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残缺本）第五章　冬季里的向日葵

（ 很遗憾,3、4章原发坛没通过。哪位朋友如果有，请发上来，谢谢！）  第五章　　冬季里的向日葵

一

邓丽君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离开法国回香港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巴黎的公寓。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忙碌，每当到了“该回去了”的时候，就是巴黎很冷的季节。邓小姐很怕冷。所以一到冬天就会到泰国普吉岛休养，但因为季风的影响常下雨，这是她最不满之处。某日，在看泰国旅游书时读到泰国的清迈气候更好，所以想去看看。于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次到清迈，立刻就被当地的街道感觉、气候稳定、空气新鲜、青山绿地的美景所吸引，因此她决定将这里当休养圣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姐从香港飞清迈。在清迈过圣诞节和新年。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一日回香港一次，又在二月回台湾和家人们过旧历年。约待了一个星期后又回到香港，三月十四日到泰国领事馆申请可以滞留六十天的观光签证。四月二日搭泰航TG605 航班至清迈。大约是过世前一个月。
叫计程车到赤柱的住宅来接他们，向欧丽明说“拜拜！”后，就和史帝芬出发到机场。喜欢宁静美丽的清迈，邓丽君原本打算一直待到五月底。
清迈是距离曼谷七百公里远的泰国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若是搭飞机一小时就到达，但若是乘车的话需要十个小时。市内的城墙上还留有十三世纪兰娜，泰国王都时期的繁华遗迹，有超过三百个寺院。过去是陶器、伞、织物、银器、木雕的盛产地，现在则是以观光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走在街上有很多卖民艺的商店，还有很多像计程车的出租三轮车很醒目。
邓小姐住宿的地方是在清迈市中心甘边汀古道上的帝国梅宾饭店。她从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一共住过这里三次。饭店的使用者几乎百分之七十是泰国人，其余则是欧美人及日本人，各占百分之十五的比率。十四楼和十五楼是顶级贵宾楼层，一出电梯就有服务柜台。有专属的服务人员，不管是住房或退房手续都可以在这里直接办理。
邓丽君到泰国时都带着法国男友史帝芬·保罗一起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住在夜市正对面的皇家王子饭店。因为某日闲逛时看到有宽阔庭园的梅宾饭店，邓丽君一看就中意，所以隔天就搬过来住。为了告诉香港管家欧丽明换了饭店，所以用梅宾饭店的信纸写传真给她。传真里写着“你好吗？我们延长了在泰国的行程，一切顺利请不用担心，祝你健康，下面是饭店的电话。”日期写着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平常邓丽君会待在房间里看录影带居多，如果待腻了就会去散步或是跑步，或是去逛营业到很晚的夜市。常去的录影带店，老板夫妻还跟邓丽君一起合照。在这里很轻松的交游。曾经指着在店里卖的《邓丽君金曲集》说“这是我年轻时唱的东西”，也说过“想把在日本唱红的曲子翻唱成中文歌”之类的话。
外出时，会穿粉红色系的背心及豹纹的长裤、粉红色的运动鞋，大都是她喜爱的色系及样式。很喜欢到街上的店叫柠檬汁及芒果糯米的甜点吃。
就在退房的时候，会说日文的女员工向总经理普罗班说“那应该是歌星邓丽君吧”。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经理就向邓丽君说“我们最近会把总统套房重新装潢，到时候请再光临。”邓丽君就说“年底会再来”。她也真的在十二月十八日，再次来到这个饭店。
邓小姐住的房间是在十五楼的“皇家花园大套房”最顶级的房间。一九九四年八月来的时候住的是一般套房一五一五号房，这时候改由住“公主套房”（一五0 一室）及“王子套房”（一五0 二室）合并的特级大套房。一夜的费用是一万五千泰铢。约台币二万元，但因为邓小姐长期住房，所以饭店将房价以五折优待价给邓小姐。
在柜台办完手续后，走过通往右侧的米白色地毯之后，左手边有一五0 六号房，右手边有一五0 七号房、一五0 五号房、尽头处有一扇木制的房门，是一五0 二号房的入口。打开房门进去走过通道，左边还有一间寝室房的门，大厅里有一张桌子，摆了八张椅子。在最里面则有电视和沙发。墙壁上有一些织布的装饰，还有像蜡烛形状的电灯点缀出浪漫的风雅。寝室房里的最里面，有一间很大的浴室。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见一千六百七十六公尺高的司退普山上的寺院的红屋顶及夜市。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圣诞夜，这天由饭店工作人员扮成圣诞老公会一一向饭店住宿的房客说“圣诞快乐！”，也发一些小礼物。可以说是饭店很热闹的一天。待在房里的邓小姐接到总经理的邀约说要请吃晚餐。到了约定的时间，总经理夫妻就上十五楼接他们到名叫“明明”的中餐厅用餐。在热烈的闲聊中聊到在美斯乐那里有一个国民党村庄，就如同邓丽君的父母一样从中国逃到台湾，而那群人是从中国逃到泰国的一群人。一共大约有六十个村庄，约有七万人口。美斯乐就是其中一个村庄。从清迈搭车约需六个小时才能到达，住有八千人。
一九四九年革命时期，从中国逃到缅甸的是国民党第九十三连队。但是缅甸政府于一九六一年开始禁止他们住在北部，所以他们翻山越岭移居到泰国北部。泰国政府认定他们是难民，要求他们同化。
邓丽君对国民党军流落在外之事很惊讶，就向总经理拜托说想去看看。几天后他们带邓丽君去清莱及美斯乐。真的是国民党的士兵及家属住的村庄。他们用中文交谈。在四处闲逛中，邓丽君到了一所小学，看到很多天真无邪的小孩很高兴，但看到校舍的老旧令她很在意。之后邓丽君不但捐钱给学校修理校舍屋顶，还出钱给孤儿院建水塔。
走出梅宾饭店的前院道路，对面就有一家“拉塔那”面店。邓丽君几乎每天一到傍晚五点一定会到这里报到。通常若是没人就一定坐在靠左边最里面的桌子。点的是当地叫做“归地欧改”的鸡肉汤白面。一碗约三十元的面。因为很小碗，所以一次会吃二、三碗。后来变成熟客之后，店主任还请邓小姐签名。邓小姐爬上她常坐的位子的椅子上在天花板上写：

With the best wishes！
恭喜发财！

在“邓丽君”的名字旁边写着“1·1·95”是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前一天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对邓丽君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饭店中设置了一个可容房客三百人倒数计时的会场。晚餐后有一个小时的迪斯科舞会，之后还有放烟火。史帝芬拿着录影机拍到邓丽君口里喊着“好美、好美”的画面。之后正要移往咖啡厅时碰到已喝醉的总经理，他说：
“要不要唱歌？”
“啊！不知道声音出不出得来？”之后邓小姐点了一杯热的蜂蜜柠檬汁，在旁的史帝芬则是一副不爽被要求唱歌的样子。要唱什么歌呢？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决定唱《任时光流逝》。但乐团却不知道这首歌，所以只好改唱《梅花》，由刘家昌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和台湾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意义。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国的尼克森总统发表了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去访问中国，因此派国家安全局的季辛吉秘密前往中国。就是一般称之为“尼克森·冲击”。在有越战的国际情势中，决定在秋季召开的联合国总会时，宣布中国加入联合国而台湾退出联合国。在隔年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尼克森访问中国和毛泽东主席会谈，以致到了卡特时期的一九七九年和中国恢复邦交，也断绝了和台湾的关系。
被国际孤立的台湾，一般市井也飘着一股哀愁的气氛。因此为了鼓舞民心士气。有了很多歌曲被创作出来。当中最红的就是《梅花》。目前仍被中国政府禁唱的这首歌，邓丽君曾于一九八0 年出的《原乡情浓》的专辑里唱过，之后就会常常唱这首歌。
穿着蓝底有花样的旗袍，肩上披着大披肩，右手挂着手链，颈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一肩长发往后梳用粉红色发圈绑着。右耳上则插了一朵原本装饰在饮料上的大红花。
“大家新年快乐。令人兴奋的一刻。让我们一起唱歌吧！”
在舞台上对着观众说完之后，就轻轻地跟着伴奏的音乐唱。

梅花梅花满天下
越冷它越开花
梅花坚忍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
看那，遍地开满了梅花
有土地就有它
冰雪风雨它都不怕
它是我的国花

描写像梅花一样越冷越开花的精神的这首歌，长期以来鼓舞了许多的台湾人，但是等着倒数的客人们，哪里知道其中的涵义呢？这个优美的歌声引起在场的客人热烈鼓掌。唱完这首歌的邓小姐满脸通红。回到自己的座位，向四周的客人说：
“好久没有在别人面前唱歌了。”
跟着倒数热闹起哄，在众人面前唱歌的邓小姐看起来很健康。一些和邓小姐谈过话的人都认为她很健康。饭店的员工们会这样认为是因为她曾说去了拉姆医院作过健康检查了。但是其实去医院不是作健康检查。
塔那贴普医院的奴阿铁普·尼皮兹汉医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接到饭店的通知说邓小姐身体不适，要他过来看一趟。奴阿铁普就赶往十五楼的房间。进到房里，房间很暗，冷气强到会冷的程度，而且房间都是烟味。医生厉声请在房里抽烟的史帝芬：“立刻把手上的烟熄掉。”邓丽君则躺在房里的床上。医生问“你也抽烟吗？”“偶尔抽”，但又加了一句“但不是习惯性的抽烟”。
依史帝芬的说明是，二十九日半夜气喘发作。严重到无法呼吸，后来喷了邓小姐常用的药之后才压抑下来。
“上个月到日本时身体就开始不适，用药就变多了。”
邓丽君这样说。她指的是去仙台的那一次。病情也在今晚同样发生。奴阿铁普医生将听诊器放在胸前，则有“咻——咻——”听起来很痛苦的呼吸声。史帝芬要求打预防气喘发作的针剂。但医生认为支气管扩张的药很强，因此建议到医院补充氧气比较好。
邓小姐就搭饭店的车前往市内设备最好的拉姆医院。经过健康检测之后，戴氧气罩补充氧气，然后打抗生素的点滴。拿到的药是“贝罗德阿尔”。移往一一0 二的病房住院，邓小姐因为前一晚无法入睡，所以要了点轻微的安眠药用过就入睡了。半天后邓小姐恢复体力向医生说：“好像要死掉一样地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来？”她回答：“不想去”。
到了三十一日，邓丽君提出“想出院”。医生跟她说因为尿里红血球很高，所以劝她“不要着急，暂时在这里作检查比较好。”但是她却坚持地说“想回饭店”。下午出院的邓丽君就回梅宾饭店。几个钟头后，就在饭店咖啡厅约二百人的面前唱《梅花》。这成为歌星邓丽君在一生中最后的舞台。

二

迎接新年之后，邓丽君待在房间里看电影或是听音乐，过着宁静的时间。连续一阵子每天都过着在房里超过十六小时的日子。门外通常都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清洁人员大概三天才进房打扫一次。
一月五日邓丽君打电话给奴阿铁普医生说“好很多了。”医生说：“你常常会去香港吗？”
邓丽君就开玩笑跟医生说：“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喔？”医生回“不知道”时，邓丽君就笑着跟他说：“在香港也想继续吃这个药，请医生给处方笺。”奴阿铁普认为病症是因为感冒恶化引起肺炎，所以变成气喘。在病历卡写下“支气管气喘”，而且建议她“因为有异常，所以一定要去医院看病”。二天后，邓丽君回香港。在十八日下午三点过后，邓丽君打电话给泰国的奴阿铁普医生说：“身体好了，下次去的时候，请您再帮我检查。”
邓丽君到了四月，又回到泰国清迈。四月十二日，在市内闲逛的邓丽君吃了一碗鸡肉饭、薯片，又吃了芒果，然后在西药房买了药，所以将价钱用英文写在她卡地尔的记事本里面。这本记事本原本是一九七九年的笔记本，因为日期栏的空白的，所以她就用红笔写上日期，从一九九四年开始用到一九九五年。
四月十七日，在梅宾饭店的邓丽君打电话给奴阿铁普希望他来看诊。一进房间“什么时候来的？”“两个星期前”。史帝芬外出不在房里。邓丽君说：“这三、四天一直咳嗽，所以有点担心。”听她说在香港有去看病也有拿药。看了香港医生的处方笺，知道她是在吃别种药。因为没把药带来，所以怕她若发作时，以防万一就开了五种药给她。若是严重气喘发作则会无法吸气也无法吐气。医生在叮咛，她则回答：“没关系”。这时气喘已转为慢性化，所以特别问“烟已经不抽了吧？”邓小姐回答“没抽了”。奴阿铁普很在意的是即使邓丽君气喘已经恶化，而史帝芬竟然还在大剌剌地抽烟。刚好要出房门，邓丽君又说：
“如果又不舒服，请再来帮我看病。”
这是奴阿铁普最后听到的话。
四月三十日晚上，邓丽君和人在台湾的弟弟讲了约一小时的电话。弟弟问她身体如何时，她回答“嗯，好多了。”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有精神。邓丽君打电话是想谈日后的工作构想。二人谈了以下的对话。
“我打算再一次重新出发，想先将自己作词的曲子用中文出片。”
“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邓丽君说有计划要出新专辑，而且录好专辑之后还要拍音乐宣传片。她交代把这些事传达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还说大概三个月前也曾跟创作歌手罗大佑说好，自己写了些词，到时候请罗大佑帮忙写曲的事。为什么是用“重新出发”来形容自己，是因为歌唱事业几乎完全停顿了，也打算哪天要在曼谷、普吉岛或是清迈盖一间录音室。
长禧听她在咳嗽，担心地问她身体状况，她回答“嗯，好多了。”又建议她“应该去干燥的地方，所以不应该是待在清迈，而是该去法国。”因为讲了很久，长禧就说：“别讲长途电话，等你回香港再慢慢聊。”但邓丽君却回答：“不会从泰国回香港，我预定回巴黎休息一阵子再去香港。”
邓丽君在翌日的傍晚，也打电话给日本金牛座唱片公司。因为她想知道原本五月底公司预定要付的版税可以拿到多少金额。因为长期待在清迈开销很大，所以担心往后的收入。舟木在电话中跟她说新歌的制作停顿不前，提议想和她开会讨论，邓丽君回答：“见面讨论吧！”、“下星期在香港见面好了！”
五月四日下午五点多，和往常一样在饭店对面的“拉塔那”吃完“鸡肉白汤面”之后，老板娘看见咳嗽的邓丽君拿着一个白色的小瓶子往嘴里喷。“怎么了？”她回答：“因为气喘。”没有咳的很严重，也不是咳很久，以为她只是太劳累而已，她常在这里吃面，因为第一次看她这样，所以印象深刻。尤其最近都常不化妆，就直接从饭店出来。
五月五日中午十二点过后，担任十四、十五楼服务生的安彭·东秋格接到邓小姐的电话，要他拿水来房间。送到房间后，邓小姐又请他将衣服送洗，送洗的是窄裙和粉红色长袖针织上衣。脸上没有化妆，有一点咳嗽的邓丽君向他说了声“谢谢”。邓丽君在这天的下午向柜台要求代订红色及粉红色的玫瑰花，饭店也帮她准备了一个有白菊花图样的花瓶。她用美国运通卡结清四月份的帐单之后，邓丽君跟饭店人员说剩下的房帐五月底退房时再一起付清。在她的笔记本上用英文写着“小费：80.00”之后笔记本就再也没写什么了。
五月六日傍晚六时左右，在T 恤外面加了件衬衫，穿着短裤的邓丽君又到了“拉塔那”。老板娘跟她说“卖完了！”她说“太可惜了，肚子好饿。”老板跟她说“那到夜市去好了”，她回答：“因为想吃这里的面，比较好吃！”说完就回饭店去了。邓丽君这两天看起来消瘦很多。以前常常会开玩笑的邓丽君会说“你老婆煮的比较好吃”，当老板跟她说“下次你来就不煮了”时，她会笑着说“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但是这一天的邓丽君看起来完全没有气力开玩笑。
到了五月八日，清晨六时二十分，十五楼的值班威德·司库松彭接到邓丽君的电话，要他送早餐过去。每次要早餐时邓丽君都只说一句“杰克”而已，因为杰克是司库松彭的英文名字。五分钟后送到房间，房门也像往常一样已经开着。
邓小姐穿着饭店为她特制繡有“TERESA·TENG”的浴袍，脖子上围着深橘色的丝质领巾等着。邓小姐固定叫的早餐是饭店早上现煎的奶油松饼一大盘、番石榴、香蕉、柚子等水果，以及牛奶、柳橙汁、咖啡。还有土司、果冻、椰香玉米片等。
将餐点排上桌的司库松彭用英文问她“今天感觉如何？”时，邓小姐用泰语回他“沙百啼亚”，意思是说很好。但司库松彭看邓丽君脸色苍白，并不是因为未上妆的原因，而是感觉到应该是身体不舒服。二、三天前看到她咳嗽不停，这时又咳得比往常严重。用右手压着喉咙，左手指示用餐的位置，此时发出来的声音和平常不同，有点沙哑。窗帘也没拉开，冷气开得很强，令人印象深刻。
邓丽君坐在桌子旁边的摇椅上，脚伸直放在脚凳上，对面的电视机正播着音乐。司库松彭问：“冷气开这么强不冷吗？”她回答“喜欢吹冷一点。”
通常邓丽君和史帝芬会一起去夜市。但这天到了傍晚，史帝芬一个人外出了。经过饭店前的“拉塔那”时，老板问“要去哪里？”史帝芬手里拿着万宝路淡菸回答说：“要去还录影带”。约一个钟头后，事故发生了。
大约是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在十五楼入口的柜台值班的女员工往左看，邓丽君正从这边摇摇晃晃走过来，一看就知道是不寻常的样子，慌张起身的女员工刚好接住靠倒在柜台的邓小姐。
“妈……妈…”
“妈”，嘴里叫着妈的邓丽君显然呼吸痛苦的样子，发现异状急奔而来的男员工怕她咬到舌头，将汤匙放进她的口内。认为来不及叫救护车了，因此准备饭店的小巴士车。从十五楼到一楼用轮椅将她移到小巴车内，从饭店出发时，确认邓小姐还有呼吸，通常到医院只要十分钟的车程，当天因为塞车所以花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到达医院时已经快六点了。
清迈拉姆医院接到饭店的电话是在下午五点半左右。据说房客从房里出来就昏倒，所以要送过去，已经很严重的样子。被送上急救床的邓丽君被送到二号的紧急治疗室。医院也立刻广播通知医生护士赶紧集合。邓丽君跑出房间时没有穿衣服，所以到了医院搬上急救床时，下半身是盖着布。
内科医生皮尼多用目视检查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摸身体已经冰冷，手脚都已经发青了。检查瞳孔也完全没有反应，心电图及脑波也完全是停止的状况，口边流了许多口水。经过CPR 的急救及注射强心剂，作心脏电击按摩也完全无法恢复生命。经过另一位医生的确认，证明已经死亡。
外出的史帝芬回到饭店时大约傍晚六点半左右。业务经理巴拉查很紧张地跟他说：“邓小姐现在人在医院。”
“发生什么事？”惊吓的史帝芬问巴拉查。
“好像很不妙，医生有话跟你说。”
无法告诉他已经死亡之事。史帝芬口里叫着“又来了。”
他慌慌张张地跑回十五楼的房间，但是经过一个钟头也不见史帝芬下来。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打电话给医院了，看起来并没有急着要去医院的样子。在没办法之下，皇家套房的经理巴拉查只好打电话给史帝芬。
“请马上去医院，很危急！”
很凶的史帝芬突然怒吼地说：
“什么叫危急？应该是在说谎吧！”
把电话挂断的史帝芬仍然没有走出房间。没办法之下，巴拉查只好去房间，拜托他因为情况很紧急请他赶快去医院。已经乱了方寸的史帝芬到达医院时已经晚上八点了。因为哭叫的声音太大，惊动了医院的员工。尤其被带往遗体安置的地方时史帝芬的哭声更大了。
原本帮邓丽君看病的主治医生奴阿铁普也接到饭店的通知，在晚上七点半时赶到医院。史帝芬错乱地叫着：“她还没有死，快叫奴阿铁普医生来。”当奴阿铁普来看史帝芬时，史帝芬大叫说：“这个医院太新不好”，奴阿铁普轻声地跟他说：“不，这里是最好的医院”。
史帝芬在遗体解剖同意书上写“不准解剖”，就回饭店。必须赶快做的事就是通知邓丽君的家人。从行李中找到黑色的通讯簿，但看不懂中文。他就打电话给“拉塔那”问老板“会不会看中文”，老板向他说：“邓小姐不是会看？”史帝芬回答：“因为她生病了。”很生气地把电话挂断。后来请饭店的人员要找在中庭帮客人看手相的算命师上来，一个一个的名字念给他听，结果找到台湾的电话两个及香港的电话一个，记载在饭店的便条纸上。
清迈和台北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清迈比台湾早一个小时。那一天邓丽君所有的家人都在台北。因为隔天五月九日是五年前过世的父亲邓枢的忌日，全家准备一起去扫墓。大约是晚上十点左右，台北郊外三男家里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三男的妻子朱莲。对方自称是史帝芬。
“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要找长禧！”
“什么重要的事情？”
被问了之后很生气的史帝芬回答说：“不能告诉你，请给我电话。”
在《中央日报》工作的长男也请假，回到台北就在光复南路母亲的家中，朱莲打电话问长男，问长禧在不在家，但长禧外出，就用B·B·CALL 联络他。接到联络的长禧打电话回家，也只听说史帝芬要找他，没有什么异状。长禧就猜想可能是违警之类的事吧！
回到家的长禧就照着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国际电话给史帝芬，只听他说：
“邓丽君没了，邓丽君没了！”
长禧不太理解史帝芬的胡言乱语。重复确认之后大概是心脏异常引起的病痛，说明已经送到医院。史帝芬最后一句：
“她走了。”
惊讶的长禧打电话给三男说明实情，但还没有看到遗体，没有办法相信姐姐是否真的死了。兄弟们就打电话到清迈的医院及饭店确认，结果是个悲伤的答案。这件事必须告知母亲，但不知如何启口的长禧心情很凝重地告诉母亲。
赵素桂听完话，一滴泪也没流下来，因为她绝不相信女儿会死。赵素桂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步伐沉重到听得见声音，嘴里还一直念着“不相信”。
九日凌晨一点左右，跑到“拉塔那”的史帝芬，望着邓丽君在天花板上写的字突然嚎啕大哭，吓一跳的老板问他怎么了，他也都不回答。驻足许久后史帝芬丧气地回饭店了。
九日一大早，一晚没睡的长禧和三男的妻子到泰国领事馆申请签证。通常需要二、三天的手续，因为事关紧急所以得到特别许可。长禧打电话给母亲：“已拿到签证，所以直接去泰国，我会再联络。”赵素桂仍然无法相信此事，只是仍然有点愕然的感觉，所以也没特别说些什么话。
长禧他们和“慈济功德会”的两位人员一起搭下午的飞机去泰国。在机场已经有大批的媒体记者在那里。在香港转机时，到达泰国曼谷机场也是大批的媒体在守候。到达清迈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梅宾饭店等候的史帝芬看起来很憔悴。简短的招呼后就说明昨天的情况。
“外出去买水果回到饭店后知道人被送到医院，就立刻赶去医院，但医生说不行了。有请医生抢救，但是……”
长禧他们赶往医院。灵堂已放有花饰，也有烧香，还有邓小姐的照片。而躺卧在那里的就是姐姐本人没错。医生说死因是“气喘恶化引起呼吸不完全”。若是慢性气喘的话可能是遗传，但也可能是因为感冒恶化所引起的气喘。若仍觉得可疑，可以解剖。史帝芬早已在“遗体解剖同意书”上写着“不要碰遗体，不要解剖，将她放置在灵堂一晚”，长禧也拒绝解剖。因为死因已经很清楚，所以想将完整无伤的姐姐带回去。
翌日，长禧到管辖拉姆医院的普宾区警察局去办手续。写着九日，纪录上死因写着“心脏停止”，有“在拉姆医院接受气喘治疗”的记录。办完遗体移送手续后，又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长禧打电话给等在台北的母亲说：“详细的事要等从清迈回去之后再说。”赵素桂的心情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悔恨的感觉比较多。为什么女儿就不好好注意身体呢？为什么史帝芬没有在身边……。

三

三个月前的旧历年的事了。回台湾的邓丽君住在凯悦饭店。回到家因为一直在咳嗽，家人也很关心。邓丽君幽幽地说明：
“去年去仙台的时候得了感冒，回到香港又因空调坏掉湿气太重，所以一直咳个不停。”
听她这么说，母亲及兄弟们也不觉得太严重。家里也没有人得过气喘。偶尔在圣诞夜及聚会上抽一点烟，但平常绝对不抽烟的她，大家认为应该过一阵子就会好吧！
结果邓丽君因为气喘恶化而过世。赵素桂对史帝芬充满了“将女儿交给你，她病倒时你人却不在旁边”的怨气。住在凯悦饭店的邓丽君病到发高烧、呕吐和下泻，严重到连起床的气力都没有时，史帝芬还在抽烟。就是没看到史帝芬为女儿着想的心意。邓丽君容许史帝芬做任何事。家人即使知道这样，仍然对史帝芬还是有怨气。
身兼经纪人的弟弟最悲伤的是，气喘是可以治疗的，不会轻易就失去生命。而因为不能在她身边发生了令人后悔莫及之事。这也是家人共同的哀痛。
邓丽君在清迈有住院过一天。病历卡上写着“支气管气喘”。气喘发作若延误处理则会死亡，但大多数发生在慢性病的情况较多。拉姆医院的皮尼特医生判断邓丽君之死不仅是气喘而已，还有是因为用药引起的副作用所致。
邓丽君常去的“拉塔那”，看到邓丽君在咳嗽时用三公分的白色小瓶子在喷药，是一九九四年以前未见过的。
吸入式支气管扩张药是使用时将嘴张开，往喉头深处喷药，在各国的医疗机关都有明确的医疗调查报告显示若使用过度，则会造成心脏负荷过重，引发气喘致死之病历。检查邓小姐遗体的医生就怀疑是因为用药过重所致。在纽西兰于一九九0 年八月禁止吸入式气喘治疗药的使用后，因为气喘死亡的人数才锐减。在日本也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开始强调“使用上的注意”及“预防过度的使用”。

四

邓丽君的死也在世界各处被报导。不仅是亚洲各国有报导，连《纽约时报》都报导。“亚洲歌后”死亡令人惋惜。在一时曾被列为“精神污染”，歌曲被禁唱的中国，《中国青年报》也以头版刊出，在北京大学也成立了追悼邓丽君的看板。中国最大的唱片行上海音乐图书公司在西藏路上的店面，因报导邓丽君过世的消息一传开，原本十点才开的店前已经挤满了人群，把店里库存的四百张CD 全部一扫而空。经过追加进货一直到十一日为止就卖出CD 约一千张，卡带约六千多卷，一直卖到完全缺货。
遗体从清迈搭乘TG636 班机，预订于五月十一日晚上十时五十分抵达台湾。但因为飞机误点，所以抵达中正国际机场时已是隔日的凌晨了，机场约有二百多人的媒体守候在场，还有海陆空三军的仪队也来迎灵。被运送到置物库的小棺木上面用白布盖着。家属和政府官员们上香之后，遗体被送往台北市第一殡仪馆安置。赵素桂等人一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言语。这一天台湾政府也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在台北的中华电视公司于五月十三日设置了灵堂。这家电视公司和军方有很深的关联，所以常劳军的邓丽君因有所贡献，所以特别在此设置了可供人参拜的灵堂。祭坛是以邓丽君喜欢的紫色的布幔布置。挂着邓小姐年轻时的肖像，还供奉了很多水果。室内不断地播放她的歌曲。第一天就有约三千人到场上香祭拜。有位老人微笑地向肖像念念有词似地说：“即使到另一个时空去，更幸福的人生正等待着呢！”不管是年轻人或是老年人，有着各式各样的感慨，全部写在脸上表露无遗。
五月二十二日公布了“邓丽君小姐訃告”，公告葬礼将于五月二十八日早上在民权东路第一殡仪馆的景行厅举行。台湾政府全力主导的国葬除了蒋介石总统过世以来，可说仅有这次的规模可以比拟。政府颁发了国民荣誉奖的“华夏第一奖章”，军方颁发“陆海空军褒状”。将“华夏第一奖章”颁给艺人是头一遭。其他的还有侨务委员会颁发的“华光一等奖章”、总统颁的“褒扬令褒章”。而“治丧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就由行政院长连战担任。
出殡日，台北的街头从早上开始就显得很闷热，原本天气预报会下雨，但不准，天边正高高地挂着太阳。会场的周边从早就排满了歌迷。这些人是在等待几个钟头后，可以入内参加一般歌迷的参拜。
赵素桂到达现场是清晨六点，对于突如其来女儿之死，个性坚决的她从未在人前流泪，但当她看见会场的摆饰，被白菊花圈住的遗照，实在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约过了一个小时后，终于再也抑制不住，对着躺在棺内的女儿大声哭泣起来。
上午七点半开始家属的告别式。会场的周围挂着四幅邓丽君的照片。棺上的遗照邓小姐好像在微笑，两手合十好像在祈祷的姿势。是赵素桂选的肖像照片。上面有个水晶佛像闪闪发亮。身穿粉红色旗袍的遗体的右侧放置了许多奖状及勋章。
八点之后由友人及治丧委员进场行追悼之意。上午八时十五分会场的音乐播放《我只在乎你》，家属们面向遗照双手合十敬礼。紧接着是宋楚瑜、赵宁、好友何莉莉、邓丽君所属的日本金牛座唱片公司社长舟木稔先生致祭悼文。在场的人群中还有受邓丽君影响很深的中国名歌手王菲，及为邓丽君作过许多畅销曲荒木先生及三木先生。
追悼会最后介绍由邓丽君作词，后来被写成歌曲的《星愿》。取名为星愿是作曲家李寿全、童安格、李子恒三人合作的曲子，于葬礼二天前才完成。这首歌由和邓丽君歌声很像的李宝琦唱。这卷录音带也被放进棺木中。
九点至十一点的公祭，参加者不只是台湾而已，远从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地来的歌迷有三万多人，人群里甚至有甘愿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特意从北京偷渡而来的人。会场发出了三千份的《怀念专辑》给参拜者。用和遗照相同的肖像画，及邓小姐的签名作封面。当会场准备的一万朵花发完之后就将入口关闭，排队却不能入场的歌迷们生气地叫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入”。参拜者们默默地随着队伍前进。哭泣的人非常多，也有人坐在马路上哭泣。
十一点多，进行“覆旗仪式” 。由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亲自盖棺，然后盖上中华民国国旗及国民党的党旗。这是艺人第一次受到的礼遇。当仪队演奏哀悼曲时，行政院长连战、台湾省长宋楚瑜上香及献花。
上午十一点半，军人们将棺木抬上灵柩车，移往在台北市以北约五十公里处，倚山面海的金宝山墓园。约花了二小时的车程，这里也是台湾距离日本最近的地方。墓旁有一颗巨大石碑是台湾省长赠献，取邓丽君本名的字在石碑上刻上金色的“筠园”两个大字，墓碑铭则刻有“爱国艺人邓丽筠小姐墓碑铭”的金字。
下午二点过后，邓丽君的棺木在三千多人的守护下土葬在墓园里。华视从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作出殡仪式的实况转播，台视则从中午十二时五十分至三时十分以特别节目方式播出。沿途目送的民众超过三万人以上。
葬礼的三天前，史帝芬抵达台北，和等在机场来接机的张玉玲会合。当晚，当他去华视的灵堂时，拿着百朵的红玫瑰去献花，刚好碰见三哥长富，三哥左手抓住史帝芬的胸口，右手高举作势要揍他的样子，但不见史帝芬有任何反抗之意。经大家的劝阻才没事。
住宿在凯悦饭店的史帝芬给长禧打电话，希望能出席出殡的葬礼。长禧回答他：“和家人商量后再通知你。”史帝芬愤而在饭店里大吵大闹叫嚣。
母亲赵素桂也反对史帝芬出席丧礼。但长禧却说服母亲“亡者为大，应该尊重姐姐的意思。”所以母亲也同意了。但葬礼当天到最后仍未看到史帝芬的出现。因为长禧担心情绪起伏很大史帝芬因一时想不开，所以打电话请凯悦饭店的人员到房间探视情况。经理按了很久的门铃都不见回应。用备用钥匙开门进去之后，看到史帝芬已经大醉昏睡在床上。
邓丽君在巴黎认识史帝芬，之后同居之事家人并不是很赞成。因为史帝芬看起来不像真的要照顾邓小姐，反而比较像是想攀附邓小姐的经济而已。一九九二年过年时，邓丽君带着史帝芬回台湾。母亲问：“你准备和那个人怎么样？是要结婚吗？”但邓小姐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好几次邓小姐都想和史帝芬分手，但都因为他激烈的哭泣哀求，结果终究没能
切断这关系。
邓小姐和电视制作人麦小姐在香港开设TNT 制作公司是在一九八一年，是住在赤柱六年前的事。邓丽君的行程由麦小姐在管理，但因和史帝芬交往后，邓丽君就单方面和她断绝往来，因为常被批评不工作而优先地和史帝芬跑去旅行。史帝芬的存在破坏了长年的友谊。
邓丽君曾向唱片公司要求给号称摄影家的史帝芬工作。作品用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发行的《夜来香》单曲的封面上，那张穿旗袍的照片。这首歌是第一次用日文唱，也是邓小姐在日本发的最后一首歌。但因为史帝芬的程度未达到商业的水准，所以公司听邓小姐的无理要求仅此一次而已。金牛座的工作人员在安排邓丽君的行程时，希望不要有史帝芬的介入存在。邓丽君优先选择和史帝芬去旅行是造成经济拮据的原因。有时候甚至在巴黎要买东西的时候，带的信用卡几乎都刷爆不能用。
和史帝芬的交往，不仅令邓小姐远离工作，经济也显得拮据。不只如此，甚至有吸大麻的嫌疑。在一九九0 年一月十六日演员胜新太郎因持有大麻当场被逮捕之事，话题未消，金牛座唱片公司的舟木稔得到消息，据说“邓丽君吸大麻”，因为知道和法国人史帝芬走得近，所以心生有疑就直奔法国。约在凯旋门附近的咖啡厅碰面，二人在二楼的包厢内谈话，舟木问及和大麻有关之事。邓小姐说“绝对没有吸大麻”，“请相信我，你不相信我吗？”一直重复地说，还一直问“是谁说的？”。对邓小姐强烈的否认舟木只好相信。这时和邓小姐一起工作的麦小姐也很担心，所以也跑到法国来，但邓小姐拒绝和她见面。
邓丽君在清迈过世时，当地的媒体将邓小姐遗体移到急救架上的画面毫无修饰地播出，英国的路透社也将遗体照片发布到全世界。是特写的上半身照片。因为左耳下方有红色斑点，所以引来许多猜测。邓丽君的死因是否为“爱滋病”、“吸毒”的说法在香港及台湾的媒体流传。甚至台湾政坛还引起一股“谋杀论”的说法。
在拉姆医院的记者会上约有五十位的媒体在场，为了确认谣言的真伪，被提出很多问题。史梅特·汉古唐医生明确地回答：“没有被卷入犯罪的可能性。百分之百是因为支气管气喘发作引起的死因。”左耳下方的红斑点是为了保存遗体所以注射了福马林所产生的斑点。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住院的病历卡上，爱滋病的检测栏上是记载着“阴性”。做爱滋病检查是因为这个医院对每位患者的例行检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留在饭店的护照也引起了诸多的怀疑，因为国籍栏上是“BELIZE”（贝里斯），职业栏上是“ARTIST”（艺术家）。出生地“TAIWAN”，居住地“HONG KONG”。名字栏“TENG LIYUN”；“身高165CM”。贝里斯是面加勒比海，是西半球上最大的珊瑚岛及因马雅遗迹而具盛名有二十三万人的小国。邓丽君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拿到这本“A000374”的护照。
使用贝里斯护照的原因和以前的“护照事件”是同性质的问题。常出入国的国际商务人士为了节省到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间，所以拥有中南美的几个国籍并非特别之事。因为有“国籍市场”的存在所以大约一万美金即可买到。邓丽君持有贝里斯护照就可以省去常回台湾换签证的麻烦，应对之下的“合法”护照。尤其直属英国联邦加盟国的贝里斯护照对进出同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非常便利。
所有谣言都是始于捏造及无知。但身为国际歌手的邓丽君过世后，仍然盛传“谍报员之说”。不仅是因为协助军方而已，光从葬礼看来存在着许多政治上粉饰。作这些推理报导的几乎都是日本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