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桃李有言 （中）

漫说：桃李有言   （中）
□ 程 克 文
喧闹过后 户口变动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乘胜前进，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广大人民在休生养息过程中，不忘艰苦奋斗，出现大有希望的云蒸霞蔚景象。
不久，伟人宏伟蓝图逐渐端出，这就是要求上下同心，人民紧跟前进，于是出现两次大动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教育不可避免地在文革中陷入大震荡，学校随之“停课闹革命”。
一些“老三届”中学生穿上草绿军装，围上“红卫兵”袖章，参加爬火车，大串连等革命活动。等到回到居住地后成为“斗批改”主角，批资产阶级学说权威，打倒走资派，参加夺权斗争。
他们还能干点什么，向何处去，高层早有安排。除了少数知识青年被召进部队，或部队农场。大多数还是跟从另类（“黑五类”家庭出身）知识青年一道，毫不例外地上山下乡。于是，有1400万城镇知青被导向农村（注4）。
这缘起于伟人的著名的“五七指示”，那上面绘就了“宏伟蓝图”。
1966年的“五七指示”，大意是军队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还说到包括干部，各行各业，都要走五七道路。到了1968年，又传达下伟人明确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一把火燃烧起来，“广阔天地炼红心”成为中学适龄知识青年的行动纲领。新闻单位则把这把“火”，做成“广阔天地育新人”新闻标题，来推波助澜。一句话，这育才目标，就是造就“五七战士”，重塑一代青年为“社会主义新人”。
伟人的教育革命构思，其实，早在1955年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1958年1月，又已经写入《工作方法（草案）》之中，对各级学校组织生产劳动，有着明确的指示。1961年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加赞赏。他认为体力劳动是革命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其实，小农也正是这样看待科学知识，轻视现代生产技术的。
权威人士和新闻单位也早在1958年起，就不断抓了这种教育革命方面的先进典型。天津宝坻初中毕业生邢秀英（女，后被改名为邢燕子）志愿回乡，被作为知青回乡务农典型。1961年，江苏盐城高中毕业的董家耕，家在农村。他曾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也志愿回乡务农。新闻单位也进行了重点报道。1962年，一名高干女儿张韧在上海师范大学二附中的高中毕业。她已经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也毅然放弃升大学机会，报名去到安徽肥西县袁点公社落户。他们都在争取做“无产阶级接班人”。像董家耕后来就成了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管，邢燕子、张韧也在省、市得到重要职务。
在文革中，1968年，我的长女初中毕业，时年16岁，也曾随大溜落户农村。她爱学习，成绩也优秀，但当时身上有点病，按政策，学校也同意留城到街道毛刷厂做工。可她考虑父亲被审查她连参加大串联，都不够格，她将来的路很窄，怎么有更多的升学机会呢，最后决定还是积极报名下农村。女儿一心只想求知，现在弯子不小。等到她的申请批准下来，也是悲喜交集。她的父母都在斗批改的困境中，只好宽慰女儿说，你将去的是皖南山区好地方，生活不会很苦。你先去，我们随后也申请下放到你们这儿来。到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
这天，她在同学的帮助下，把被条和和生活用具、换洗衣服、书包（内有红宝书和户口转移证明）。她拿着户口签证低声叹息说，“从此，我再也不是合肥城里人了！”她还撑着面子，怕母亲跟着到学校由于伤感会给她丢人。
她母亲的命运也确是“下”，我老伴一心选择要去女儿落户的农村那里去，可她所在医院领导就是不批准。领导生硬地对她：“你是医生，有“六、二六指示”。你要单走，那我有一定数目的药箱，多出一个谁来背呀！不行，还得随本医院下放的淮北农村去！”于是人下，户口也同时迁走。做父亲的本来准备下放或进五七干校，后来身不由己发生变化，抽我到皖东地区的农村参加当地的斗批改，算是个给个锻炼机会。但还算是原单位的人。合肥还有长女的弟妹留守。父母给大女儿许愿说的话-“将来还会在一起”，此时变成空话。1971年，比已经下放的长女小两岁的妹妹，轮到她也下放了。她这次定的点，是自己联系的，是离城市中心60里的邻县公社插队落户。她这一去，户籍也走。整个家庭就四分五裂了。一家人各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都是在受教育的名义下奔向各方。
知青在离城时，挂了红花，学校师生贴标语，敲锣打鼓欢送，农村那边，早有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和社员放鞭炮相接。屋子已有安排，只等青年人来安顿生活。农村大学堂，有集体户口，购粮和各种票证锁定，这是最牢靠不过的了。长女、次女下去，都是4、5个人一间屋，形成一个小部落。女知青劳动差，工分比男社员少，比当地女社员也少。一般一天得不到7分工。工分值本来就低，所以，女儿不仅接受国家补助，还要接受家庭补助。我们家庭明知她谈不上自立，这就要还得给她买口粮钱和零花钱。
当然，以后不断有些变化。大女儿被招工上来进了轻工业厂。小女儿在农村一年后，人虽还在农村，已基本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她被抽去当小学代课教师，又当过大队广播站播音员，又临时参加过文艺宣传队到外地会演，还接着参加集镇单位斗批改工作。这阶段没有参加田间劳动，还要拿十分工的报酬。这种增加农民负担的事，是不合理的。表面上城市负担没了，这对国家财政和企业、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是吓人的。后来已知是超过100亿元（注5）。这是花的人民大众的钱，其中就已经有农民纳税，现在形成农民双重负担。当然对学生家长来说，也始终是脱不了财力和精神负担的。要是把各方面的开销数据累计起来，这笔大账，是算不清的。
姐妹二人在农村学到些什么呢，她们努力回顾：确实学到了勤劳、节俭人生观念，农活却并没怎么到手。到手的活也并非一通百通。两个女儿先后回城，是进的工厂，车间活又是从头学起。当然也有的是学会了群众工作经验和组织集体生产劳动经验。后来少数人回城脱产当干部，先前算是有了锻炼。至于有决心自学赶上高考的，能合格进大学，出来当上一门人才，上岗后又得学很多东西。总之，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才，离开专门培育和组合，社会链条怎么能恢复正常运转呢。当然也有坐“直通车”的，1973年，辽宁兴城插队知青张铁生，他在高考时，只做出三道小题，按说不符合进大学要求的，只是因他会写信，就得到毛远新赏识，封为“交白卷”的英雄，不但给他进了大学，还给他坐上一校之长的宝座。这显然是超出一般教育范围的政治闹剧！
闹剧终被历史老人给拉下舞台。这场以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新秩序的运动中，城市知青多数人并没有溶人农村社会，没有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也就是说运动实际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社会主义新人教育的教师，是以贫下中农为主的所有公社社员。他们是老师，又不完全是称职的老师。他们可以手把手教你锄地，可许多问题并不是每个老乡回答清楚的。知青办公室远在数十里以外，也难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知青原先依附的父母，留在城市生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可能不对孩子造成精神负担；而知青自己又在青春期生理、心理上缺乏指导和呵护。于是，有的造成心理上创伤而自闭，有的因和当地社员在粮食和劳动上发生纠纷要承担责任，有的轻率结下婚恋苦果。有的发生斗殴伤残下来。最可悲的是有的青年过早结束了金色年华。其中有的因病提早回城，虽然人和户籍签证都回来了，但不久生命还是夭折，家中的户口本上又不得不把他的户籍注销。
社会巨轮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一时间城市出现了所谓农民“盲流”。那是城里人意想不到的，连农村乡亲也赶到城市中来。他们要用农副产品换粮票，创造条件为青壮年农民来城市打工、做生意，在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
农村贫下中农给城市知青的新人教育，是前进了吗，是让知青永远无怨无悔吗。从理性上说，具体人生活体验不同，感觉不同，对逝去的岁月眷念程度，确实不同。有人经过这一步，从此走上仕途，表现顺畅；有人错过机遇，只能拿到微薄收入为应付沉重负担，显得郁闷。对于乡土情来说，毕竟那是每个人自己的生命一段里程。那山，那水，那小屋，父老乡亲，包括和当地的姑娘、小伙，还有知青队伍中相遇要好的同性、异性队友。因为后来多数人离开那里多年了，距离产生美，产生眷念。这有复杂性。即使有一段深深乡土情结，也不能由此得出从理性上认同当时的为了进行新人教育，把户籍硬行变更那行政手段，就是正当举措吧。
曾经插队云南知青叶辛在电视剧《蹉跎岁月》写的那段时光是：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
岁月的河汇成歌，汇成歌，汇成歌！
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
一支拨动人们心琴的歌，
一支歌一支歌深情的歌，
幸福和欢乐是那么多。
……
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一支歌，难以忘怀的歌。”
歌词主要是眷念，也有含蓄、模糊的咏叹。经过作曲家、歌唱家关牧村演唱处理，却是多么低沉，多么伤情，回肠荡气，动人心弦！
这电视剧，这歌曲，让你产生自己不同的体会吧！
注4  参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
注5 《当代中国编年史》 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 第一版 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