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我一生逃过很多劫难，人家说我的命大。我说不是命大，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周有光微笑着对记者说，幽默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淡定。
　　这位出生于1905年的老人，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荡。
　　“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太平天国军打破了常州城，曾祖父投河而死，我们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作者：马国川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7-07  浏览：108 显示全文   　　“我一生逃过很多劫难，人家说我的命大。我说不是命大，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周有光微笑着对记者说，幽默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淡定。
　　这位出生于1905年的老人，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荡。
　　“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太平天国军打破了常州城，曾祖父投河而死，我们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抗战时我们家居苏州，日本人来了，我们第二次被扫地出门。‘文革’中，我下放宁夏两年四个月，回来后发现造反派住在我家，家里连一个纸片都没有，这是第三次扫地出门。”回顾一生的苦难，老人没有丝毫怨尤，“这也很好，没有财产，就没有包袱，很轻松。”
　　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可是，他迄今仍然居住在北京朝阳门内一片灰色的老式楼群之中。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没有任何装饰，书桌就像一张陈旧的单人学生课桌。老人就笑眯眯地坐在临近北窗的书桌前，慢慢地说着略带吴侬软语的普通话，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他就像安居陋巷的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105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逻辑严谨。在长达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畅所欲言，无挂无碍。有时，他还会提醒记者一下：“我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要批判引用……我讲话可能太直率，你发表的时候，要稍微考虑一下。”
　　
　　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南风窗》：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分别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提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不是科学思维。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说明，中国的群众还在神学思维阶段，不会思考。拿医学来说，什么西医、中医，科学没有中西之分，科学有一元性。如果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就不能分什么阶级性，也不能分中外东西。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国外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30年，慢的话需要150年。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南风窗》：有些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另外一些人则公开对民主的价值提出了质疑，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周有光：共产党内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有民主思想的。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民主是自然趋势，会慢慢走的。我有一次到美国演讲，美国人说你们中国走得太慢了，我们很着急。我说，你们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所以着急，我们5000年，所以不着急。
　　
　　中国改革是半步半步走的
　　《南风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来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就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越南模仿这种模式，也很成功。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的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南风窗》：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是能够发展经济的。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南风窗》：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坠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南风窗》：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当时许多国家学苏联，高潮时一共有40个国家跟它走，今天还有几个呀？苏联自己都垮了，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挺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的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国际现代文化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的
　　《南风窗》：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些人对西方文化表示不屑，主张弘扬中华文化。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文化？
　　周有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中国既不要西方文化，也不要苏联文化，也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片没有文化的荒原。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就呼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华夏文化。这是一个好事情，可是怎么样弘扬呢？问题很复杂。因为弘扬有两条道路，一个是复古，一个是创新。我反对复古，我提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