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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清朝顺治帝书法 顺治（1638-1661），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时年六岁，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14岁的福临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作品名称：白居易琵琶行---董其昌书 
作品名称：孙中山手书 
作品名称：唐欣赏 《碧落碑》，全称《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此碑刻于唐咸享元年（670年），位于山西绛州（今绛县）龙兴观（古称碧落观），上面刻有篆书21行，每行32字。篆书由谁书写的很难确定，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不管怎样，它是唐代篆书书法中的一件精美而又风格独特的作品。笔画细挺，线条圆润，字狭长，有的笔画、部首仍然保留了大篆字体的象形特征，让人想到日月、云霜、虫鱼等自然界的事物，显得古朴而有意趣。结体大多上紧下松，左右对称、平稳，整篇碑文在布局上整齐严格，又具有丰茂古雅的特征。据说，唐代以篆书闻名的书法家李冰看到这块碑石后，不禁感叹自己的篆书远远不如《碧落碑》，因此在碑石旁流连忘返，一直观赏、研究了好几日才肯离去。 附:唐《碧落碑》考记 马宝山 绛州龙兴宫有篆书《碧落碑》，高八尺一寸，广四尺三寸，文二十一行，行三十二字。碑前刻碧落天尊像，后刻篆文。李璿（璇）之以为陈惟玉书，李汉以为黄公譔书，莫知孰是。《洛中纪异》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怪而破户，有二白鸽飞去，而篆刻宛然。”此类怪论自不可信，一笑置之可耳。 李肇、李汉并谓，李阳冰见此碑，徘徊数日不去；又说阳冰自恨不如，以槌击之，今缺处是也。余以为此种无稽之谈俱不可取，李阳冰自谓其篆书乃李斯以后第一人，何况《碧落碑》的书法去阳冰远甚，阳冰焉能为之动容。 《五兑志》谓：”绛、泽二州，皆有韩王元嘉子黄公为妣妃荐福作文立石，文虽不同，皆名《碧落碑》。在绛州者，刻于天尊石像之背。在泽州这刻于佛龛之西。”据此，则《碧落碑》有二石焉。余所见只绛州本，泽州本未遇也。 又《广州书跋》载：“绛州《碧落碑》篆刻天尊背，州将不欲以槌击石像，乃摹刻别石，因封其旧石像。今世所得，皆摹刻本也。” 《碧落碑》之篆文，既有籀文，又有小篆。周伯琦疑其杂出诸体，诚确论也。 余曾见明初拓本《碧落碑》装裱成册，凡残损处均以白粉描补，图成完璧，乃所见此碑之最旧拓者。 
作品名称：李白杜甫句 作者：黄苗子 
作品名称：传唐名相魏征书《洪范》 
作品名称：郑板桥书法扇面 
作品名称：王个簃书法欣赏 
作品名称：林则徐书法作品欣赏 
作品名称：王羲之--丧乱帖(局部) 
作品名称：赵之谦行书经纬抑扬八言联 [清] 赵之谦 行书经纬抑扬八言联 174.6×38.9cm×2 纸本 无锡市博物馆藏 款文：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抑扬人杰雕绘士林。子鹤一兄大人属书。賈叔赵之谦。 钤印：赵之谦印（白） 长陵旧学（朱） 
作品名称：赵之谦书法 
第一名《三希宝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第二名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第三名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文稿》
第四名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帖》
第五名中华第一楷书：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第六名中华第一草书：怀素《自叙帖》
第七名中华第一美帖：米芾《蜀素帖》
第八名天下一人绝世墨宝：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第九名元代书法宗师楷书奇珍：元代书法宗师楷书奇珍赵孟頫《前后赤壁赋》\\
第十名明代奇才草书绝品：明代奇才草书绝品祝允明《草书诗帖》
书法艺术是我国的国粹.书法的发展历史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
玉器的起源早于书法.玉器上的书法也是中国书法艺术这个百花园中一支娇美艳丽的鲜花.
书法字体分篆,隶,楷,行草.先说说篆书吧.
篆书的始祖是甲骨文,肇发的夏,流行通用于商周,因刻于求神问卜的龟甲牛骨上而得名,也称殷商卜文.最早见于玉器上的文字是商代晚期,字数较少而有的尚不能解读.玉器上的成篇文字是战国的玉册,是皇帝记载重大事件或封禅祭祀使用的高级玉质文书.多由长条形片状玉片用丝线连接而成.玉片上琢刻或书写文字.字体为战国特有的金文(篆书的一种,又叫大篆)虽为庙堂之器,但刻得很写意,有种天真活泼又很舒畅的美感.
最早见于玉器上的文字.
秦始皇赢政统一六国后,定量衡,规范文字,命相国李斯写秦诏版文布于天下.是为小篆.
吕后之印是较规范的小篆.修整清健.气度不凡.后代皇家用印也难以企及,这是时代使然.
所以鉴赏古玉,时代风格是最重要的.后仿者水平再高,总不免受时代和修养限制,战战兢兢,如矮子观场.终难超越而与古人比肩矣.
汉隶书与玉刚卯及辟邪的符书文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富强的时期之一.艺术是根植于物质基础上的高层建筑.
社会的繁荣,人的精神向上.艺术风格随之以雄阔壮美为主调.书法史上有颜筋柳骨之传世,玉器上的书法也不例外.
宋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与海外贸易频繁.只是政治上腐败和军事上软弱.文化艺术却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文学,金石书画.都对后代影响深远.
玉器在宋代成了文物和文玩,皇家和民间均主动地加以收藏.宫廷的用玉之多也是空前的,并设宗正寺玉牒所和修内司玉作所.玉工多来自民间“碾玉作“.民间玉作坊遍布杭州.平江和金陵,福州等地.
这是件八角玉勒子,高5.9cm.外径1.5cm.上刻楷书双勾阴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加经名,译者,纪年,作坊等计16行292字.每字小逾芝麻.笔画比发丝还细,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刻工纯熟,书法遒丽.下图是三希堂小楷刻本.我们不难想象宋代内廷玉作坊的工艺水平了.明高濂评云“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
元代,蒙古人统治的天下.1206年-1368年).一百多年间,玉器与书法扯上关系的,及可代表当时玉器新形式的当首推玉押.
玉押据传始于五代,实物首见于元.陶宗仪{{掇耕录}}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能用”.高官用的代签字玉制品.朝代的短暂,用者的尊贵.此物珍稀良有由矣!
这是明中期的白玉幻方.算是玉器上书法文字的异数.正面阴刻阿拉伯文字“万物非主,唯有真宰,穆汗默德,为其使者“的清真语句.反面4行16方格各填一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伊斯兰教徒的护身佩件.少见,具很高的研究价值.不知新疆地区现时还留存否?
这是明朝玉器世俗化的一个缩影吧.双喜,福寿等等.所有的好话吉语都无过于此.这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憧憬.至于书法艺术方面就俗不可耐而乏味了.
清朝是玉器又一高峰,特别是在乾隆皇帝好古倡文,喜玩励艺的影响下.玉器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各种器形都有书法艺术的表现.五体俱备.但格调近俗,这与时风的趋向吉祥福禄等祝愿式有直接关系.其间虽有少数如宫作和文房清玩的典雅清新,但总体风格还是不如汉唐宋三朝的文质相若和高古雄健.
清朝三百余年间,书法界出了许多厉害的脚色,其中不无开宗立派的人物,如邓石如,康有为,吴昌硕等等,为什么玉器上难见高华之书作呢?这与玉质刚硬,书家不可能亲自操刀琢玉.另外社会分工更为严细.工匠不可能有太高的文化素养.玉不琢不成器.以清中如此鼎盛时期的玉器,也没有书法高水平的表现.感国粹美玉互为溶化为艺术珍玩之尤物而不可得.可叹！
到了明朝,首先得提到历史上第一个以治玉而名留千古的巧匠陆子刚.也叫陆子冈.请大家看同时三个人的书法:陆子冈的其中一款签名:“子冈“.刻在茶晶花插上的阳文草书:“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和祝允明(枝山)的传世草书.及李东阳的篆书.
其中风神之近,不由令人相信时代风格的使然和地域人文互为影响的某种契合.想想吧,能用昆吾刀刻出如此精妙的玉器和诗文书法的老陆,文化素养之高绝对不亚于同时代的文人大家.
令人感叹的是其身命遭遇和后来那些东施效颦的效仿之器.千古一人.可仰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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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中的六体介绍
1．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时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卜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这一时期新兴的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占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工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乍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2．篆书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3.隶书
隶书是由古文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於汉，故称为"汉隶"。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下图），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 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 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下图）、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4.草书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 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 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
“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 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 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今草”书体由后汉张芝创起，至东晋而达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今草”传世的法帖，自后汉的张芝，东晋的王羲之及历代的大书家，兼擅草书，故法帖书迹，流传极多，指不胜屈。初学草书者，几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图为唐孙过庭〈书谱〉卷上。
今草虽出自二王，但到张旭、怀素却能摆脱魏晋传统的草法，创出新面目，于今草体格之外，益加狂肆，将今草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于世。
“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他每次作书前，多酒引发情绪，或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而怀素在他所书的《自叙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于所书时的疾速与诡奇，一方面是张旭、怀素所表现出来的颠狂态度而得。
本来草书是足以表现个人的性灵、气度、学养与创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诡奇疾速、姿意纵横、用笔之活、变化之能，于意境更多所启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形容张旭草书说：“喜怒、困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欲草书焉发之。于物，见于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书。”草书到此境界，己经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脱离了实用意义，是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形式。历代狂草大家还有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
草书对一般人是难以辨认的，对于书写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从欣赏？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点线组合，各种形态的点线，结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以不同速度书写的点线，犹如一串音符，高低转折，抑扬顿挫，欣赏书法，就如聆听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草书比起其它字体，书写空间的排列、点线的对应，更能自由的发挥，也就是草书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精神。
5.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 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 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6.行书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的优点：张怀 《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宣和书谱》亦说：“自隶法扫地，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者，行书有焉。”行书既没有像正书那样规矩繁难，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难认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认好写”的优点，所以笔札函牍，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学书，亦特别重视此体。久之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字体。在应用价值上来说，算得是最伟大的。故能自后汉相传至今，历久而弥新。
作品名称：白居易琵琶行---董其昌书 作品名称：孙中山手书 作品名称：唐欣赏 《碧落碑》，全称《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此碑刻于唐咸享元年（670年），位于山西绛州（今绛县）龙兴观（古称碧落观），上面刻有篆书21行，每行32字。篆书由谁书写的很难确定，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不管怎样，它是唐代篆书书法中的一件精美而又风格独特的作品。笔画细挺，线条圆润，字狭长，有的笔画、部首仍然保留了大篆字体的象形特征，让人想到日月、云霜、虫鱼等自然界的事物，显得古朴而有意趣。结体大多上紧下松，左右对称、平稳，整篇碑文在布局上整齐严格，又具有丰茂古雅的特征。据说，唐代以篆书闻名的书法家李冰看到这块碑石后，不禁感叹自己的篆书远远不如《碧落碑》，因此在碑石旁流连忘返，一直观赏、研究了好几日才肯离去。 附:唐《碧落碑》考记 马宝山 绛州龙兴宫有篆书《碧落碑》，高八尺一寸，广四尺三寸，文二十一行，行三十二字。碑前刻碧落天尊像，后刻篆文。李璿（璇）之以为陈惟玉书，李汉以为黄公譔书，莫知孰是。《洛中纪异》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怪而破户，有二白鸽飞去，而篆刻宛然。”此类怪论自不可信，一笑置之可耳。 李肇、李汉并谓，李阳冰见此碑，徘徊数日不去；又说阳冰自恨不如，以槌击之，今缺处是也。余以为此种无稽之谈俱不可取，李阳冰自谓其篆书乃李斯以后第一人，何况《碧落碑》的书法去阳冰远甚，阳冰焉能为之动容。 《五兑志》谓：”绛、泽二州，皆有韩王元嘉子黄公为妣妃荐福作文立石，文虽不同，皆名《碧落碑》。在绛州者，刻于天尊石像之背。在泽州这刻于佛龛之西。”据此，则《碧落碑》有二石焉。余所见只绛州本，泽州本未遇也。 又《广州书跋》载：“绛州《碧落碑》篆刻天尊背，州将不欲以槌击石像，乃摹刻别石，因封其旧石像。今世所得，皆摹刻本也。” 《碧落碑》之篆文，既有籀文，又有小篆。周伯琦疑其杂出诸体，诚确论也。 余曾见明初拓本《碧落碑》装裱成册，凡残损处均以白粉描补，图成完璧，乃所见此碑之最旧拓者。 作品名称：李白杜甫句 作者：黄苗子 作品名称：传唐名相魏征书《洪范》 作品名称：郑板桥书法扇面 作品名称：王个簃书法欣赏 作品名称：林则徐书法作品欣赏 作品名称：王羲之--丧乱帖(局部) 作品名称：赵之谦行书经纬抑扬八言联 [清] 赵之谦 行书经纬抑扬八言联 174.6×38.9cm×2 纸本 无锡市博物馆藏 款文：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抑扬人杰雕绘士林。子鹤一兄大人属书。賈叔赵之谦。 钤印：赵之谦印（白） 长陵旧学（朱） 作品名称：赵之谦书法 第一名《三希宝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第二名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第三名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侄文稿》
第四名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帖》
第五名中华第一楷书：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第六名中华第一草书：怀素《自叙帖》
第七名中华第一美帖：米芾《蜀素帖》
第八名天下一人绝世墨宝：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第九名元代书法宗师楷书奇珍：元代书法宗师楷书奇珍赵孟頫《前后赤壁赋》\\
第十名明代奇才草书绝品：明代奇才草书绝品祝允明《草书诗帖》
书法艺术是我国的国粹.书法的发展历史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
玉器的起源早于书法.玉器上的书法也是中国书法艺术这个百花园中一支娇美艳丽的鲜花.
书法字体分篆,隶,楷,行草.先说说篆书吧.
篆书的始祖是甲骨文,肇发的夏,流行通用于商周,因刻于求神问卜的龟甲牛骨上而得名,也称殷商卜文.最早见于玉器上的文字是商代晚期,字数较少而有的尚不能解读.玉器上的成篇文字是战国的玉册,是皇帝记载重大事件或封禅祭祀使用的高级玉质文书.多由长条形片状玉片用丝线连接而成.玉片上琢刻或书写文字.字体为战国特有的金文(篆书的一种,又叫大篆)虽为庙堂之器,但刻得很写意,有种天真活泼又很舒畅的美感.
最早见于玉器上的文字.
秦始皇赢政统一六国后,定量衡,规范文字,命相国李斯写秦诏版文布于天下.是为小篆.
吕后之印是较规范的小篆.修整清健.气度不凡.后代皇家用印也难以企及,这是时代使然.
所以鉴赏古玉,时代风格是最重要的.后仿者水平再高,总不免受时代和修养限制,战战兢兢,如矮子观场.终难超越而与古人比肩矣.
汉隶书与玉刚卯及辟邪的符书文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富强的时期之一.艺术是根植于物质基础上的高层建筑.
社会的繁荣,人的精神向上.艺术风格随之以雄阔壮美为主调.书法史上有颜筋柳骨之传世,玉器上的书法也不例外.
宋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与海外贸易频繁.只是政治上腐败和军事上软弱.文化艺术却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文学,金石书画.都对后代影响深远.
玉器在宋代成了文物和文玩,皇家和民间均主动地加以收藏.宫廷的用玉之多也是空前的,并设宗正寺玉牒所和修内司玉作所.玉工多来自民间“碾玉作“.民间玉作坊遍布杭州.平江和金陵,福州等地.
这是件八角玉勒子,高5.9cm.外径1.5cm.上刻楷书双勾阴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加经名,译者,纪年,作坊等计16行292字.每字小逾芝麻.笔画比发丝还细,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刻工纯熟,书法遒丽.下图是三希堂小楷刻本.我们不难想象宋代内廷玉作坊的工艺水平了.明高濂评云“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
元代,蒙古人统治的天下.1206年-1368年).一百多年间,玉器与书法扯上关系的,及可代表当时玉器新形式的当首推玉押.
玉押据传始于五代,实物首见于元.陶宗仪{{掇耕录}}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能用”.高官用的代签字玉制品.朝代的短暂,用者的尊贵.此物珍稀良有由矣!
这是明中期的白玉幻方.算是玉器上书法文字的异数.正面阴刻阿拉伯文字“万物非主,唯有真宰,穆汗默德,为其使者“的清真语句.反面4行16方格各填一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伊斯兰教徒的护身佩件.少见,具很高的研究价值.不知新疆地区现时还留存否?
这是明朝玉器世俗化的一个缩影吧.双喜,福寿等等.所有的好话吉语都无过于此.这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憧憬.至于书法艺术方面就俗不可耐而乏味了.
清朝是玉器又一高峰,特别是在乾隆皇帝好古倡文,喜玩励艺的影响下.玉器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各种器形都有书法艺术的表现.五体俱备.但格调近俗,这与时风的趋向吉祥福禄等祝愿式有直接关系.其间虽有少数如宫作和文房清玩的典雅清新,但总体风格还是不如汉唐宋三朝的文质相若和高古雄健.
清朝三百余年间,书法界出了许多厉害的脚色,其中不无开宗立派的人物,如邓石如,康有为,吴昌硕等等,为什么玉器上难见高华之书作呢?这与玉质刚硬,书家不可能亲自操刀琢玉.另外社会分工更为严细.工匠不可能有太高的文化素养.玉不琢不成器.以清中如此鼎盛时期的玉器,也没有书法高水平的表现.感国粹美玉互为溶化为艺术珍玩之尤物而不可得.可叹！
到了明朝,首先得提到历史上第一个以治玉而名留千古的巧匠陆子刚.也叫陆子冈.请大家看同时三个人的书法:陆子冈的其中一款签名:“子冈“.刻在茶晶花插上的阳文草书:“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和祝允明(枝山)的传世草书.及李东阳的篆书.
其中风神之近,不由令人相信时代风格的使然和地域人文互为影响的某种契合.想想吧,能用昆吾刀刻出如此精妙的玉器和诗文书法的老陆,文化素养之高绝对不亚于同时代的文人大家.
令人感叹的是其身命遭遇和后来那些东施效颦的效仿之器.千古一人.可仰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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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时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卜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这一时期新兴的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占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工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乍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2．篆书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3.隶书
隶书是由古文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於汉，故称为"汉隶"。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下图），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 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 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下图）、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4.草书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 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 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
“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 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 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今草”书体由后汉张芝创起，至东晋而达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今草”传世的法帖，自后汉的张芝，东晋的王羲之及历代的大书家，兼擅草书，故法帖书迹，流传极多，指不胜屈。初学草书者，几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图为唐孙过庭〈书谱〉卷上。
今草虽出自二王，但到张旭、怀素却能摆脱魏晋传统的草法，创出新面目，于今草体格之外，益加狂肆，将今草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于世。
“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他每次作书前，多酒引发情绪，或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而怀素在他所书的《自叙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于所书时的疾速与诡奇，一方面是张旭、怀素所表现出来的颠狂态度而得。
本来草书是足以表现个人的性灵、气度、学养与创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诡奇疾速、姿意纵横、用笔之活、变化之能，于意境更多所启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形容张旭草书说：“喜怒、困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欲草书焉发之。于物，见于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书。”草书到此境界，己经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脱离了实用意义，是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形式。历代狂草大家还有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
草书对一般人是难以辨认的，对于书写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从欣赏？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点线组合，各种形态的点线，结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以不同速度书写的点线，犹如一串音符，高低转折，抑扬顿挫，欣赏书法，就如聆听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草书比起其它字体，书写空间的排列、点线的对应，更能自由的发挥，也就是草书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精神。
5.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 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 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6.行书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的优点：张怀 《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宣和书谱》亦说：“自隶法扫地，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者，行书有焉。”行书既没有像正书那样规矩繁难，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难认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认好写”的优点，所以笔札函牍，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学书，亦特别重视此体。久之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字体。在应用价值上来说，算得是最伟大的。故能自后汉相传至今，历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