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学历到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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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学历到重能力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杨东平《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14日   16 版)

  ■在人才使用上,社会上长期存在“以学历文凭论英雄”的现象。《人才规划》确立“人才以用为本”的理念,破除了束缚人才发展的观念和制度性障碍。从重学历到重能力的转变,将成为未来我国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

  

  我国人才不适应现实需要的问题十分突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片面追求文凭、学历以及各种外在的资格“标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人尽其才,也制约了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错误导向带来“高分低能”

  不恰当地强调高学历、高职称,以职称和学历为重,而不是以能力和满足实际需要为主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错误导向,引导人们去追求那些并非实际需要的职称和学历;它同时强化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助长了鄙薄第一线的基层工作、轻视实用和技能型人才的倾向,导致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缺乏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拔尖人才和优秀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中初级技能型人才。

  优秀人才不足、人才的适应性差、技能型人才的短缺等问题正在制约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致使我国劳动生产率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使得中国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在国际比较中仍处于弱势。

  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存在重理论而轻实践,忽视能力培养,学校与社会和产业部门脱离等偏颇。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及培养模式,偏离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据麦可思公司对200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全国本科毕业生专业对口的平均比例为71%,哲学、法学仅为32%、47%。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亟待提高。用人单位对本科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和能力水平的调查,显示毕业生在价值观和基本工作能力方面明显不足。

  加快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树立“以用为本”的价值观,建立“能力本位”的评价标准,不仅是一场观念的革新,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改善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制度,使得“不拘一格”地识才选才,各类人才各显其能、各尽其用逐渐成为生活的现实。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强调教育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加强产学合作,实行开门办学,建立与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倾听和反映产业的需求,聘请有实践经验和理论功底的产业工程师任教。通过产学合作的机制,实行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帮助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工作技能。重视开展非学历的大学后继续教育,改变目前高校成人和继续教育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情况,通过有效的继续教育满足大学后人员知识更新、职业流动和科技创新的需要,构建终身学习的新体制。

  在人才评价和使用的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分类指导,在对学历、英语、计算机水平等的要求上,破除那些形而上学、形式主义的规定,避免“一刀切”的盲目性。例如,许多应用型的岗位(如临床医生)、不少学科专业(例如艺术、体育)并不需要过高的学历。又如中小学教师、高校中以本科教学为主的教师,在其评价上不宜沿用研究型、学术型的评价标准,引导他们发表论文,而应以实际工作成绩为重。同时,需要改革职称制度,建立与学术型对等的应用型职称等级,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应用型职称“低人一等”的制度安排。公务员录用制度也应该改革,成为不唯学历、能力导向的表率。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劳动人事等制度的改革中建立能力导向。要加快户籍制度、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等改革,打破农业、非农业户口管理二元结构,破除人才使用中不合理的学历壁垒和歧视性政策,剥离附着于户口的劳动、人事、工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利益,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清理和改革人事、职称、劳动用工、人才流动过程中各种唯学历、片面追求高学历的不合理的规定和制度,建立重实际能力的标准。

  面向未来,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工作必须完成这样的深刻转变:从片面追求学历转为以重视能力为主;将目前以青少年为主、一次性学校教育为主的学历教育,转变为面向所有人、以非学历教育为主的多样化的教育,将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能力,从而极大地解放人才,激发人才的创造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