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一番话让李鸿章目瞪口呆！

 郭嵩焘——中国的马可波罗在欧洲！

            今天人们能记住的晚清官员，大概只有李鸿章、曾国藩了和左宗棠了。

            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一位名叫郭嵩焘的名字，将超过他们三位，成为晚清最值得记住的中国人。

            郭嵩焘，大清的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 中国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当年他从英国归来的一席话，曾让李鸿章瞠目结舌！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岳阳楼畔。

            1835年，郭嵩焘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等为同窗好友。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郭嵩焘仕途坎坷，先后任上海任松沪粮道和广东巡抚等职，最终官至兵部侍郎（副部长）。

            当时的大清可谓内忧外患，口岸有英法两国骚扰（鸦片战争1840年），内陆有太平天国（1850-1863）、捻军和回教纷争。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结果，曾国藩操练湘军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力，曾国潘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联手剿灭了捻军，左宗棠则对剿灭回教起义居功至伟，三人同为晚清中兴名士。

            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嵩焘开始接触了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在与洋人面对面打交道过程中。郭嵩焘发现洋人并不是那么可怕。相反，他们举止有礼貌，说话讲道理的，办事循约守法。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和洋人友好相处的可能。如果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郭嵩焘通过谈判解决了很多外事争端。他甚至还援引国际法，要求英国人协助抓海盗——英国人真的照办了！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这也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5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即使在今天，外国领事人员被杀也不是小事。当时清廷没有采纳郭嵩焘严惩地方官员以谢罪的建议，反而官官相护，一拖再拖，致使“马嘉理”事件一再升级，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在今天看来，一个国家因为疏漏或者过失，向别个国家表示抗议或者歉意也是国际惯例。但当时清廷从皇帝、官员到百姓，都喜欢看万国来贺，去他国谢罪岂不让老祖宗脸上无光？

            既然两国《条约》的内容必须执行，皇帝的决定不能违背，要去英国的郭嵩焘，不幸就成为众矢之的。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红卫兵？）。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闻讯身心俱疲，七次上书请辞英国之行。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假意召见，“反复宣慰”，郭嵩焘也就无法再推辞了。等郭嵩焘上了路，清廷立即追加一道命令：完成公务后不必返回，直接留在英国出任公使！郭嵩焘，就这样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他的悲剧人生也由此正式开始。

            公元1876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在英国南安普敦港登陆。郭嵩焘登上南安普顿码头的这一步，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只可惜从万国来贺到郭嵩焘的这一步，是被逼着迈出来的！出发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郭嵩焘到达英国后，立即抓紧时间把途中和在英国考察见闻逐日详记，几个月后，《使西纪程》一书脱稿，寄回中国呈总理衙门。

            身为外国公使，受到一些限制也是正常的。开始的时候，郭嵩焘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英国是自由的。学校、工厂、医院，以及沙龙、舞会、歌剧院等，甚至连议会也可以旁听。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海军留学生到达英国。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这些事情办完了他还纳闷——难道英国人不怕这些学生学成后和英国军队作战？

            渐渐的，英国和西方在他面前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郭嵩焘开始走进与东方差异甚大的西洋文明。他甚至得出西洋文明高于中国文明论断。这个结论在今天早已成为共识，100多年前的大清官员能认识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郭嵩焘在英期间，圆满地处理了喀什噶尔问题、武昌教案和许多商务纠纷。他与英法外交界相处融洽，英国女皇和首相等人对郭嵩焘都给予好评。郭嵩焘还效仿西方礼俗，举行大型茶会，一些场合还携夫人参加。他本人曾被推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纂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被称为“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正当郭嵩焘在英国如鱼得水时，后院却着火了：朝野响起了要求对郭嵩焘撤职查办的呼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的《使西纪程》这本书惹得祸；二是自己的副手刘锡鸿在背后给清廷密报中伤。说起来，在当驻外大使就是汉奸的年代，郭嵩焘的书遭到非议并不奇怪，老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岂不就是卖国？遗憾的是，赴英前，郭嵩焘的身边就被埋下了定时炸弹！由于没有人愿意去当“汉奸”，郭嵩焘两个随从都不好找。总理衙门只好将与郭嵩焘有过节的刘锡鸿定派为副使，着也就等于安排了一出让中国人窝里斗走向世界的好戏！

            刘锡鸿听到朝廷传来不利于郭嵩焘的消息，立即动手给郭嵩焘罗织罪名进行恶意中伤。连郭嵩焘向外国国君主起立致敬，郭嵩焘考察英国海军时，因为天气寒冷，英国将军给郭嵩焘披了一件大衣御寒等，都成了告密状的内容。不过，这些原本属于一般礼仪和人之常情的东西，传到了国内那些死脑袋瓜子那里，自然也就是大问题了。最终，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迫于压力，郭嵩焘于1878年8月奏请因病销差。清政府“立即同意”，另派曾纪泽接任。那个刘锡鸿也没捞到好处，也被同时撤职回国。

             郭嵩焘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回国，就是回家！从住英大使任上下来，他的一生也就告别政治那辆自行车了。只是，归国后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着他呢！

             1879年5月5日，郭嵩焘乘坐着李鸿章特派的小火轮抵达家乡。家乡的乡绅土老们竟然拒绝让小火轮靠岸。理由似乎很充分——小火轮是洋船，而那里还不是开放口岸。郭嵩焘对此，只有苦笑而已。

             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郭嵩焘一直赋闲家中，无人问津。

             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可惜一切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在波澜壮阔的时局动荡大潮面前，他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

             做不了官，那就做实业。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李鸿章的支持，遗憾的是，一切终归化为泡影。

             郭嵩焘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次在和李鸿章的秘密会见中，他斗胆将自己对西方最大的感受凝结成一句话，亲自讲给李鸿章听：

            “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 …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 …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与人民无关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地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 …船舰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 …议会（上下两院）和互相牵制才是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 …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

              李鸿章听了这话，愣了很久，两个人也就再没有说一句话。

              李鸿章太清楚郭嵩焘的意思了。中国的事情谁都清楚该怎么办，但没有人会真的去想去说去做。两千年儒教已经把这个国家的臣民训练成胆小怕死、墨守成规的怪物，谁先挑头，谁就是牺牲品，徒死无益！郭嵩焘这话如果不是讲给李鸿章，恐怕连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而李鸿章听了这话能做什么，也只有沉默！

              李鸿章走后，郁郁寡欢的郭嵩焘在一首《戏书小像》诗中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相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郭嵩焘逝世，享年73岁。郭嵩焘死后，李鸿章曾请按惯例赐谥立传，也无人搭理。郭嵩焘死后9年正值义和团兴风作浪，还有官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尸以谢天下。

              郭嵩焘的身上，正是一个民族变革的缩影。他用一个人之身，承受着一个民族的伤痛和负累。

              郭嵩焘之前，中国历史没有改变，郭嵩焘之后，也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中国人甚至不知道有过一个名字叫郭嵩焘的人！

郭嵩焘（1818.4.11－1891.7.18），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秀才，两年后中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会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三年（1853年）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八年（1858年），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次年，英法军舰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临行前，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咸丰帝对此大感兴趣，立即召见询问具体方略。至大沽口后，因反对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辞去。

同治元年（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五年（1866年），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三年（1877年）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到达英国后，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三年（1877年）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并以穿洋人衣、向巴西国王起立致敬、听音乐会频频翻看节目单为由上书参劾郭嵩焘，加上国内顽固派的响应，郭嵩焘愤然托病辞职。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郭嵩焘日记》、《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