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称美国民主面临被掏空危险

美国《时代》周刊5月28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对理性的侵犯》的文章，该文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部新著的节选。
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前不久，我们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在议员席上说：“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
参议院为什么沉默？
今天，在美国人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急剧减小？
伯德提出的是个具体问题，在这背后是我们无数人一直在问的大问题：“今天，在美国人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急剧减小？”坚持不懈地把谎言作为决策基础，明明知道大量相反证据却视而不见：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达到过去无可想像的程度。
很多美国人——而且越来越多——都在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了？”大家都想弄明白，我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才能解决问题。
再举个例子。美国历史上头一次，政府的行政部门不仅宽恕而且积极鼓励战时用显然包括酷刑折磨在内的手段对待俘虏，从而推翻乔治·华盛顿将军在独立战争中设定的一条禁律。
美国的公共话语为什么不像过去那样专注、明确、理性？对理性力量的信仰，也就是相信自由公民可以诉诸理性辩论而非蛮力，明智公正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是美国民主的核心前提。这个前提现在面临威胁。
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不是因为某一套理念，而是因为理念存在、传播或者萎缩、消亡的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我指的不是有形的环境，而是所谓的公共领域，或者说理念的市场。
我们公共话语的异乎寻常已经到了大家不可能再视而不见的程度。我知道，不只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2001年，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对9·11袭击负有责任，我当时希望那只是情况失常。事隔五年多，仍有近一半的美国公众认为萨达姆与那次袭击有关。
“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博识的公民”变成“开心的听众”
起初，我以为，对辛普森一案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尽的报道只是我们电视新闻媒体偶尔偏离正常理智和判断的特例。现在，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广播电视一种新式系列强迫症的早期例子。这种强迫症周期发作，每次持续几周。迈克尔·杰克逊的案子、罗伯特·布莱克(美国影星，被控杀妻——本网注)的案子、露西·彼得森(圣诞夜神秘失踪的怀孕女子——本网注)惨祸、钱德拉·利维(神秘失踪的白宫实习生——本网注)惨祸，布里特尼(歌星，绰号“小甜甜”——本网报注)和凯文·费德林(“小甜甜”男友——本网注)，林赛、帕里斯和妮科尔(三人都是美国娱乐圈“80后”代表人物——本网注)等等。
在美国电视观众每星期拿出无数小时观看这类报道的同时，我们的国家却在战争与和平、全球气候、人类生存、自由和野蛮、正义与公平等问题上做着未来历史学家必将称为“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决定。
伯德参议员对参院的描述是尖锐的，在美国参议院任职并且观察到参院变化的人可以自告奋勇地对此做出回应：参院没人，因为议员们都在别的地方。不少人在参加筹款活动，他们现在觉得有必要经常参加这类活动以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为改选购买30秒的电视广告。参院当时沉默着，因为议员们觉得他们在议院里的发言不再那么重要了——对其他参议员如此，因为后者在同事发言时几乎永远缺席；对选民当然也如此，因为新闻媒体几乎不再报道参院发言。
我们的开国元勋坚信代议民主制的生存能力，因为他们相信博识的公民，相信权力制衡这个天才的设计，相信理性统治是自由民族的天赋君主。开国元勋们小心翼翼地保护思想市场的开放，让知识得以自由流动。这样，他们不仅保护了集会自由，而且在第一修正案中特别保护了新闻出版自由。然而，今天，“铅字共和国”却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
根据一项权威的全球调查，美国人现在平均每天看4小时35分钟电视，比世界平均水平多90分钟。在电视的世界，大量信息基本呈单向流动，个人几乎无法参与所谓的全民谈话。他们接收，但不能发送。他们听，却不能说。“博识的公民”恐怕要变成“开心的听众”。此外，拥有、经营电视台所需的巨额投资和广播公司、有线电视、卫星网络的集中化特性使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里，这些公司事实上控制着美国的大部分电视节目。
“被统治者的同意”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
电视一统天下，这意味着，与以形象为核心的宣传活动相比，候选人提出的政治建议的内在价值基本失去意义。电视广告的高额代价大大提升了金钱对政治的作用——以及捐钱者的影响力。只要开展政治对话的主要途径还是购买昂贵的电视广告，钱就会继续统治美国政治。正因为如此，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竞选委员会现在寻找自己有办法买下电视广告的亿万富翁候选人。
我1976年初次竞选议员时没有搞过一次民调。8年后参加全国范围的参议员竞选时，我做了民调，并且像多数候选人一样严重依赖电视广告传达自己的竞选主旨。我还记得，竞选当中有个转折点，我的对手维克托·阿什在民调中逐渐缩小与我的差距。我的顾问们在详细审查所有民调信息、谨慎测试可能发布的电视广告后告诉我：“如果我们把这条广告放这么多点(“点”指所购广告大小的计量单位——原文注)，如果阿什的反应如我们所预期，然后我们购买这么多点播放对他的反应的反应，三周后，你在民调中的领先幅度将增长8.5%。”
我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在三周后惊讶地发现，我的领先幅度果然增加了8.5%。我当然很高兴，但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我们的民主，这揭示了什么？显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统治者的同意”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
如今，越来越复杂的舆论抽样技术加上越来越强大的、根据“消费心态”类别把消费者分之又分的计算机进一步扩大了电子宣传的力量，给我们民主制度的运转带来严峻的现实。
因此，我们的民主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了收回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美国人必须决心修复公共论坛遭受的系统性破坏。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方式就我们的未来开展真实的而非被人操纵的讨论。我们不能再容忍对科学的排斥和扭曲。我们必须坚决终止利用明知虚假的伪研究损害公众分辨是非的能力。两党中的美国人应当坚持重新树立对“理性之治”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