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上气候暖化对经济的影响看全球暖化大骗局

全球暖化论者声称“温室效应会毁灭地球”，据说全球暖化会导致干旱并打击农业生产，并于本月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峰会，企图限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时期，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等于限制中国的能源使用，也就给中国的发展戴上了紧箍咒，因此搞明白全球暖化到底对中国有利有弊非常重要。气候本是长期问题，西方很多国家历史不是很长，但中国却有5千年历史，据说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所以在听别人贩卖思想观点前，不妨先回过头来先来看看自己5千年的历史。

　　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温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1]，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 的气候特色，这与最近发表在Science上的科学论文是符合的，该卫星观测结果证明，温度每升高一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和降雨量就增加7%。而近5000年来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则明显的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2]。尽管其中的变动幅度仅在±3℃以内，在数量 上不算大，但却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 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3]。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的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 势。

　　同整个古代世界一样，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农耕国家，农业是整个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它在发展进程中的盛衰繁荣，直接关系到 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否。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进和提高，也是很缓慢的，因此气候的好坏以及由此导 致的自然灾害的有无多少、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无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 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4]，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考察中国历史，情 况也正是这样。

　　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是我国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 比现在高2℃左右。这种暖湿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致商代畜牧业虽有其古老传统而基础雄厚，但农业已经上升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生产部门，后世 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也大多已有，加上土质疏松，易于耕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商王大多酗酒，而且有不同种类的农产品酿造的酒，说明当时有丰足的粮食生产。而此时的南方，河湖沼泊太多，水域面积过大，人们的生产技术低下，排水困难，加上土壤粘性太强，不易耕作，因而黄河流域最先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形成灿烂的黄河文明。

　　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继第一温暖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时期，所以习惯上也称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灭商前就注重农业生 产，建国后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至于农业生产工具，则与商代没有显著区别。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70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与 提高，配以温暖湿润的优越自然气候，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西汉政 权也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即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王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 的封建文明，而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大动干戈，原中原人 民在寒冷与战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迁，在江南建立了许多侨置郡县，为南方带来了大量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和生产者。另一方面，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 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此前在这一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勃发气 象。但这一气候却对低纬度的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影响不大，因为南方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北方相对暖湿，而且干旱对于南方大面积的水域涝地的自然排 水，更是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适于农业耕作的转化，使人们在生产技术不高的情况下，增强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这些主客观因素对江南经济开发 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使南方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大好时机，而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则遭到极大破坏。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其中，从8世纪中期以来气温已开始下 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暖期。唐代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水稻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得到广泛种植，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比较普遍。 因气候暖湿，农业带明显向北推进，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同时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 长和提高，这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也使农业总产量相应提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物质文明发达[5]。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 《忆昔》一诗所描绘的社会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宝八年（749）时，官仓的粮食储存达到了粟米9600万石[6]，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达也是深得南方经济 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书》即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督江、淮所 输以备常数。”“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8]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新动向。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南方则战火较少，经济生产得到保证。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 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特别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转冷，使东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态破坏，基本的生产生活得不到保证，遂向南猛烈进攻，先后攻破辽 国、灭亡北宋。酷烈的战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破坏，以致到13世纪中期，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领 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9]，这是以前历次少数民族政权南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 朝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长期对峙，稳固地占据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在那里大规模的掠夺农业耕地，建立牧场，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严重破坏 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租佃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发生严重倒退[10]。

　　在12世纪以后的800年间，中国的气候虽也曾几次冷暖交替，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温暖时期，但总的来说则是以寒冷期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气候影响 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农业生态环境继续遭到破坏，北方农业区向南迁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加以干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频繁，黄 河流域屡受战乱，人民流离，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低纬度的南方，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而且这一气候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 熟化，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劳动力与生产技术的大量涌入，战乱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数量和密 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11]。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黄河 流域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1629-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 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东北女真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气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建 立而结束，因而由气候而引起的黄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经济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萌芽，这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终致不可逆转。

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 可以发现，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地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元朝末年，政府官修《辽史》顺利完成，其《营卫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 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段话的权威性 当然不容置疑，因为修史者与被修者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对其民族特性有着深刻而切实的认识。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 造的先决条件。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1]，但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 类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一定程度地改变环境和条件，弥补其不足。但从历史上看，这也只能是在较小的空间内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在气候 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各适其便”之地。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而不是自然适应人类。

然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却在全球暖化会毁灭地球的谎言下，吹起了跟地球太阳战斗的号角。如前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温度高时不是问题，反而温度低时，因空气中水汽量减少，时常导致大规模的干旱，且植物在低温时生长减慢，粮食生产减少而有发生毁灭性的灾难的可能。现在全球暖化论者却不顾历史上比如唐朝商周时期气温比现在高得多，人类并未毁灭，反而处于文化兴旺发达，农业生产大发展的事实，开动媒体机器，使用纳粹戈培尔的洗脑宣传方式，尽力渲染温度上涨会毁灭世界的谎言，这些人对给温室效应提供95%的影响的水汽选择性失明，对影响地球温度最大的太阳也视而不见。却把罪恶加在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只有3.6%的二氧化碳上面，为其利益把本来不是污染物的二氧化碳妖魔化，结果把控制污染的重点讽刺性地转为控制非污染物，从而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使用能源的目的，而中国由于在气候科学技术研究上水平不及西方，做决策的有关负责人又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了解。既没能学好别人的宝，又没搞清楚自家的宝，结果在哥本哈根鸿门宴上只好在发达国家的威胁欺骗下任其糊弄，自设二氧化碳限排目标，给中国今后的发展戴上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