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千年的城市变迁——“城池”“坊市”与“城市”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城市面貌，不同的城市功能，还有不同的城乡关系。先秦两汉有“城池”而无“街市”（只有“坊市”），不存在“城乡对立”；晚唐以后才取消“坊市”而有了“街市”；宋代才出现“城乡分离”；明代正式形成了“市民阶层”，形成了“城乡对立”的格局。现将其变迁概况略述于下：
（一）周秦至西汉时期：远古至上古的城、邑与京、都，是居民聚居、保障集体安全的防御体系。城池里面住着部族头领，也住着大量的部族成员。城体大小不同，却都有城墙、城壕等一套强大的防御设施，是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时，无明确的城乡之别，只有居民区规模大小、功能高低之差。最高大的城池称为“京”，京是天子所居之城，从里到外是宫、宫殿、宫城、王城、京城、京郊、京畿（京辅），层层套设，为的是安全防卫；其次为“都”，是诸侯国的都城，住着本国君王，城内“四民分居”，士农工商各处于城中指定的“坊里”之内；第三为“邑”，邑是缩微了的“城”，一般卿大夫、贵族所居处。“京”、“都”和“邑”均按“前朝后市”、“四民分居”、“坊里封闭”的原则设计。城廓坊里的墙垣层层套设，实行静态管理。城池中的士农工商居民分片居住，有坊闾之墙将其分隔包围着，人户按“什”、“伍”编组，“三年易其居”。闾里各有安全保卫人员与设施。“士”的居住区安排在城之中心，与政府单位所在之“坊”相邻近；农人平时住在城邑中的四边坊里中，不许向大街开门，不许非时出入，除务农外需出劳动力参与守城和公益劳动，农忙时农夫们必须住到郊野的“庐”中去，以便耕作收获；手工业工人集中居住于特定的“坊”、“闾”之中，组织起来为国家工场劳作，制造各种消费品与生产工具、兵器、礼器之类；商贸之家也集中住在指定的“坊”、“里”之内，定时、定点、定位、定货进行交易，叫做“坊市”，坊市必需“日中经营”，商贩不得走街串巷。这时的京城、都城中都有“贯城通道”，道两旁居民住在“坊闾”之中，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向大街“出污秽”，因而这时的“街道”上是没有“街市”的。城邑外围，有小乡聚或村寨，寨有寨墙、寨栅。“邑”是“都”的卫星、简化；“寨”是“城”的缩微、附庸。这时没有“城乡对立”之说。
古代建城时，先勘探地形地势、地质地貌，优先考虑的是攻守形势，以进可攻、退可守为先决条件，还要综合考虑水源与植被，考虑周边可耕地面积之大小，为城池的长期发展预留生存空间。选定城址后，按严格的宗法等级制作好全城规划，优先建造城墙、城门、护城河、桥梁，城中的政府宫室、府库、官道等主体建筑，造好要害部门的建筑（粮库、兵器库、国库……），逐步推及民居。凡城市所需的“功能空间”，一时不能建成的，也要规划清楚，留待将来逐步“填充”，这就保证了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先秦时住在城里的叫“国人”，亦即“城中人”，住在四郊的叫“野人”，住在边远处的叫“鄙人”。鄙野之人的文明程度自然要比“国人”差些，享受的政治经济权利也少些，受教育的机会更少；但是，“礼失而求诸野”，鄙野之人的精神境界倒可能更高。汉代兴起的京都赋是对周秦以来都市生活的立体勾画。《京辅黄图》是对秦汉都会形态的科学介绍。
（二）东汉魏晋南北朝时，广大国土上出现大地主的“庄园”（北朝时称为“坞堡”），庄园是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庄园内有各种手工作坊，生产酒、酱、油、布匹、农具、家具之类。由庄园主与其依附人口一起，构成以庄园为单位的“小社会”，自行组织生产与生活，又能武装自卫。所以，庄园成为门阀统治的社会基础，又往往向基层行政权威挑战。庄园的出现，使以“庄园、农业、农民”为背景的地主生活从周秦贵族的“城市生活”中剥离出来，形成田园诗般的生活境界，它更贴合中国士大夫的审美生活理想与生活情趣，大富豪石崇就是其代表。城中贵族则以大建私家花园、别墅来作补充。六朝山水诗、骈文，便是这种社会生活形态的记录。这种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延滞了古代城市生活形态的演进，因为有钱的贵族地主不热心于向城建投资，而是致力于营造山村庄园别墅去了。贵族府第作为城里的主要建筑，是国家投资兴建的，不当官就得退回，很难靠这种建筑来改变城市建设面貌与城市群体生活面貌。六朝城市规模与城市功能有所拓展，金陵千帆聚集，百业辐辏，成为古今有名的“烟粉地”、“销金窟”，便是一例。总之，周秦汉唐时期，“城池”并不必然地与提供商品交易的“市场”相联系。晚唐有诗曰：“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是说一个“野人”昨日进了“城市”，看到一片繁华，受了刺激，心里不平衡，发出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抗议。这里讲的“城市”，已经是安史之乱后，“坊市”被打破，自发形成的早期“城市”，与宋代以后的“合法城市”有别。
（三）唐中期以后（安史之乱后）到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封闭式“坊市”解体，实行“街市一体化”。北宋成立后，宋太祖下令拆除了坊墙，让沿街设“市”，买卖商品，连勾栏瓦舍一条街，茶楼酒馆一条街，甚至妓院、当铺一条街都出现了，这才有了后人说的“城市”、“街市”、“市容”、“市貌”之类的概念。宋初“街市”的开放，变政治中心为多功能的经济、文化、交通、教育中心等，实现了城市的大转型：出现经济都会（商埠、产业），出现“专业街道”，有了公共生活设施（水井、照明、集会）、公共安全设施（消防）、公共消费场所（歌馆、酒楼、茶室、妓院、赌坊）、公共娱乐场所（勾栏、瓦舍）、公共活动场所（街市、庙宇、赛会）、公共（自由）择业场所（手工工场、服务行业）、公共服务场所（如理发、沐浴、出租交通工具车马舟船、出租餐饮器具、出租婚丧嫁娶仪仗之类）。《清明上河图》就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变化。至此，周汉时期的“道德”如何能维持得住！作为市场主体的行商坐贾、作坊主们，不仅有生产权、贸易权、经营权，而且拥有私家武装甚至铸币权。于是掠夺有功、弱肉强食便成了“真理”。这个背景下，许多历来视为社会伦理学的美德，被“商业利润”这么一漂白，便转换了它的原有内涵：信用、诚实、勤苦、冒险，都不过是为了“做别人钱袋的主人”。唐宋传奇故事反映了这种“人心不古”的世情演变。
这时，城乡生活形态分化。乡村生活以小农之家的自然聚居为主，形成自然村落，散布于有农田的地方。消闲性、游乐性节日活动与群体聚会增多增大增广。唐诗、宋词与传奇、话本便是这种社会生活形态的生动记录。
（四）明代，大批“经济都会”和专业商埠出现了，以工场劳动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形成。以特色产业、规模产业为依托的城镇星罗棋布，城乡生活形态进一步分化。手工业工人可“自由出卖劳动力”，业主们按行业组合起来，进行资源配置、产业配置、商品配置。农村以务农为主，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家庭副业（如养鱼、养羊）、家庭手工业（如编织、刺绣）发达起来，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也作为城镇“工场手工业”的后备而存在，构成城乡间的新的经济纽带。明人小品、传奇戏、小说、笔记文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生活面貌。“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讲商德，市民有市民的是非标准，高额利润征服了脉脉温情。他们的思想意识远远不同于已往的士农工商了，所以明代的社会思潮含有更多的民主化成分，思想文化界也特别活跃，倡个性、倡人欲是当时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罢工罢市、罢学罢教、游行示威、集会结社成了明代社会的新景观，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市民阶层找到了与广大民众一起共同斗争的路，在“正统”人士看来，便是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
（五）清末以降的城市转型：有了由现代建筑形成的宽阔街道，有了自来水、公交车、现代公厕、邮政、电灯、电话、下水道、消防、垃圾站之类公用设施，有了大型商场、大型旅馆、大型游乐场、游艺厅、电影院、戏院、公园之类，有了体育场、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之类。有了现代教育体系：幼稚园、小学、中学、技校、高等学府；在公共管理上，除政府行政力量外，有了“公民自治”系统，比如“董事会”、“行业公会”之类。《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包身工》、《围城》等对此有准确记录。
“钱”是城市生活的灵魂。从上古“习惯交换物——一般等价物”到中古的“自然货币—仿生货币—金属信用货币”再到近现代的“纯信用货币(纸币、证券、电子信用卡)”的整个货币链条的演进来看，“道德”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更是同步的。有人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如果仅从“质朴”与“求利”的角度看，此说似乎有理；但若从历史发展、人的生命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合理、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提高的角度看，这话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