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良知:柏林 请停止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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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良知:柏林 请停止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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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书屋》2009年第12期 作者:赵刚

  

  对理解所有(不同的)的真理有信心,对别人怀有善意的讲述和倾听也怀有信心,这是人类交流的首要条件。

  ——汉娜·阿伦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巴尔干半岛爆发了一场决定南斯拉夫国家命运的大决战——贝尔格莱德战役,战役从1944年9月28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苏联军队发动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准备歼灭德国法西斯的“塞尔维亚”集团军级集群,解放被占领的塞尔维亚地区和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同时切断德军“E”集团军群的交通线,防止其从巴尔干半岛南部退却,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将本国国土从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军的协同下,苏军在9月28日发动进攻;10月初,苏军和南人民解放军在摩拉瓦河河谷会师;10月20日,解放了贝尔格莱德,歼灭德军一万五千人,俘虏九千人。经多次顽强的战斗,苏、南、保三国军队攻占了尼什、克拉列沃这两大战略道路枢纽和敌军坚固据点,切断了德军统帅部从巴尔干半岛南部撤军所必经的萨洛尼卡-贝尔格莱德主要交通线。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德军“塞尔维亚”集团军级集群被粉碎,“E”集团军群大部遭到重创,塞尔维亚地区大部获得解放。

  有着“苏联军事文学第一人”桂冠的前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Simonov Konstantin Mikhailovich)奉命参加了这次战役,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蜡烛》。这篇通讯不足三千字,主要描写了苏军攻占贝尔格莱德之后,在夺取萨伐河桥的战斗中一段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

  当时,桥和桥头堡还在德国人手里。清晨,五名苏联红军战士奉命偷袭桥头堡。就在他们爬过一块不大的方场时,德军发现了目标,密集的迫击炮火射向他们。在猛烈的炮击下,一名苏军战士当场牺牲,另外两名负轻伤的战士拖着两名重伤员爬了回来。

  为了阻止苏军的进攻,整整一天,守桥的德军几乎不间断地用迫击炮轰击方场和周围的街道。

  此时,方场的另一边,从高耸着的一堆瓦砾的地窖里,爬出了一位名叫玛俐·育乞西的当地老妇人。只见她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看得出这位南斯拉夫的老妈妈没有受过任何战时的训练,根本不懂如何躲避炮火。她直着身子,迎着硝烟,一摇一摆,缓慢地走向方场。她太衰老了,根本无法跨过面前那段还没有炸断的铁栏杆,踌躇许久,慢慢地绕过了那段铁栏杆。

  老妇人来到了牺牲的苏军战士身边,艰难地将尸体拖到一个大的炮弹坑里。老妈妈跪到了死者旁边,轻轻理好了他的头发,整理好衣物,用手在死者的身上画了十字,又平静地亲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然后,她用干枯的双手捧起弹坑四周的浮土,一捧捧轻轻地放在死者身上。靠自己的双手,这位南斯拉夫母亲为一位战死在异国疆场的孩子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死者已经完全被泥土盖住了,可老妇人仍不满意,她似乎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坟墓。

  老妇人从黑色的大围巾底下摸出一支大蜡烛——四十五年前她结婚时的喜烛,恭敬地插在了坟上。然后,她默默地坐在一位年轻的,不知姓名的逝者身旁,在德军炮火的狂轰滥炸下,为他守灵。

  通过西蒙诺夫的记叙,让我们穿越时空,目睹了那悲壮而崇高的一幕,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南斯拉夫妇女的崇高母爱,领悟到了爱和对生命的尊重,感受到了人性之美。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思想情感,《蜡烛》都堪称是经典之作。它不但在苏联国内广为传诵,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志,而且被当作爱国主义教材选进了教科书。这篇通讯在中国也得到了高度赞誉,被当作写作典范和教材,编入了中学生的课本。

  如果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西蒙诺夫在文字背后传达给我们的某种信息,这些信息让人感觉到,世上的某些认知与我们的思维与逻辑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如果用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衡量,这些认知甚至让人难以接受。

  为什么在西蒙诺夫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五名苏军战士刚一出现,便遭到了德军迫击炮火的猛烈打击,以致一死四伤。而文章的主人公——一位羸弱的、步履蹒跚的老人玛俐·育乞西却能在德军的炮火硝烟中安然无恙。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为什么文章中,在描写这位南斯拉夫老妇人出现后,西蒙诺夫一共写道七次炸弹在她周围爆炸,而这些炮火对玛俐·育乞西却是有惊无险。不仅如此,西蒙诺夫还在文章特意注明,几次轰炸中,德军的炮弹都落在离她很远的地方,这仅仅是巧合吗?到底是德军士兵没有发现她,还是故意为之?按照正常的思维和逻辑判断,以上这些情节都说明玛俐·育乞西在炮火中的这段经历有悖于情理,不符合实际,但又耐人寻味。

  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的教育中,以及所看到的小说、电影、电视、戏剧中,德国法西斯就是一群极端残忍、极端残暴,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粮就抢,见妇女就奸淫的恶魔。可在西蒙诺夫笔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德国的炮火一直轰到太阳落山”,“德国人又开炮了,炮弹在这小小的方场上炸开了,黑色的泥土直翻起来,柱子似的”,可是“没有一颗炮弹打在老妇人的近旁”,“炮弹仍旧落在离老妇人很远的地方”,“和先前一样,炮弹落下的地方都离老妇人很远”。在这些话语中,“一直”“又”“还”等副词和“炮火”这一意象结合在一起,让读者明显地感觉到德军的炮火一直是有意地躲避着战场上的这位南斯拉夫母亲。

  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阶级的军队,必须服从的一条至高原则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也就是说“军令如山倒”,只要上级下达命令,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遵守。为了胜利的目的,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因此,在战场上,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阶级的军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最基本的法则。但问题在于,按照这样的原则或法则,就能够战胜一切,获取一切吗?换句话说,按照这样的原则或法则,就能够必定成为胜利者,赢得人心吗?

  在西蒙诺夫笔下,对战场上为自己的对手(战死的苏军士兵)埋葬守灵的那个南斯拉夫的老妇人,德军士兵并没有按照“敌人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的逻辑,把玛俐·育乞西当作敌人消灭,而是有意地保护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军人的原则和战场法则,但能够说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敬吗?能够说他们的行为不符合良知,或说不符合人性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的一面,并不是宣传中的被丑化的“人”或被涂上色彩的“人”。

  没有对母亲的信仰,没有对母亲的尊重,没有对母亲的热爱,人类就无法生存。母爱的伟大超越一切。如果每一个人都认同这样价值观念,就等于认同了对生命敬畏的道义原则,认同了全世界所公认的普世价值。可以说,西蒙诺夫笔下的德军士兵的行为,体现了人性与良知,它超越了军队的命令、超越了战场的生存法则。

  哲人西塞罗说过:“对善恶的无知是人类生活中最动乱的因素。”1945年春,苏联向德国发起了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战役——柏林战役。这场战役是整个二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4月16日,斯大林派出了二十个军、六千三百辆坦克和八千五百架飞机对柏林发起最后的攻势。

  4月20日,星期五,也就是希特勒的五十六岁生日的当天,苏联军队用密集炮火轰击了柏林市中心,作为送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美英联军从西线发起对柏林的攻击,并派出飞机对柏林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

  作为最后的挣扎,希特勒走出防弹掩体,鼓动那些十四到十六岁的男孩子们“志愿”为党卫军的“荣誉”而战,他蛊惑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保卫柏林,为纳粹献身。

  柏林城里的战斗越来越残酷,苏军与德军在每一条街道进行激烈的巷战,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爆炸声、枪炮声,从士兵们喉咙发出的近似野兽般的叫喊声,动人心魄。山穷水尽的德军困兽犹斗,进行最后的抵抗,短兵相接的刺刀使双方伤亡惨重,战况极为惨烈。

  突然,在一条街道中间的废墟中传来孩子的哭声,是个德国小孩儿。此时,苏军与德军正在猛烈地相互对射,小孩儿随时都可能在战火中丧命。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名苏军士兵站起身来,径直地走向传来哭声的废墟。战友们立刻停止了射击,所有枪口都对准前方,时刻准备用火力接应自己的伙伴。叫人意料不到的是,街对面的枪声也戛然而止,德军突然也停止了射击。在双方黑洞洞的枪口下,这名苏军士兵默默地走到了废墟边,把孩子抱了起来,朝着街道边的一个安全掩体走去。

  此刻,除了救人的苏军士兵那一步步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外,整个街道处于死一般的沉寂中。一位苏军的随军记者将这个感人的瞬间完整地记录下来。第二天,苏军士兵奥沙罗夫解救德国儿童的全套照片被印在传单上,从空中飘落下来,传单的题目是:“柏林,请停止枪声!”当柏林市民看到传单时,不少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一些化了妆装扮成平民的纳粹士兵也走出战壕,交出了武器。

  奥沙罗夫成为英雄,许多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战场上,你敢于在枪林弹雨中站起来?

  奥沙罗夫回答十分简单、质朴:“爱,会让枪声停止。”

  对于爱的力量,奥沙罗夫有着自己的解读。他流着眼泪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真实的故事:1941年10月,德军进犯莫斯科,遭到了苏联人民的顽强抵抗,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异常激烈。在通向莫斯科的杜波塞科沃要道上,苏军第三百一十六步兵师为了阻击德军,持续战斗四个小时,击毁敌军十八辆坦克,为了保卫莫斯科,英雄们全部壮烈牺牲。

  街巷的拉锯战中,几名德国士兵警惕地举着枪,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汪汪的狗叫声。他们顺声而去,只见一只小狗正趴在一个十五六岁、受伤的少年身旁,轻轻地舔着他的脸,然后,它转过身,发出急切地悲鸣。这时,少年发现了身旁的德国士兵,惊恐万状,他用手指着小狗,然后又摇了摇,嘴中不停地叨念。尽管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德国士兵明白,少年是在乞求他们不要杀死小狗。而小狗依然不停地重复着刚才的动作,舔舔受伤的少年,然后向着德国士兵摇着尾巴,不断地发出呜咽声。德国士兵也懂得,小狗是在乞求他们救救它的主人。几个德国士兵沉默了片刻,一声不响地地绕过少年和小狗……那个少年正是奥沙罗夫。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对于政治而言,或者通过无止境的、不设限制的交流而实现共同的认识,走向和谐与和平,或是各自坚持自己所谓的真理,排斥和仇视他者,进而相互战争、残害和杀戮。为了证明敌对势力的丑陋和邪恶,一切战争、革命或政治运动,都需要动员群众。然而,把群众动员起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要打击的对象或群体“妖魔化”,诉诸人们内心的仇恨、恐惧、厌恶和偏见,挑动群众喜欢起哄、宣泄情绪和找代罪羔羊的心态,将人变成麻木不仁的冷血动物。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对战争而言,敌对的双方在血泊中会容易变得更加冷漠无情、不共戴天。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满足无法在谈判桌上得到的利益,战争将人异化为杀人机器,人世间的一切价值准则都被血与火洗礼,道德标准被炮火硝烟重新定义,善良被鄙视为怯懦,凶残被美化为英勇。战场上有的只是无情杀戮,不能有半分仁慈,更谈不上良知与宽容。作为士兵唯一服从的是上级的命令,不需要任何判断是非和反思己过的能力。

  但毕竟人性存在,人的良知存在。冰冷的枪口、致命的子弹,都会在人性的光辉下退缩,人性的良知绝不会对爱举起屠刀,人与人也不会由于厮杀而泯灭心中的伦理底线。爱的伟大、人性的力量将跨越一切政治,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人永远是目的,不是手段,自然也绝对不是实现国家或某个利益集团目的的手段。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性中一切被压抑的情感都不会轻易消失,它们依然暗藏在人们内心的深处,等待着恰当的时机爆发出来。即使个人的社会身份与这种情感相违背,它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化出来。知名学者何怀宏先生曾说:“道德底线虽然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却有一种逻辑上的优先性:盖一栋房子,你必须先从基础开始。并且,这一基础应当是可以为各种合理生活计划的人普遍共享的,而不宜从一种特殊式样的房子来规定一切,不宜从一种特殊的价值和生活体系引申出所有人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他近年来所提倡的“底线伦理”的理论,这种“底线伦理”其实就是一种人性和良知,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即是说:评价某个行为是否正当与否,并非是依据某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某种利益集团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首先应该着眼于行为看得见的方面,立足于行为本身在当下直接展示的东西,依据作为人本身而言的人性与良知,而不是根据对其效果有利、动机无害、某个主义至上……诸如此类的解释。

  一个人的真实道德和信仰不能从一些道德命令原则中推演出来,它是以个人感悟为基础。由此引申,一种由拥有不同利益、价值的人们“共享”的普遍伦理,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来说,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就像环境问题一样,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都有责任共同保护这个环境,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也都有责任保护这个社会及其道德底线。

  ——原载《书屋》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