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士兵回忆二战

党卫军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警卫核心机构；管理集中营；前线作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这支政治武装所表现出的意志、纪律和冷血都超乎寻常。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与党卫军有关。党卫军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间也包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

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柏林工大有个来自南德的大学生叫阿尔特豪斯，意思是“老房子”，他的爷爷干过党卫军。就因为这一点，他从懂事后就不愿意见他爷爷。我问他为什么，年轻的“老房子”说：“党卫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凶手，他们每人手上平均有3条平民的人命。我为自己和他们同为德国人而羞愧。”我问他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他掰着指头给我算：“党卫军前后一共招收了多少士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它在1944年底达到最高的人数，有90万人。加上它损失的人数，我估计它在整个战争中的前后总人数应该在200万上下。‘二战’期间欧洲死了3 000万人，其中犹太人就死了600万。我们按最保守的方法计算，把600万平民死亡的账放在党卫军头上应该不冤枉它吧？那不就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背着3条人命！”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党卫军的文献，发现了一些党卫军在集中营以外的罪行记录，这里选摘两段如下(请注意，这些文字完全是由德国人自己写下的)：

1944年4月5日，在希腊的党卫军第7步兵团为报复游击队袭击而毁灭了一个叫克里苏拉(Klisura)的村庄，杀死居民215人，其中72人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同一只部队还毁灭了一个叫蒂斯特罗门(Distromen)的村庄，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300多人。

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帝国师第4装甲步兵团为报复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摧毁了法国村庄奥拉多苏尔·格拉纳(Oradoursur Glane)，一次就杀害了642人，其中190人是中小学生。事件的起因是抵抗运动的狙击手射杀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这次行动在党卫军的档案中被称为一次“普通军事行动”。

揭露纳粹军队的战争罪行不是我的写作重点，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既无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德国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为国际社会接纳，直面历史悔过自新是其关键所在。我要调查并展现给中国读者更多的是前党卫军士兵的个体经历和感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参加过“二战”的德国军人在战后分为两类，一类被纳入常规军人的范畴，用一句“为国尽职别无选择”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而另一类则被纳入“责任承担者”范畴，党卫军就属于后者。“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党卫军成员无法用“被驱使”来解释他们的参战立场。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军做出的“犯罪组织”的结论也明确定位了这些士兵在“二战”中的身份：犯罪组织的成员。在这种压力之下，前党卫军士兵通常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外国人的采访。东德地区的老兵艾卡特就说过：对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后来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认识，表现在党卫军就是“妖魔化”。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势认识，我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发现了一些原党卫军士兵战争回忆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支“特殊军队”的一些个体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悟：

莱夫勒：

我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3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兄弟成了对头。我们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

多林：

党卫军最早是保护元首的一支精锐武装，在首都柏林的重大活动中常作为仪仗队出场。在我报名参加党卫军时，一共有1万人同时参加了报名。但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体检，最后得到录取的只有3 00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6月底，我们接到了上面的通知：根据普鲁士腓特列国王组建长人卫队的模式，柏林也要找一批身高超过米的男子组成阿道夫·希特勒的卫队。我被录取了。经过艰苦的训练后，我们变成了一支像刀切一样整齐的大个子卫队。我参加这个卫队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柏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机会。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党卫队漂亮的军服。

在阿道夫·希特勒卫队中，我们学会了唱很多歌。有一天突然学唱《玛利亚和约瑟夫》，它不适合做进行曲使用，我一点也不喜欢，特别是在去靶场的路上要是唱这首歌特别显得不伦不类，后来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把这首歌取消了。

马斯茨克博士：

我从小就没有家乡的概念，从来不想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家，而是因为父母管束太严，使我不喜欢这个家庭。参加党卫队后，我可以做很多在家里不允许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加入了党卫队。我对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是看得很重。党卫队中有很多穷人，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很明显他们总在想：现在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了，现在我们有了升迁的机会了……这是深有底层感和孤独感的人群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本能反应。

在我的眼里，大德意志帝国在“帝国水晶夜”中已经输掉了战争，尽管当时战争还没有开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如果穿制服的军事单位能接受国家的命令去破坏和焚烧平民的房屋和教堂，那么这个政府就毫无信誉可言，它必然是一个犯罪的政府。

所以，在我进行党卫队宣誓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奥地利最早的抵抗运动小组。一方面我要宣誓效忠元首，另一方面我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这使我成为了极好的撒谎者，尽管我从来不愿意这样。

亨特里克：

“二战”时，我在党卫军的维金师。这个师的大多数人是外国人。德国人在招募党卫军士兵时很会宣传，叫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说这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我是荷兰人，在荷兰，教会也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害以及来自东方的威胁。在面临新的欧洲如何组成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旁观，我们希望新的欧洲能处于一个最能干的国家的领导之下，这就是德国。我父亲常在德国做生意，这使他非常倾心于德国。当时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对新生的德国感到振奋。党卫军在招募新兵的宣传中告诉我们：你们的行为不会和自己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加入党卫军和保卫自己的祖国是一致的。战争结束后，我无法回国了，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在荷兰发生的一切事情，知道干过党卫军的人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输掉了战争，党卫军成为了替罪羊。

巴曼：

我在17岁生日的两个星期后进入了在德累斯顿的党卫军营房。自愿参军可以选择兵种，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骑兵，被分到第37党卫军骑兵师。从一开始，我们就和很多外国人一起相处。我们虽然有语言障碍，但是基本上能够互相理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支“欧洲军队”，大家是在为欧洲打仗。我们认定这场战争必须要打胜，这关系到欧洲的存亡。

我们一直被告知，俄国人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都对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在战争后期，这种宣传的效果使得党卫军拼死抵挡俄国人以及等待美国人占领德国。

1944年6月在法国奥拉多苏尔发生大屠杀时，我在村外。等我进村时，扫射已经结束。我们把剩下的一群妇女和儿童都赶进了一座教堂，然后我们奉命往教堂里运送炸弹和燃料，然后我们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听到了教堂里的爆炸巨响。事后我们重返教堂去掩埋尸体。时隔不久，我们就被派到了诺曼底。

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军事法庭追究了这次罪行，清算了几个下级军官，我也被判刑了，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才释放出狱。我不认为自己是委屈的，我所在的部队做下了这样的事，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据统计，“二战”*有31万党卫军战死，没有人去公开纪念这个死者群体，后代也羞于提起这些已故的先人，人们甚至难以接受对他们墓地的安排。1985年5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访问联邦德国时在总理科尔的陪同下参观了在比特堡(Bitburg)的“二战”德国士兵公墓，在这个公墓中也埋葬着希姆莱的党卫军士兵。里根为表示美、德两国的修好而把战死的党卫军士兵也视为纳粹统治的牺牲品，并把他们等同于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死难者。里根此举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抗议浪潮从各个方面接踵而至，一时被视作是重大政治丑闻。

战后，活下来的很多原党卫军士兵遇到了回归社会的问题。原国防军军人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党卫军则是纳粹的追随者；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把党卫军视为集体犯罪者。德国人在申请移民甚至出境旅游时都经常要申明自己有没有干过党卫军。为了避免精神上的“边缘化”，一些原党卫军士兵组成了互助会，加强互助和沟通，争取正常的公民权益。在冷战期间，这个协会曾利用西方国家的恐苏心理，试图让德国舆论给党卫军以一定的积极评价，例如把党卫军说成是西欧组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合军队的样板。但结果是无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