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 职业与志业：新一代学者未来的愿景

职业与志业:新一代学者未来的愿景

韦政通

原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9，No.1 2007年2月

编者按:韦政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思想家和思想史家，台湾资深学者，著述等身，而最具代表者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伦理思想的突破》等。2006年4月20日，韦政通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大讲堂为来自武汉地区多所院校的大学生和青年学者进行了一场有关学术人生与为学方法的讲演。本文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何卓恩教授整理而成，专供本刊发表。文章整理后，经韦先生审阅。

　　我今天讲演选这个题目:职业与志业———新一代学者未来的愿景。题目里面有“新一代学者”，就表明这个“职业”不是普通的职业，是跟学术有关的职业。所谓职业，就是以学术的专业为基础去当老师、教授、研究员、系主任、院长、校长，这是学者人生的一条道路；如果一个人在学到一定的专业以后，主要着重的不是职位，而是在自己的专业上继续努力，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以在时代文化上继续创新为己任，那么学者人生的这种道路，我称之为“志业”。职业与志业，我要讲的是知识人的两种道路，或者说两种境界，希望在各位人生的道路上有所参考。

作为职业和作为志业，两条道路对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贡献，但是性质上有很大不同。作为职业，也许有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作为志业则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它可能需要时间的考验。作为人生选择，从前一条道路努力的人比较多，也比较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从后一条道路努力的人比较少，但他们比较更有理想性。我希望像你们这样一些有名的学校，将来总有一些人会把创新历史文化作为人生的理想。这就是我所讲的新一代学者的未来愿景。

中国传统中也有类似职业与志业的分类，中国传统中有一种人称为“经师”，一种人称为“人师”。汉代有所谓五经博士，是官职。这些人，专门讲经书，是经师，跟现代专门传授知识的人比较接近；中国传统里面还有一种人师，道德学问上做人的榜样、典范的那种老师。“经师易至，人师难求”。“经师”和“人师”的划分，比较接近现代“职业”与“志业”的划分。但是“人师”与“志业”还是有区别。在现代，追求创新文化的“志业”仍然主要是落实在知识上，也有道德理想，但主要通过建构知识来实现。传统的“人师”，以道德楷模为追求，这在现代体制里面几乎落空了。现代体制中，当一个老师、教授，只是看学术上的专业和成就，主要不讲求你道德上的修养。道德方面现在慢慢没有着落了，其实这一方面很重要，尤其对做教师的人。

职业和志业两条道路有相同的部分，它们都要有一定专业的训练。但两者区别也很大。作为学术上的志业，要在学术上不断地发展，不能满足于守住一个堡垒，局限于一个小的专业范围；要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攻克，稳步地突破“专业”的界限，开辟新的领域。只在一个小范围内做专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学者。做学问就像桑蚕抽丝作茧，一点一点抽丝，做成一个蚕茧，让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天地；但你不能一直在茧里藏着，如果一个学者做成一个茧之后，不变成蛾飞出去的话，那个蛹会闷死在里面，会僵化。所以学者要不断地努力，才会克服僵化，不断地创造生命，就像茧里的蛹，把茧咬一个洞，变成蛾飞出去，重新发展。学术作为一个职业，可以限定在一个专业里面，但作为志业需要不断地突破。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更应该有“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也就是有真理高于权威、高于信仰的信念。信仰与学术需要分开。当然这个观念一般从事学术职业的人也要有，就大学教授来说，必须要确立一种“教堂跟教室不同”的观念。这对传统的教师概念是个挑战。传统社会教师的工作，按照韩愈的说法，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信仰层次的问题，传统社会，无论东方西方，都是把信仰和知识混淆的，一个教师不但要传授学术，而且要传达信仰。现代化社会的教师，只是授业、解惑，不再把传道作为重点。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教会大学，像天主教有辅仁大学，基督教有东吴大学，还有很多其他教会学校。教会可以办大学，但是不能向学生传教。学校还是要按照一般的大学的方式来办，才能得到政府的承认。你可以在这个大学里成立一个神学院，在神学院才能传教，神学院也有知识要求，但因为专门研究神学，是可以传教的。不能在其他学院传教。在现代，“教堂”跟“教室”不同，神学院相当于教堂。教室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教堂是传播信仰的地方。中国传统这种区分缺乏，现在这种区分也仍然缺乏，不过只要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以后“教堂”跟“教室”也会朝分开的方向走。信仰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你信仰什么是你的自由；信仰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不信，因为信仰是人生的内在的一种需要。教堂里面要求信上帝，但是在教室里面传播学术的时候可以否定上帝。在教室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受挑战，没有一种权威是不可以怀疑的，因为那是一个保持着无限可能性的地方。将来教育朝现代化方向发展，一定要有这种观念。这个观念，在现代，无论作为职业还是志业，都是需要建立的，而作为志业，更显重要。

作为职业，受社会体制的约束较大，作为志业最大限度地需要超越社会体制的约束。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更利于达成目标呢?

方法每个人不同，但有一些是共同的。例如，做一个学者，要养成一种“学者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即日常生活的不同习惯。商人有商人的生活方式，艺人有艺人的生活方式，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如若我们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企业家奢侈的生活方式不适合我们，艺人好名好利的生活方式也不适合我们。学者的生活方式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培养?作为学者，每天生活的场所应该是研究室、教室和学术会议室，尤其是研究室或书房，不是证券交易所、公园、酒店，这是培养我们生活方式的空间方面，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应该待在这些地方。全世界的好大学，都有很多好的学者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做教学，没有什么外务，学生什么时候找他，大概都可以找得到，很少有外务。这种学校可以培植出很特殊的气氛。顺便说一下，中国大陆目前大学发展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很多大学为了发展，原本在都市的学校搬到郊区很远的地方，老师还住在城市，教室、学生却在郊区，师生根本很难接触。这样的大学就好象补习班一样，老师上完课就走了，很不容易养成好的风气。世界上有名的学校，那些有名的教授除了上课，多半都在他校内的研究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接见学生。假如一个学校，教授们每天都在研究室，经常与学生讨论问题，有这样的风气，那么学校气氛会很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空间上就是要求一生都习惯进书房读书做研究，这种习惯丝毫不是勉强，而是自然的习惯，就像吃饭、睡觉甚至呼吸一样自然。这是学者的天职。要把自己训练得乐在其中，丝毫也不勉强。这不容易做得到，但不等于说不能做到，一下子做不到可以慢慢培养。一般人可能短期做得到，比如读博的时候，可以拼命赶，但读完博之后，就困难了。我曾跟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散步聊天，他说他的题目做起来非常困难，他几乎丧失了毕业后继续做研究的兴趣。这就很奇怪，读完博之后应该有继续研究的兴趣，可是确实有一些人读了一点书以后就读不进去了，觉得非常痛苦。这种人要他把学术作为志业，大概很难。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朝学术这个方向发展，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有的人觉得痛苦，当然可以做别的。做学者一定要享受到研究的乐趣，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培养一种学者生活方式，需要培养兴趣，有了兴趣就会有快乐的感觉，就能够坚持下去。当然即使如此，开始的时候仍然难免要勉强自己，久而久之才形成习惯，毫不勉强。习惯成自然，我们的吃饭、睡觉、呼吸，多么自然!不需要认真去学。如果我们读书做研究到那个地步，就可能达到学术人生的理想境界。

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培养学者生活方式，有三点具体要求。

第一点，我们要养成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能力。很多人做学问需要外在的鼓励、奖励和赞赏，这个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学术研究过程中，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任何赞赏、任何奖励，这个时候怎么办?要自己鼓励自己。确定目标跟能人竞争是自我鼓励的方法之一。从事学问久的人都知道，开始时可以跟同学竞争，后来跟同行竞争。如果你优秀，再后来你会发现你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少；如果你很杰出的话，可能没有几个人可以跟你竞争了。那个时候你需要自己跟自己竞争。今年跟去年去比一比，明年希望比今年更好。这就是自我鞭策。最后，你如果很突出，也许会遭到别人的嫉妒；而如果你的工作很特殊，大家不容易了解，同情的人也少，那你还会非常寂寞。那个时候你要坚持下去，也是要靠自己鼓励自己。自我激励、自我鞭策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第二点，淡泊名利，生活简单。这一点大家都了解，中国传统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是做到不容易。所谓“生活简单”，对一个学者来说，就是不去干与学问不太相干的事，他的生活主要在书房、教室、学术会议室里。生活简单不等于单调、乏味。现在改革开放，有些教授生活变得复杂了，因为过去穷日子过久了，物质上的渴望还没有完全满足。等到物质相当丰盛，再过二十、三十年，大家有过那种满足以后，他慢慢也会简化，有这种趋向的。谈到淡泊名利，对于年轻人来讲，好名好利不是坏事，中国传统对人从儿童到老年一个标准，把儿童当大人来教，其实年轻人好一点名利，完全不是毛病，可能是一种动力。人一生能够有一点名气，在我个人来说，可以给自己一些满足，一个人活得一点名气没有，当然有点窝囊。但是到了相当程度以后，应该有一个自觉，不可去刻意追求盛名，要更多更多的名。胡适晚年就有这个毛病。胡适活了七十年，前四十年很了不起，很年轻就名满天下，而且风度极佳，气质特别好，有特别的魅力。但后来越来越爱虚名。他交游无数，从达官贵人到各行各业，晚年在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每天都是高朋满座，根本不能治学。内心喜欢热闹，喜欢被人捧，成为一种偶像，有这样一种渴望。他在中研院竟然有一次公告“星期天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我”，开车的、做生意的，都可以排队去看他，要制造一种社会的声望，好象自己很亲民。你不是做官的，一个学者要这个干什么!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爱名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曾经有一个评价，就是，胡适四十岁死了完全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他后面的三十年差不多等于白活。他中年以后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成就。我自己非常警觉胡适的教训，一个人如果被盛名所骗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有一点名气可以使自己满足，决不能追求更大的名气。追求更大的名气，必然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去炒作自己。如何可以做到淡泊名利?古人说“内重则外轻”，如果你学问慢慢丰富了，精神世界也慢慢丰富了，人内在方面有了份量，对外在的物质需求自然就淡了、也不注重虚名了。相反，内轻则外重，学问上是草包，也没有什么精神生活，那么就特别好利，也特别重视面子，要体面。外面穿得漂漂亮亮的，笔挺笔挺的，在家里其实可能是个小瘪三。人内在方面贫乏，就需要从外在方面去装饰，假如知识丰富了、精神生活丰富了，名利自然看得很轻。

第三点，不怕孤立，不怕寂寞。做学问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总是一个人在研究室工作。长期的学术工作一定要克服这种寂寞感。克服寂寞的方法，就是学者式的休闲。厌烦的时候、写书写不下去的时候，就要适当休闲，自己调整一下。不过学者的休闲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可以听听古典音乐，运动运动身体，看小说。我喜欢看传记，很多时候用看传记来休闲。一个人一生既然能留下一部传，一定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观察他一生的经验，观察他一生的发展，感受他的智慧，这对人生是多大的享受。我喜欢读自传，不限于学者自传，我特别喜欢的是艺术家的自传。像梵高的自传，我就特别喜欢，余光中翻译得非常精彩。天才的画家，人生非常不幸，他现在是作品卖价最高的人，可是他活着的时候，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也喜欢西班牙的音乐家、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非常动人。世界上这种杰出的人物太多太多，你看他一生是怎样去奋斗。没有一个人一生是顺顺当当做出成就的，常常都是多灾多难，他们会教给我们很多间接的经验。休闲的方法很多，还可以听听高品质的广播，中国大陆高品质的广播可能不太多，在台湾电视普及后，广播为了生存，提高了节目的品位，有几个节目专门广播书，也有专家专门介绍书的节目，很好。还可以下下棋，做做运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十个读书九个病，称为白面书生，这不好。除了不怕寂寞，还要不怕孤立。有时候你取得一点成就，可能被别人排斥、诽谤，在社会上被孤立起来，你需要挺得住。遭遇这种命运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拼命努力地工作，不要被别人打倒。别人孤立你，就是要消灭你，要你自毁，这个时候你不能上当。你更加努力，不被打倒，取得更多成就，任何人就孤立不了你，大家更能够钦佩你。不怕寂寞、不怕孤立，我们在自觉了以后，都是可以养成的。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方法有利于达到我们的学术目标。

学术贵在创新，创新有很多方法，这里可以提供一种方法供你参考。这种方法中国目前还比较缺乏，那就是“科际整合”的方法。通俗讲，就是跨学科方法。在台湾，三十几年以前，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带回来这个方法。第一次这个方法的试验，是中央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人的性格”研究。中国人跟日本人不同，跟美国人不同，跟欧洲人不同，性格特征在哪里，很复杂。这个研究就邀请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医学等各种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一起研究，我也应邀参加了，担任历史学者的角色。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有不同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我们为了这个题目，做了两年的努力。第一年，每个人根据本专业的知识确定论文大纲，大家再一起讨论，互相提出意见，彼此学习。第二年把论文写出来然后请更多的专家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我不知道的，现在我了解了，作为历史学者我学到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原来复杂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多种观点、多种方法去看的!这个学习过程影响我学术发展非常重大。如果说我在学术上还有一点点突破、一点点创新，那么很多从这里受益。同样一个问题，如果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只能看到一个面；如果借鉴更多学科的观点、方法来看，就会有新的看法。譬如我写《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原来我习惯用历史、思想史的观点思考问题，写出的初稿都无法落实到生活，只在思想的层面。由于过去科际整合的经验，后来我感觉到，这样的书只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才能切入到生活世界中去。后来改变了，能够写下去了。这个经历使我深切地感觉到，不同的问题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多一些学科的方法，就多一些解决问题的学术道路。通常学术界有一种毛病，就是“隔行如隔山”，你是学历史的，我是学政治的，他是学科学的，好象都不相干一样。其实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现在人类所以要把知识分类，因为近代以来知识爆炸，我们能力有限，不分类无法把握知识。但是这样的分类实不得已，不是理想的办法。所以分类是要的，但不能过分拘泥于分类。学科间彼此隔绝，彼此轻视，对发展学术非常不利。要打破这种隔绝，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科际整合。在大学这个阶段、研究所这个阶段，应该普遍地读一些书，各种论坛都有兴致参加，听听看。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普遍地了解，懂得它们的术语、行话，这样才能随时关注各学科的发展，跟别人对话。多一些学科知识，就能够多一些学科沟通，多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门径。即使从职业的角度，多一些学科知识，也很有利。比如你可以多一些职业选择，在学校你可以多开一些课。现在中国找工作，很多还靠关系、人情，再过二三十年，人情就会失效。台湾现在就没有办法通过人情找工作，就靠知识，大学文凭还是其次。台湾用人，都要考试的，它考它所需要的那些知识，不管文凭。所以你多一些专业的知识，选择的余地就大些。现在大学有副修学位的制度，这个制度很好，大陆也有了。你可以两个副修、三个副修。将来职业竞争非常残酷。

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7年，现在看起来，中国人还真的可以创造一些奇迹。不是我们自己讲，世界上很多权威的研究机构都有预测，在未来三五十年中，唯一可能跟美国并驾齐驱的，只有中国。你现在不要马上高兴，不要用民族主义的思想来自我陶醉。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尤其在学术文化上努力。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我觉得将来中国要成为第一流的国家，社会文明的水准必须提高。目前中国文明的水准还不高，文明的水准表现在生活的习惯、开车的习惯、守法的习惯、聚精会神的习惯，这都反映最基本的文明水准。这方面应该大大提高。提高文明水准，价值观念要改变，要确立的价值观念包括躬行、自由、民主、法治、正义，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确立，人文学者的责任特别重大。首先要在理论上把观念改变过来，理论层次弄清楚以后，然后再在制度上落实，最后内化到我们生活当中来。社会文明需要提升人文素养，人文素养靠发展人文思想，推进人文教育，人文学者任重道远，这是你们逃不掉的责任。第一流的国家不会自然降临，过去二十多年尽管中国社会弊病频生，但大方向没有错。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把中国文化的创新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是我最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