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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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日亮《我即语文》
这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地看陈日亮的《我即语文》,其间几次想到,人一生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即是人生之安慰。语文教师,不是人人都会说“我即语文”的,日亮先生如是说,而且心平气和,了解他的人皆认为恰如其分。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的编辑曾托我向陈日亮索稿,日亮先生将《语文教臆(下)》一文发来。我看过之后想到,这是当今一线专家对中学语文教育考所作的一次全面思考,非常难得。文章刊发后,一些同行纷纷致电编辑,好评如潮。当时得知陈日亮正准备出一本书,述说半生语文情缘,《语文教臆》等也收入书中。
“我即语文”,陈日亮有资格如是说。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语文从来就不是热闹的。陈日亮为人低调,像一本沉静的语文书。在《我即语文》一中,他是温和地述说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平静地述说自己的教学经历,毫不张扬。按现今社会风习,日亮先生其实是大可以显扬一下的。他办事认真,你从他的经历中找不到一点华而不实的噱头或花架子。其他可以不说,只说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绝不尸位素餐、一味举手画圈,他曾代表教师利益,领衔发出提案,要求设立《教师法》。历史会记住,陈日亮对《教师法》诞生的贡献。
五六年前,福建一些学者、教师提出“闽派语文”,日亮先生与有力焉。最早听说“闽派语文”,颇感惊讶。我想,凡是有流派的,就不可能是科学的。后来终于想通,不仅语文,包括语文教学法,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科学。正因为它是学科而非科学,形成流派也就顺理成章。“闽派语文”核心理念中有一“去蔽”,引我深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语文被搞得像一头“性别”始终不清却受苦受累的骡子,人们纷纷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朝它的背上放,而且不断地更换,弄得它吃力不讨好。的确,加在语文学科上的负担太重太重,遮蔽在它上面的太多太多,这也许就是语文教学改革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因而把“去蔽”作为语文教育要务,诚为卓识高见。“闽派语文”倡导质疑精神,引导教师防止自我蒙蔽,对喧嚣尘上的各种理论及时髦做法有自觉的分析与抵御,我在日亮先生的教学经历中看到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
和《语文教臆》一样,收在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能体现陈日亮冷静客观的思想性格。对语文教育的各种思潮、教学法或者争论,他从不急于表态或是轻易下结论,而是结合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在理论层面和和活动中探索。他不急于说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只是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当今语文教育界所缺乏的。即使是对当前的课改精神,陈日亮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狂热地照单全收,奉为金科玉律,而是作冷静客观的思考,为完善课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态度,是对课改最有价值的支持。
陈日亮是有独立意志的思想者。他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不媚俗,不趋附,不盲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陈日亮自大学毕业47年来的思考记录。他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很多内容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书中“碎语”一章,记录的是他的“断想”和“闪念”(类似的事,我做过一些;和日亮先生比,我的识见积累就显得很浅薄),品读这些思想火花,凡在语文教学一线的同行都会认识到,像日亮先生那样始终如一坚持思考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近年,一些同行误认为课改是对过去教育教学的一次“格式化”,于是对过去几十年甚至百年来的语文教育一概持否定态度。而我们从陈日亮的探索和实践中可以发现,课改是对民族语文教育优良传统的继承,正是有陈日亮这样一批教师的多年来的努力,课改才成为一种可能。本书也客观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语文教改的一些活动,那个年代,许多像陈日亮一样的教师为了教学改革,把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贡献于世,不计个人得失。青年一代应当记住他们的功业。
1960年,陈日亮大学毕业,开始当语文教师(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他们那一代教师的不幸可能是文革十年无用武之地,但是毕竟还赶上过“教育的春天”,更重要的是陈日亮始终没有放弃追求,那个非常时期仍然得到了发展。他大半生教语文、研究语文教育,最后修成正果,“我即语文”,化作一棵菩提。我觉得日亮先生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即使在惨白的冬天,他的心中仍然是一片绿色。这只要看看他在文革中和朋友的通信就可以知道。——什么都看透了,也不放弃理想。对陈日亮而言,他的理想就是语文教学百家争鸣的春天。
读这本书,感慨良多。八闽诸贤,不惮时艰,务实精进,弘扬民族语文教育传统,如东南柱石,为天下先。江苏号称教育大省,世所瞩目,何敢其后?惟我侪虚心学习日亮先生,以语文教育为毕生事业,冀有所成,则幸甚。
(《我即语文》,陈日亮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