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讲话

　　新浪财经讯 2009年1月8日，首届建设创新型国家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仲大军：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可能大家都是来自公司、企业的。我本人是搞宏观经济方面研究的，干企业不是我的本行，你们应当是专家。我今天能给大家提供的，是从宏观的该度来谈一下我们的创新，因为创新的内容不仅包括你们企业微观的层面，它更有宏观的层面和政府的层面、政策的层面，特别是创新的概念是非常大的。

　　我这些年的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微观创新是非常活跃的，干劲非常足。但是，宏观方面的创新，坦率地说，制度、体制方面的创新要比微观的创新弱得多。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哪方面的创新是最大的呢？除了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我们想微观的创新应该是最大的，否则你们这么多的企业，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很快会由于一个政策的错误或者是政策发展的道路的错误而丧失。

　　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谈一下这方面的感受。比如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每一天、每一刻都在遭受着经济损失。大家有没有想象到，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国民财富，每时每刻都在时时刻刻受着巨大的威胁。如果你们每天看电视、看新闻，都会发现我们国家的国民财富正在遭受着巨大的威胁。

　　可是，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创新，我们的发展的战略可能是有问题，有一些方面没有把握好。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走了一条很大的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不遗余力的搞发展出口的道路，不遗余力地追求外汇的道路。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辛辛苦苦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外汇财富正在遭受威胁，随着美元的贬值和国际价格的上涨，可以说我们攒下来的国民财富，每天都在受到损失。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你们企业辛辛苦苦搞了这么多的发明创新，创造了这么多的国民财富，但是到头来又没有了，所以哪个创新是比较重要的呢？所以，国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政策的创新、思想的创新应该是最首要的创新，要比你一个技术的发明，甚至它产生影响的经济效益还要大得多。

　　昨天我看了凤凰卫视，主持人和学者们在这里讲，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中国造成的，把账推到中国身上了。说是由于中国的不消费、只生产、只储蓄这种模式造成的。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到中国的身上来，甚至这在外部的舆论里面占很大的声音。接着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听到各种消息，美国巨大的政府的债务怎么办？根本没有偿还能力，没有偿还能力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印钞票，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美元大贬值，高通胀，那么中国手里捏的美元还值钱吗？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创汇的国民财富，就成了一张废纸。2007年最后一个季度到200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1年间的时间，由于国际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我们一年损失30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折合人民币是2万多亿的国民财富，无形中的转移掉了。

　　当前在国际间是一场巨大的财富转移，这是没有硝烟、看不见的财富转移，正在每时每刻发生着。所以，你们企业创造的财富怎么保全的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攒了这么多的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突然之间发现我们的储蓄没有了，这一次我们对金融危机有非常多的看法，你们也听到了很多的观点，到底这场金融危机对于我们国家带来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清醒地认识。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冲击，不是国外市场外部需求的减弱，导致我们的出口没有了、订单没有了，还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冲击，更大的损失是我们的国外投资，我们美国的外债，在海外的各种投资、购买的债券，是海外资产的损失，以及我们手里捏的外汇储备贬值的损失。这样的一种损失，要比我们订单减少了、经济活动减弱了还要大得多。所以，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双重的损失问题。

　　双重的损失哪一个更大？我认为可能我们对于我们积累的国民财富，造成这个损失可能要比外部需求减弱的损失还要大。外部需求订单没有了，最多你不挣那个工资了，没有那个活了，我来到家我不干了，最多就是工厂歇业，农民工回家去了。可是，你要是一个巨大的美元的变化，我们手里积攒这么多年的钱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的居民储蓄是将近25万亿，企业和政府的钱加起来是20多万亿，加起来我们有50万亿的国民储蓄，其中有15万亿是以外汇的形式储存的，是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形式储存的。但是，今天外币当中的美元大幅度贬值，英镑也贬值。

　　我前一段时间在山西做报告，山西大学的校长跟我一起吃饭说，这次惨了，他是英国留学的博士，他有3、4万亿的英镑，等于是贬值之后1、2万亿没有了。凡是有外汇的，你每天的财富都在减少。所以，在座的企业家们，不要光考虑如何生产、创造，还要考虑积攒下来的国民财富如何保全的问题。否则无形中就流失了，就没有了。

　　你看现在英镑贬得多厉害？欧元、英镑、美元，前几年等于我们挣的外汇全都不断地在消失了，这是归为一个发展道路的问题。可是大家想一想，就是在昨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企业，还在埋头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扩大出口、追求出口、追求外汇，我们还在蒙头沿着这个道路迅跑。我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的路，为什么没有提前考虑到美元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美元是一个极其虚弱的货币？为什么没有事先想到要避险？这就是国家创新的问题、思路陈旧的问题、经济学理论陈旧的问题、思维方式极其守旧的问题。你遵循着国际的规则，但是突然发现美国的美联储并不按规则办事，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企业再努力，当没有大的把握和大的国家政策，这样一种宏观的对经济的调控假如掌握不好的话，你企业再努力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这么多的企业，突然之间垮台了，这么多的企业，像沿海地区突然由于汇率问题，感觉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一个国家真正影响企业命运的是国家的宏观的政策、宏观的制度问题。我们微观的命运，是被控制在大的宏观环境之中的，没有一个良好的大的宏观环境的土壤，我们的企业很难生存，你们会干得非常辛苦。

　　如果给中国的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安全的、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环境，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政府今后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说我们这个创新大会，我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并且特别缺少研究，很少有人思考这种思路。

　　我跟大家说，刚才介绍人说我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我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本人也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我们的中心发展有8、9年了，我们感觉到这8、9年我们的政府存在着问题，所以我们呼吁我们的政府适当地转变一下模式，放弃这种中伤主义的传统的发展道路。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什么叫做中伤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追赶先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发展的模式、方法。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捡起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比如说欧洲等国家，在历史上都共同走过的中伤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样的一些发展道路，它的核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拼命地生产、拼命地节约、拼命地出口、拼命地储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坦率地说，是一种很勤俭节约、积极苦干的模式，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模式，是生活费用、拼命创造，然后积攒下来财富，我们国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我们国家这几年的发展当中，把工人的工资压得非常低，把居民的消费压得非常低，把市场的需求压得非常低，然后让国外都到我们国家来购买，我们就可以大量地出口，有大量的竞争力，我们就可以赚回外汇。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从上个世纪的不到1000亿美元，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万亿美元了。我们以GDP式的目标，作为我们外汇储备发展的追求目标。

　　可是，我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写文章指出，我说我们的创汇，我们所挣的外汇、美元，是一个极其虚弱的货币。再一个货币不是重金属的时代，绝不能单纯地去掌握过多地这样的外汇。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保持贸易平衡，不要搞太多的贸易顺差，不要追求太多的外汇储备，人民币要适当的升值，适当的增加国内产品的价格。但是，我们那次会议，我们写的那些文章，在当时根本没人理会。在2003年3月份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我们的那篇文章还被送到人大会上，成为经济会议上给全会代表讨论这种思路怎么样，但是没有对决策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发展的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国外的热钱看到人民币有生之的空间，从2004年开始就大量地进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的热钱进来至少有7、8千亿美元，这部分钱到现在还潜伏在中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在急剧的增加，到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捏着这样巨大一笔钞票之后，马上面临着美元的贬值，贬值以后完了，我们全都没有了。所以，2009年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是什么？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内，而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美国。所以说，大家要时刻注意美国的变化，如果美国撑不下去了，他只有印钞票的道路，钞票一防水，那么美国借我们的债，统统地就贬值没有了。

　　那么，我们的中心7、8年前对于我们的政府早就提出这样的建议了，早就提出要扭转我们发展的模式，调整我们发展的道路，要转变这种发展模式。

　　但是，前几年影响政府的主流学派，包括学院派，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种局面以后，作为我本人我感到痛心疾首。我们现在走在这样一个被绑架的状态，即使在美国发生这么严重的时刻，我们9月份仍然购买美国的外债500多亿，10月份仍然买600多亿，还继续向美国借钱，明明看到美国如此虚弱，美国的国债贬值这么厉害，我们不得不被迫地向美国借钱，因为害怕美国倒掉，如果美国倒掉，那么我们的外汇就有去无回了。所以，我们处在一个被绑架的境地。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话说回来，还是我们的创新不行。我们的中国人在具体的微观层面有的是本事，我们也讲拼命干活，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可以盖大楼、修铁路、修高速公路、挖山洞、挖隧道，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非常迅速地追上了世界先进。可以说，我们在制造行业和各个行业都迅速地追上了世界先进，但是恰恰在最高级的智慧产业，我们是薄弱的、是落后的。智慧产业指的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智慧博弈，这个博弈是上升到金融的、货币的。现在大家看到出了一本书，叫做《金融战争》、《货币战争》，世界上的较量上升到金融上的较量，金融就把你的财富套过来了，不是通过实物的贸易，而是这样的国际竞争，早就进入了一个大的货币、金融的层面上去了，这是国与国之间最大的较量。

　　微观的企业也有作用，你的企业产品好，你把国外的厂家压倒了，这也是一种竞争的形式。但是，在金融层面、汇率层面这样的较量和竞争，我们的人民币该升值的时候不升值，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那就要造成损失。

　　所以，回顾这几年来我们国家走过的路，我感觉我们的创新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国家的银行部门，我们的政策研究部门，我们的发改委等智囊部门，甚至是制度的安排、设计，现在实际上国家真正的较量是在这个方面的较量。而你为了应对不断地较量，你要不断地创新，甚至要向格林斯潘学习。他是非常狡猾的，他当初在90年代就发现，大量地发行货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上升。于是，格林斯潘就不断地往外印钞票。可是，我们在90年代呢？在朱熔基总理时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采取了极端保守的政策，95年、96年我们的经济一场降温之后，我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当中国的企业陷入倒三角链之中，我们采取的是银根紧缩的办法。朱镕基时代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搞得这么惨，就是一个货币理论的问题，该花钱的时候不花钱，搞得我们整个金融业一直到现在是一个低谷状态。大家对于10年前的状况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搞经济研究的，我们是非常清楚的。90年代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从90年代初的股市3000点，到了96、97年涨到了7000点、8000点。在8000点要往下掉，美国的经济马上要往下滑的时候，格林斯潘发钞票，又把泡沫顶上去了。美国不怕，从90年代就发钱，到了2001年了网络泡沫又破灭了，美国继续发钞票，又把这个泡沫顶上去了。中国有这个魄力吗？回过头看中美两国在调控手段方面，可以说是两个天地，这可以看出国与国的差异。

　　我们整个衰退的过程中，5、6年起不来，一直到2001年、2002年中国的经济才往上恢复，而这个恢复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呢？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靠外部的力量催起来的，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是因为我们的内部没动力了，需要外资的资金还给我们输血，来刺激我们的经济活力。难道，我们的货币手段，如果我们再灵活一点，真的需要这样吗？当然，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们是借着国外的力量，我们国家突飞猛进地高速成长。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行业当中中国的企业、中国的部门有多少被外资拿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日本的发展道路一样吗？再看看日本，日本有多少的企业部门是被外资控制的？而中国现在有多少的行业，整个是陷没了？完全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不是这几年进行了调整，那么我们国家这几年，可能非常多的企业都被外资收购兼并了，那么我们国家的民族企业会更惨。那么，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发展道路，非要走这么一个道路吗？非要走这么一个附庸的、依附性的发展道路吗？所以，这是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今天的金融危机给我们重新思考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理解了，说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创造了这么多的国民财富，可是我们面临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使我们的国民财富遭到重创。

　　我在这里不是说危言耸听，我是搞前瞻性的，我们学者职业是搞分析预测的，我们看问题不是看1、2年，而是看几年长期的趋势、方向。这些年我们的每一个报告、一个建议出台之后，总是要影响今后几年发展方向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中国的确是面临着一场大的挑战，现在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怎么办？外向型的道路，假如西方国家起不来，1、2年起不来，我们的外部需求、外部市场至少有一半没有了。那么，外部的需求减弱之后，我们的GDP怎么办？至少会影响我们的GDP，只有外部需求的一半可以占到我们的GDP15%。这15%是靠你内需把它撑起来，你内需再找15%出来，从哪些方面找？当然，我们现在采取4万亿的计划，到处找项目，这是通过内需。假如我们的内需起不来的话，我们原有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产能要防空、闲置。像沿海地区大量的加工企业产能是闲置的，多少的工厂已经关掉了。也许你们在座的有许多是来自于沿海地区的，一片片的厂房关门，机器已经停掉了。这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生产能力，我们的机械制造发展能力，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制造业这些年来辛辛苦苦也不容易。但是，前几年我看到了这种危险，在2007年的时候，也就是1年前的时候，我到宁波。宁波到杭州大家知道，整个是一个工业地带，城乡的差别已经没有了。

　　当时我去一个企业参观的时候，我跟那个企业家感叹地说，我说你这个地方一有风吹草动，你这个厂房就是一片工业垃圾。我2007年10月份刚说完这句话，不久2008年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仲先生你说得真对，我们这儿真变成了工业垃圾了。当这个长没活儿干，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你想复耕种地都没有办法种。大家想过没有，当你一个国家产生了如此庞大的这么一个制造能力的时候，当这个制造能力突然失去订单和生产能力的时候，这一片机器轰鸣的厂房突然腾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片工业地带。现在这样的工业地带大量存在，像共管地区、深圳地区、浙江地区大量存在。

　　所以说，我还想谈到一个生产布局的问题、区域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就要考虑了，从我这样一个话题现在转入一个什么思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在前20年我们把整个经济发展的重点全都向沿海地区转移，中国经济的比重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

　　有一次我从深圳讲课回来，我没有坐飞机，我特意做了京九县回来，想看一下沿途的景象。我睡了一夜觉，然后经过九江向北上，我看到车外面法国人们工业迹象，整个都是一片田野、村庄、小城镇。从沿海的深圳地区，猛然来到内地，整个内地就是一片原始的状况，我们庞大的产能制造集中在沿海。从工业的理论来讲，这样的布局也是可以的，假如我们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如果可以保持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制造业的中心向海边移动，并且这也是全球的趋势。

　　全球有一个测算，自从这100年来，整个人类居住地向沿海地区转移，100个人有80个人居住在离大海100公里以内。日本国家整个工业的中心前都在沿海地区，因为大家都是搞企业的，你们都有这方面的常识。一个企业要从物流的角度计算，运输的成本极大的制约着每一个企业的选址。你在哪里发展，物流的成本是非常大的因素。

　　如果我们是外向型的，我们主要就是外来进口在沿海地区加工，然后出口到国外，我们整个的发展模式就是这样的模式，基本上发展的是沿海地区。

　　大家再想一想，假如外部的需求突然消失了，我们沿海的发展模式还能再继续吗？我们庞大的制造业，还能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区吗？大家考虑一下，你们在座的企业有多少是在沿海地区的？你们的市场有多少是在海外的？假如海外的市场消失之后，你们的企业在沿海地区还能待吗？你们的市场转移到什么地方？我知道现在很多的企业要么关厂，要么减产，还有的是等着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前几天我在深圳，我和中机集团的几个领导吃饭，我跟他们聊天，他们是很惨的，这一波的金融危机他们是最惨的，从去年的9月份一个订单没有，整个的工厂都停工停产。

　　像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生产不，他们再重新设一个厂，因为他生产集装箱，他要考虑一个物流问题。如果他所有的基地都在沿海地区的话，他生产的集装箱到内地拉货，他需要八极庄向运到内地，然后再运到沿海。假如在内地设一个厂，直接装上箱子，然后装上货物出口，那不是减少很多的运费吗？所以，非常多的企业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西安重新设厂，是为了把国内的货物减少物流成本运出去。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生产布局的问题。

　　那么，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是这样思考的。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怎么思考？国家思考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说下一步的中国发展，是继续做一个世界车间，做一个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国，还是做一个怎么能适当的内需型的、自主发展的国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的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能否进行这种转型？假如之后2、3年的时间，外部的市场对于我们的需求减弱怎么办？这样一个外部的问题，对于在座的企业家是必须要思考的，你们必须要思考这样一个大的宏观性的问题。我们企业家要考虑，我们的政府也要考虑，要考虑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我们的企业如何转向？我们要挖内需。

　　我刚才说了，如果我们启动内需，首先我们要启动我们的积蓄、存款，说白了就是花我们的钱。现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最大的埋怨就是中国为什么不消费，可以说在西方的媒体连篇报道，到底在质问中国为什么不消费？说中国的储蓄超过OECD国家，就是经合组织任何一个国家。说我们中国的储蓄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不消费？为什么不消费呢？是老百姓真的不愿意消费吗？有一个学者发在我们网站上一篇文章，说居民不愿意消费是居民扣在老百姓头上的屎盆子。说老百姓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

　　大家想一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把我们的工资收入定在仅仅能吃饱饭的温饱的程度，劳动群体的继续是非常少的。挣点钱接着就花没了，没有多少继续。所以，从我们国家的储蓄比例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的储蓄分三大块，政府存款、企业存款、居民存款，加起来将近50万亿。以前，我们的政府存款仅仅占全国存款的5%的比例，现在上到了10%的比例。企业的存款占全国存款的比例以前是20%到30%左右，现在企业存款已经上升到了50%。而以前的居民储蓄占我们国民储蓄大约70%，现在的居民储蓄也就40%多。并且，这个居民储蓄里面又是极端的不均匀，大约20%的储户，能占有80%的存款，80%的居民可以占有20%的存款，就是这样一个不均衡的模式。所以，你说启动消费，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国家只有用一个老办法，碰到经济下滑的时候，就要赶快上项目，要赶快投资，要政府、企业花钱来拉动我们的经济，这是我们的模式。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象到，中拉动模式是不是存在着问题？我刚才讲了，有一些行业已经是产能过剩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再去振兴、刺激这些行业的话，那有什么效用呢？它本来就是产能过剩，我们国家几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都非常厉害。最典型的是钢铁，整个的钢铁最高产能达到6亿吨。包括我们的水泥、运输、大量的制造业，实际上都处在一个大量的过程，还有造船，这次的金融危机造船也是遭受冲击最大的。这些都是产能过剩的，而且这次金融危机一定不会恢复的，因为已经到了历史性的拐点。

　　像美国、苏联都是历史上的产钢大国，他们最高产钢的时候没有超过1.5亿吨，我们国家现在居然达到了5亿吨。所以，有些结构是严重畸形的，我们要调整。所以，这一波整个的经济金融风暴，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于我们国家下一步到底怎么调整，这个问题要把握好。你如果说完全靠投资来拉动，把钱花在铁路、公路、机场等等基础设施方面，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你修完了高速公路路上没有车跑，老百姓没有钱跑。你现在修一条京沪铁路，北京到上海5个小时，有多少人可以做得起啊？就是有一些基础设施和硬件上去了，但是有多少的消费者能消费得起的问题。所以说，GDP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的幸福指数是不相关的。不要以为GDP越高，社会的幸福指数就越高。所以，我们在调控的时候要考虑到怎么运用我们手里现有的实力，来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缩小这种地区性的发展差别。

　　缩小这种差别大家可以反思一下这些年我们的劳动工资，我们的劳工政策，我们不遗余力地为了创汇，压低国内所有要素、价格，劳动力的要素价格压低了，煤炭、电力、水资源、环境环保的要素统统压低了。把我们国家的环境、生态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把这个产品向全世界低价销售，然后我们的外汇又没有了，有什么好处？我们国家这些年付出的环境成本有多高？

　　前几天看到专家们搞了一本书《煤炭的真实成本》，煤炭一吨多少钱？就值那么点钱吗？我们是用多少的命换来的，这是带血的煤炭，我们的环境污染就那么廉价吗？俄罗斯出口一吨石油，收500美元的资源税，我们国家的资源税多少钱？一吨煤几十元。所以，马克思说什么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价值，他只是说出了一个方面，天然的资源本身就有价值，不用劳动也有价值。所以，我们的财富是由两种产品构成的，一种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天赋，另一种是靠我们劳动创造的。可是，我们把天然的如此拿它不当钱，我们那个时候是稀缺的贵金属，比如说稀土等资源，前几年我们卖了多少。我们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还可持续吗？光是追求一时的GDP、光是追求一时的数字，什么外汇储备都成为了官员的政绩。我们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会怎么样呢？劳动群体仍然贫困，少数人发展起来了，国家的环境生态遭受巨大的损失，你怎么弥补？现在从国家管理的环保局来讲，光我们治污的成本，几万亿都不够。如果你把成本的费用加进来，你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中国今后是应该怎么扭转发展思路的问题。

　　我们这些连光是追求GDP、光是追求吃和喝，光是满足现在的状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如何能使一个科学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进行大的调整，我想这个大的调整无非有这么几个方向。

　　这无非是从原来过度的外向型，适当地向内向型转移。而向内向型转移怎么样？没有别的道路，只有靠均衡的发展。如果还走自由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式的发展，中国没有希望，中国的发展战略也没法调整。所以说，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还有社会的一种转型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发展如此不均衡的话，穷的穷、富的富，那么大量的资金闲置，我们现在银行资金闲置的非常多，有钱的他消费不了，所以资金闲置，没钱的没有资金消费。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疾病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经济仍然很惨。

　　所以，经济和政治是非常相关的，我们这次很多的对待金融危机的手段，是从政治来考虑的。甚至还有人说，对待这次经济危机，还要采用社会手段，这个社会手段是什么？不仅是加强提高社会手段。

　　我们的手段除了投资没有办法，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就是按人头花钱，然后刺激消费，我们国家敢不敢执行这样的政策。有人说不可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硬件设施已经满了、饱和了，不需要再搞建设，他需要大家消费、花钱就可以了。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还有很多的项目要建设，比如说北京城有很多的地铁要挖，广州还要挖，要建设，还有冰库、水库等等，罚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的国家不舍得消费，仍然要把那点资金花在介质上边。

　　所以，这一次我们国家预测的不像西方的国家预测得那么悲观，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连5%都达不到。我会出现一个非常低的状态。我想，我们国家要干的事非常多。只要我们利用好手里现有的资源，只要保存好我们的实力，我们要干的活非常多。我们中国人民太勤劳了、太能干了，过去有一些海外的记者经常采访我，说中国的经济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要认清中国国家的特点。我说中国现在整个国家人民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特征，农民就是吃苦耐劳，就是农民精神，就是拼命苦干。中国人在这个历史阶段，有了这么一大批农民，它进步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所以，不要像西方预测得那么悲观，既要投资，又要照顾到民生、消费和社会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各个方面都照顾好了，我们把过去补贴海外投资者巨大的利益会我们国内的人民，我们国家的日子会过得更好。我想，这样一场金融危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既有巨大的损失，也有非常大的好处。好处是给我们迎头敲了警钟，所以我们意识到了过去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也就是这些年来，我不遗余力地呼喊、校正的问题，这些年来大家都意识到了。

　　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可以走一条正规的道路，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四小龙的国家，他们的发展不过就是20年不到30年，像韩国，过去比我们穷的国家，为什么在20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变成GDP比我们国家还多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中国高速增长了30年，我们还有巨大的贫困人口和城乡差别？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发展值得思考。

　　这只能说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太不均衡了。日本的企业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日本的企业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经营者、厂长、经理的收入从来没有高过工人的7、8倍，但是我们现在学美国，一下子高到了工人的几千倍，这样的发展模式行吗？像我们有钱的朋友，儿女都出国了，在国外买房子，都移民了，那么我们的国家怎么起来？所以，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要负起责任，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都是向发达国家转移，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是没有希望的，全国的人民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模式。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在社会的经济模式都在展露，我们的社会主义不能动摇，我们的均富发展的模式不能动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走了平均主义的道路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今天拉开差距，也不能无限的扩张。所以，我们这种大的发展思路，我们重新走一条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就需要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重新思考，首先思考我们企业内部的问题，我们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要调整。不条件的话，坦率地说我们国家的问题非常大。

　　我有的时候到一些企业去，我到他们家里看一看，他们家里都是几千万买的地盖的豪宅，然后又到大城市买了个人房产，个人的财富都是上亿、几千万。

　　可是办了一个小工厂、几百名的工人，多少年了就保持一个温饱生活。那么，请问以这种发展模式发展下去，我们的工人、农民什么时候可以富起来，只有少数人可以富起来。这种发展模式，工人、农民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我本身也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均衡发展，考虑到我们的工人、农民。

　　前天有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我们国家的农业模式问题，问我们的中粮油面临着国际竞争怎么办？我说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始终以小农的精神对抗国际市场，风险最大的部门是集中在生产部门，就是农民身上。销售部门是风险最小的，好的时候卖，不好的时候把责任推在农民身上。而中国是小岗村式的模式，30年前小岗村是英雄，今天他们又带头走另一条，又在走30年前的积极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这种状况，如果我们继续像小农经济那样搞，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我们我有法生存吗？来一场风波，你的农产品(15.80,0.00,0.00%)统统砸在地上卖不出去，你农民根本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中国今后的发展，尤其是搞农业的企业要注意。

　　我昨天跟记者说，中粮油发展这么多年，没有对中国做一点好的贡献。为什么批评他们呢？因为他们在体制上、模式上，仍然没有走和生产、和农民连接起来，他没有和生产形成价值链，这是我们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有多少中国的企业想到这样一种模式创新，你永远只到农民那里买东西，不管农民的死活。多了以后我就不买了，减少我就多买。你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农民，所以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到农业工人，什么时候可以从小农经济转成大农经济的农业工人？这是我们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城乡的差距日益缩小的问题。

　　在座的企业家有没有考虑？这叫做打破成规。所以，创新永远是新的话题，没有这样一些思路和新的制度的建立，我们谈论的中国在下一个阶段仍然非常非常难，发展了之后仍然是少数的企业赚钱。

　　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状态，大的垄断的企业是掌握着基础价格，他要求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所以他们是旱涝保收的。中关村(7.68,0.37,5.06%)的电子大厦、电脑大厦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几乎要倒闭了，联想现在在裁员，整个的家电行业是微利，或者是没有钱了。可是垄断部门他走了利润空间之后，剩下的利润给市场这样的企业分食。

　　也许你们在座的企业家是分市场的，所以你们厮杀得非常惨烈，只能分得一点残羹剩饭。但是，这样的创新和这样的思路，需要我们大胆地思考。

　　比如说我今天说的思想观点，能不能到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到大庭广众更多的媒体上这样说呢？也可能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垄断，媒体的垄断，有的时候政府媒体的垄断，只要一些官方的学者去演讲，是代表政府的身份讲的，我们的民间学者就不能公平对待。这是到处的管本位，连我们的学者、知识产业都属于官本位。

　　在商业领域、企业领域放开竞争了，在知识领域放开竞争了吗？不公平的竞争、歧视性的待遇仍然存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怎么能创新，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好的建议？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开拓思路，供大家思考。下一步面临中国的形势尽管是比较严峻的，但是我们还是充满希望，只要我们走对了路，我们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的经济还是蓬勃发展，西方的经济衰退，就是中国的大踏步前进。我相信中国如果利用好今后的10年，中国就可以刮目相看，如果再给中国10年，我们中国就可以屹立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