便开始采访文强的准备。我连夜查找文强所有的资料，拟出了287个问题，如果文强能够全部回答，相信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文强，证实或澄清社会上关于他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并让读者知晓他的酸甜苦辣和各式人生体验。

　　在这些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好的整整8页纸的闭合式问题中，不涉及他和女明星的传闻——这不是中国青年报的关注领域。我们更想知道，经历了人生过山车般的高潮和低谷，文强如何看待人生？他如何总结自己的教训？……我还想知道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读警校期间，是否有过偶像？工作期间，酒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看守所里，是否怀念他曾无比钟爱的火锅？……

　　开始采访前，我们被告知，最多只有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迅速选择出6组在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问题，另有3个问题，在时间许可时备用。

　　这6组问题是：

　　一、你现在最想见到谁？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二、你还记得第一次收受别人钱财是什么时间吗？当时你紧张担心吗？思想斗争是持续了很久，还是一闪念而已？

　　不分场合、对象、数量地收受那么多的金钱、手表，你根本用不了，到底图什么？

　　你是否赞同别人对你“并不在乎收了多少钱，而是在收钱时享受到权力带来的愉快”的分析？

　　你是否有过自己活得不踏实的感觉？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你是否认为，你让下属将命案转移到黄代强的支队，让已经被抓获的疑犯再度逍遥法外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

　　四、你是否认为，你当公安局副局长后，权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监督？

　　对于完善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体系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五、你如何看待自己案件的判决结果？

　　六、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赚大钱、当大官就是成功，对此你怎么看？刚做警察时，您是如何给成功下定义的？关于你自己的人生航向，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到达文强的监室后，很诚恳地表达了采访的意愿，但睡眼惺忪的文强完全不予配合。为了能让文强开口，我们临时改变了采访路径，给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你曾经是全国排得上号的刑侦专家，你认可这个说法吗？

　　遗憾的是，文强并不正面回答这个看起来应该能打开话匣子的问题，只是用重庆方言表示，自己需要为庭审做准备。他似乎并不完全抵触记者的采访，只是不愿意在那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接受采访，他暗示，可以在庭审后再采访。

　　此刻，记者和文强都不知道，已经没有再采访的可能了，文强在最后关头有哪些想向社会公众说的话，在他拒绝此时开口时，就注定永远成了一个谜。对于曾在他的最后时刻独家见到他的媒体记者而言，我的遗憾无以复加。我更无从知晓，在囚车驶向行刑的歌乐山时，文强本人会不会觉得遗憾。

　　文强最后4个小时值得整个社会警醒

　　6时24分，文强离开看守所，当记者看见一字排开的6辆车以及众多法警——数量与平时提审有明显区别——的时候，隐约感觉文强可能将被宣布死刑复核结果了。我认真看着文强，发现他的表情突然一变，不知道此刻他是否有了某种预感。

　　此前，在生命的最后4个小时之际，文强显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执行死刑。他认真地服药、偶尔用手梳理一下头发、细致地翻看判决书和自己手写的文字，在这些细节中，我能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珍惜。有关人士透露，前一晚上，文强也举止正常，睡眠良好。

　　在文强案审理期间，记者曾多方证实，虽然文强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但他对具体的庭审环节并不了解，或许，当时他认为自己当天只是再次出庭受审。

　　见证完文强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分别采访了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和儿子文伽昊。

　　周晓亚以前对文强是颇有怨言的，文强作为丈夫，首先是不忠诚的。一审时，周晓亚明确表示，自己收取的钱财文强均知情，但在知悉文强被判处死刑后，她在二审中完全翻供，说文强对自己收的钱财并不知情。

　　周晓亚的供词未能改变文强的命运，此刻，惟一的评价体系是其犯罪事实和法律。文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不是他的亲友的评价所能定论。作为警方高级官员，他对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包庇纵容，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他已经完全走向了自己职业使命的反面。

　　而记者对文伽昊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几乎没沾染任何社会习气的青年，和文强的为人风格迥然相异。他和那些迷恋于网吧游戏的男孩，在思维和行为方面都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并不认为，文强经过法律公正审判决定执行死刑，他的亲友必然就应该“大义灭亲”，认定他有多么不堪。我们的问题都是人性化的，也如实刊载了对周晓亚和文伽昊的采访内容，客观呈现这两个与文强有特定关系的人在文强被执行死刑时的说辞。这只是记者的工作，不代表记者或者媒体的任何意见，文强的是非功过，需要交由历史和法律作全面的评判。

　　事实上，我在采访二人之前，在重庆渝州路一家餐馆吃午饭时，整个餐馆的人都在热议刚公开报道的文强之死。在多数人看来，文强死有余辜，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高官，带坏了警界风气。他和夜总会老板密切接触，甚至接受他们的性贿赂，让他们有恃无恐，司法的威慑力则大打折扣。这种恶劣影响远远不是收几笔钱所能比的。

　　在重庆市民看来，文强之死是法律的胜利，也是民心的期盼。但对于曾亲眼见证文强最后时刻的记者而言，文强案不应该以文强被执行死刑为终点，相反，该案值得系统地总结和警示。我们更应该讨论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文强，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制度制定者更需要考虑。

　　文强的家曾装修得奢华到极致，他也曾经坐拥千万钱财，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1个月里，虽能独享“单间”，却不能自由地感受朝阳和落日，看花开花落。一审开庭前两天，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此刻，再也没有当初的众星捧月般的集体朝贺，更没有人向他献上红包。他有自己的“办公桌”，却再也不能作出任何批示，只能写下为自己辩解的话，在担忧、祈祷和惶恐中等待自己的命运，而在最后，他只能被动地失去自己的生命。

　　记者在重庆工作近10 年，曾和文强一起吃饭、喝酒，也曾看到文强在看守所的一举一动。身居高位、风光无限时的文强和生命最后时刻被严密羁押的文强，其外在形象、举手投足、语言风格让人很难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反差堪称天壤之别，令人唏嘘震撼。或许，只有临近死亡时的文强才真正明白，即使再多的荣华富贵，也比不上自由和生命的可贵。

　　从这个角度看，文强伏法、文强案落下帷幕后，我们还有比文强之死更值得关注的事：分析文强的堕落轨迹，从文强死前4天、4个小时人性流露的震撼表现中得到启迪……

　　对于文强而言，彻底背叛警察的职业使命，让自己承受了从公安局副局长到罪犯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山风仍将拂过歌乐山上的刑场，治腐治贪也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当每个人回想起2010年夏天的文强之死时，都需要深刻反思、警惕：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文强，为官者应如何对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有所敬畏，如何重构自己的人生观，如何重塑对法律权威的信仰，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才能避免重蹈文强的覆辙。

　　文强伏法对中国打黑影响深远

　　7月7日上午，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文强伏法后，重庆市公安局纪委给全市民警发来短信：文强作古，教训沉痛；前车之鉴，令人深思！……文强曾担任“打黑”任务的警界高官，如今被判死刑，确实值得警界警醒。文强的死刑，文强的忏悔，文强的故事，文强临刑前“自己曾立过功、辉煌过，现在犯了错同样应受处罚”的留言，以及民众的鞭炮和横幅，同样也值得社会警醒。

　　面对文强的死刑，他的儿子说“爸爸给了我今生最有力的拥抱”，他的妻子说“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选择文强”——他们要感谢法治的进步，使他们无需像以前那样与犯罪的亲人“划清界限”，而可以表达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我们理解这种人性和人情，同时，我们也理解那些深受文强及黑社会之害的民众们拍手称快之举，更须明辨这样的是非：文强伏法罪有应得，是一个黑社会的包庇者、一个公权滥用者、一个强奸犯依法应该受到的惩罚。

　　文强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强，文强案也早已超越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的意义，对中国打黑影响深远。

　　文强一案，由于涉及的官员级别高，事关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打黑，早注定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承载了重要的法治意义和殷切的民生期盼。文强在被处极刑的贪官中，职位不是最高，也不是第一个落马的司法局长，可他是在打黑运动中被打出并判处死刑的正局级司法局长，堪称中国打黑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充分显示了中国打黑除恶的决心和力度，对中国深入推进打黑行动有破题意义，对全国治理黑恶和反腐败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势必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秩序和法治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文强被判死刑，首先宣示了中国打黑除恶的决心和力度。正如专家所言：这充分说明，对于犯罪行为，不管涉及谁，不管级别有多高，中国都将努力一查到底，依法给予惩处。以前公众对打黑一直充满疑惑，认为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只有象征性的姿态而缺实质性的行动，而文强依法被处极刑，让公众看到了高层对滥用权力者“零容忍”的态度和对司法“毒瘤”绝不手软的行动。

　　此外，对中国深入推进打黑运动有重要的破题意义。打黑不打保护伞，等于没打；不打最大的保护伞，也等于没打——这是重庆在打黑上最大的突破。前段时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视察重庆时高度肯定重庆打黑，称其“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好”指的是顺应民心，而“准”和“狠”则是指抓住了打黑的要害，坚持打黑必打保护伞，而且要彻底地揪出最大的保护伞。

　　重庆的破题，文强的伏法，其在中国打黑史上的标志意义也正在于此。标志着打黑行动已突破了浅层、简单的打几个街头小混混、查几起典型恶性案件、抓几个黑社会头目，而开始毫不护短、绝不姑息地关注黑社会背后深层次的权力背景，尤其关注“打黑者护黑”、“警匪勾结”现象，将打黑触角深入到了警方内部和官员高层，将打黑与反腐败制度性地结合起来，打黑坚决要反腐，反腐也必定要打黑。

　　重庆破了题，其他地方就可以复制和效仿，这就是文强案对全国打黑除恶的示范意义——文强案的影响下，中国的“打黑”行动正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在文强落马后，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453起，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公诉382起，法院一审判决330起。深圳、太原、武汉、北京等地纷纷对黑恶势力重拳出击，取得了很大成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继续保持着强劲势头，打黑立法也已提上日程。

　　值得赞赏的是，这一切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这也是文强案的法律标本意义。文强被判处死刑，完全是依法作出的裁决，从对文强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来看，始终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比如，起诉指控文强受贿1625万余元，判决时实际认定1211万余元，对于起诉文强收受价值364万余元的落款为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图的指控，法庭尊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进行技术、质量鉴定后为一般仿品的结论，因而不予认定，不仅公众服气，而且文强对此也一再表示“感谢”。也许正源于对法律的信服，文强在刑前告诫儿子“不要仇视社会”、“不要去恨别人”。

　　依法打黑，依法审判，依法严惩保护伞，不仅能对官员产生制度性的震慑，更能维护打黑的正义性，更能让公众看到法治的力量，从而树立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这是对中国打黑更深远的影响。

　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

　　近日，处死文强的消息传开，重庆市民普遍叫好。

　　“他位高权重却极度贪腐，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文强的“发迹地”——巴南区的农民李明（化名）表示，衷心拥护处死文强。

　　他称，文强在巴南工作期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时与他相识，当时的文强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见了面总客气地叫他“老李”。2005年，他被人打伤，却迟迟没得到处理，于是想找已是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申冤”。有人告诉他：文强变了，求他办事没钱不行。他当时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来文强的电话拨打。

　　“没想到他一听是我，话都不说就挂了电话。”李明说，此后他多次拨打电话，一报上名字，文强就将电话挂了。他此时才相信“文强变了”，但没想到的是，他变得“如此的贪，如此的黑”。他说，“法院根据法律判处他死刑，现在又正式执行，这是个表态：无论什么人，即使曾是公安局副局长，只要胆敢护黑助黑，触犯刑律，都难逃法律的严惩，该处死刑还会处死刑。”

　　当年审张君时，市民陈东参加了旁听，后来审文强，陈东又参加了旁听。谈起文强被执行死刑，他心情复杂：“我以前一直觉得他贡献很大，民间传说他涉黑，我最初半信半疑，开庭时参加了旁听，听完庭审，我信了。他在成绩的光环下堕落了。他是个执法者，犯法更应依法严惩。”

　　重庆市民普遍反映，文强被处死刑，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黑帮最大保护伞被摧毁后，涉黑犯罪少多了，以前目中无人、动辄刀棍相向的“平头帮”罕见踪影，街道上随时可见交巡警平台，感觉安全感强多了，“晚上出去也不害怕了。”市民陈女士说。

　　一位小型建筑公司老板说，过去，自己参加招标时，经常有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威胁自己退出，否则就要遭受皮肉之苦，甚至血光之灾，打黑风暴之后，这种情形几乎绝迹了。

　　权威数据证实了重庆市民的判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重庆市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创历史最高水平，首次超过京津沪。

　　警方有关人士透露，截至今年6月27日,重庆警方共立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涉案人员5000多人，破获刑事案件4000多起；缴获大批非法枪支、毒品和管制刀具；查扣涉案资产数十亿元；法院一审判决黑恶团伙148个。

　　他说，通过打黑除恶，产生了三个效应：

　　一是社会治安的乘数效应。2009年打黑除恶以来，重庆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刑事发案、群众集访量同比2008年明显下降。10多个省市的群众自发自费赴渝赠匾送旗。人民群众赞誉打黑除恶是“一场正义之战、一项民心工程、一个和谐之举”，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快人心”。

　　二是招商引资的磁场效应。打掉一批地下黑钱庄，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700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大幅增长；破获大批涉税案件，助推重庆税收连续6年30％高增长。吸引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重庆，助推2009年全市GDP增长14.9％，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19.3％，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助推重庆形成2000亿的出口项目，比2008年全市总和翻两番。

　　三是社会影响的名片效应。重庆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中国社科院《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重庆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六。据中国社科院资料显示，重庆司法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三。2009年中国十大民生决策排行榜上，“重庆打黑”名列首位。

　　他说，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破案打击新模式的带动下，重庆警方的破案攻坚能力大幅提升，警务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

　　据公安部通报，2009年，重庆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三、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破获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七、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提请逮捕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查处治安案件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二；万人发案率低于京津沪水平；53项考核指标中有33项排名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该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破案数、查处治安案件数、提请逮捕数4项主要指标均居直辖市第一。

　　要打黑势力，首先打保护伞

“打击黑恶势力，首先要打它背后的保护伞。我认为这是我们应从重庆打黑中汲取的重要经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今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黑社会和司法腐败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几乎就相当于一个铜板的两面。”任建明说，“这和"煤矿事故背后是安全部门监管问题"是一样的。”

　　他指出：“当黑社会在有组织地做黄赌毒、暴力犯罪，那么一定是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严重滥用职权的结果。因为公安部门是具体执行法律的机关，负责对黄赌毒这些非法活动的查处。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广泛存在甚至是泛滥，到了很严重程度的话，一定意味着有同样严重的司法系统的腐败，也就是我们所说背后的保护伞。”

　　“如果司法腐败不解决，黑社会是很难被扫除的，打黑是打不了的。你的打黑行动可能寸步难行。比如重庆打黑中就发现，过去黑社会把人打死了，上访的家属被推回到重庆公安局，全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关于舆论热议的文强之死，任建明这样看：“我认为判刑的一个关键标准是，你这样滥用权力，会不会导致剥夺别人的生命。这与单纯的受贿，有性质上的不同，你收受金钱，金钱是可以计算的，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比如郑筱萸被判死刑，因为他作为国家食品药监局最高长官，让有毒药物流入市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再比如文强，尽管不是他直接杀人，但他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因而对这许多条人命负有重要责任。加之情节严重的强奸罪，因此对文强重罚，是合适的，否则不足以处理这种司法系统级别较高的官员，如此践踏法律造成的严重影响。”

　　文强一审被判死刑，主要理由是“受贿金额巨大”，而二审判决中增加了一句“社会危害特别巨大”。

　　任建明认为，这一增加是应该明确的。“政府当然应该慎用死刑，如果只有受贿，判死刑的质疑就比较多。但这对社会危害具体来说，他所包庇的黑社会身上是有很多血债的，比如残酷的枪杀、强买强卖，都是在他的纵容下，这就是社会危害。”

　　任建明说：“从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来说，生存是最低需求。众多老百姓即使衣食基本能保证，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能得到保证的话，那需求肯定是很迫切、呼声是很尖锐的。我们从这一点，就能看到打黑的意义。”任建明认为，从地方到中央，包括公安部，可以吸取重庆的做法和经验。“过去我们知道有县、省会城市在做，而重庆的打黑，它的直辖市行政级别、以及治理得较彻底、范围较广，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强案始末

　　文强，1955年出生。

　　1972年参加工作。

　　1992年，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2000年，提任正厅局级侦查员。

　　2008年，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2009年8月7日凌晨1时

　　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期间被抓获，次日上午通过民航班机押解回渝，成为重庆打黑风暴中被双规的最高级别官员。

　　讯问8天，就取得他包庇纵容黑社会

　　性质犯罪团伙和强奸罪名的口供。

　　2009年9月26日

　　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逮捕。

　　2010年2月2日至7日凌晨

　　一审开庭，文强被指控犯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四项罪名。

　　庭审焦点在于下属在春节及文强生日期间向文强送的钱到底是贿赂款还是一般的礼节性馈赠。

　　文强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感谢法庭给我和律师充分辩解的机会，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民主与法治的精神。

　　他说，“我从一个领导走到这里，教训是沉重的。就在这里，我目睹了张君等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受审。而现在，我作为被告人，也站在这里。这种巨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身的，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制度约束的滞后等等。但自己的、自身的原因，才是走向犯罪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希望广大干部，特别是公安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钟长鸣。我希望今后没有公安民警再次站在这个位子上。”

　　2010年4月14日上午

　　一审继续开庭，争议最大的赵利明送给文强的“青绿山水图”，被认定为一般仿品。

　　2010年4月14日下午

　　一审宣判，文强因受贿1211万元、包庇纵容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044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5月13日至14日22时许

　　二审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文强在最后陈述中说，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主、客观因素都存在，主观上的因素是主要的，为此，他曾向有关方面作出过深刻的检查，写下过悔罪书。

　　5月21日

　　文强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文强神情沮丧。

　　7月7日

　　文强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