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老身边的一些事——纪念贾题韬老师诞辰100周年（八)

贾老身边的一些事——纪念贾题韬老师诞辰100周年（八）

1984年，李绪恢老师还带我去拜见袁太师母，那是一个晚上，我是骑着自行车搭着恢老去的。恢老很瘦弱，仙风道骨不过八十来斤，坐在后面若无其人。到了东珠寺街的一小院，我随恢老进去，在一间小室外敲了敲门，恢老恭敬地禀告：“师母，我是绪恢，来看师母。”门开了，里面只亮着一盏15瓦的灯，很是昏暗。太师母如恢老一样，纤小瘦弱，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身体有病。恢老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说：“给师母顶礼！”我也跟着拜了下去。太师母说：“你也是望八的人了，还讲这些礼数干吗！快起来坐。”恢老起来坐下，把我介绍给太师母，说：“他叫冯学成，这个年青人很有心，一定要来拜见师母。”说毕，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送上去，说“这是给师母的供养。”

太师母眼中含着眼泪，说：“绪恢啊，这么多年来，亏你还记得我，经常还给我送点米钱来，你多年也是没有工作，有一大家人，生活也艰难啊。”恢老说：“先生走了以后，我们作为弟子的理应照顾师母，只是大家都散在各处，命运都差，没把师母照顾好，真是愧对先生了。我儿女们都有工作了，媳妇现在做小生意，日子比从前好过多了。”恢老的信封里装二十元，这是他看二十位病人的收入，我刚去人民商场当搬运工，一月工资才十八块五毛，每天加五毛的劳工费，也就是二十多点啊！而恢老在袁翁辞世后一直暗地供养太师母，李师母不知道，维摩精舍的其它各位也不知道。那时极左余风尚存，老人们是被多年“管制”怕了的，恢老不敢久呆，带着我叩了头就告辞出去了。

出门后我猛地想起，当年本光老就住在对面院里，最近才被学生接到南门的恒侯巷家里供养。过了几天，我把去见袁太师母的事向本老讲了，本老不无叽讽的说：“那院子里还住了一家人，你也应去拜啊！”我问“还住了谁呢？”本老说“吴梦麟先生一家啊，吴梦麟是袁焕仙的叩头老师，有拜师帖的。可笑啊，袁焕仙‘开悟’以后，不知与吴梦麟吵过多少次，以后见面如同路人，同院二十年如同不认识一般。”我不敢再问，回去问恢老，恢老说：“这是菩萨间的事，不须去妄加分别。”几年后我问贾老，贾老说“你明白我为什么会离开维摩精舍了吧，他俩是为悟后修与不修有分歧而搞翻脸的。袁先生是吴先生引进佛门而且印可的，说实话，若说禅宗，袁先生比吴先生透彻得多，吴先生只是一位本分的学者，尽管后来好禅，却只是学者禅，不是真参实悟类的。袁先生是豪杰型的，敢破敢立，哪怕是师生之间。只不过没有必要多年互不搭理，意气难化啊——你说这里是应修还是不修？我也是在这上面不敢苟同而避之的啊！”原本欲为尊者讳而避谈这些事，但近来有一些年轻人不明其中的因缘，对贾老总有微词，我只好道出其中的缘由。

我时常想起袁太师母孤苦无助的情境，想着恢老、岱老、申老等在阶级斗争年代那可怜的日子，当然他们也因其学养而自有其乐处。但更佩服本老、贾老那乐观向上和战斗的精神，知时、知机，能转逆成顺，化一切境为菩提的博大崇高境界，这就是一般善知识们所不及的了。后来我也斗胆问袁淑平老师，袁淑平老师说：“我也常去看二妈，不过我也困难，我儿子他爹过世早，孤儿寡母的，我也难啊！”是啊，当时谁不难呢？想当初我父母那点微薄的收入，还要支撑落难的姑母、姨母两大家人，弄得我母亲和祖母间常常发生不快，这又能怨谁呢？

在维摩精舍中还有一位老人当要介绍，他就是李更生（不是李自申）老师。李更生老师生于辛亥年，比贾老恢老少点，比岱老、申老却要大上十岁左右，比申老后一年过世（2007），活了97岁，真的是高寿了。可他在1996年还因中风而落下半身不遂之症，只能坐轮椅讲学接待学人，但却精神抖擞且辩才无碍，记忆惊人，不得不令人叹服。

生老到维摩精舍时仅是一名印刷厂的排版工人，与岱老一样是精舍中少有的劳苦民众。生老说“我在袁先生那里仅是端茶倒水做卫生，先生接客、讲开示时就在一旁偷听。先生是吃了早饭就坐黄包车来了，不过因无钱也经常步行，有贵客预约时才坐黄包车。来后就泡上一杯茶，把叶子烟点上，或默坐，或翻一翻书。有客人时就聊上几句，无客人时吃了午饭就回家了。”“我与南怀瑾、徐剑秋、李绪恢、吕寒潭他们都熟，但很少交谈，他们是当官的，我是工人嘛！”生老在提到南老时总是以“南怀瑾”或“通禅”称之，不似申老爱以“大师兄”或“南大师兄”的称谓，显得从容自在且恢谐。

“那时有不少候缺的爱到先生这来，因为这里离省府大礼堂很近，什么王陵基、王赞绪等省政府要员偶尔也会到先生这里来聊上几句，他们希望能借机攀上关系，更希望先生能向省府推荐。”说到这里，生老脸上微现不屑之色。我说：“这也是为生计谋，现在则更甚于当年了。”生老说：“不说这个了，总之袁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吃了上顿没下顿了，他老也从不去操心。有好几次揭不开锅了，毕竟每天中午都有好几张嘴要吃饭啊，我只好到隔壁邻居去借米，掏几文钱去买点小菜凑合。开的是天王殿，却连土地庙的香火都不如。”生老调侃起来蛮是风趣。

谈到贾老时，生老说：“四道街那里解放前后我都常去，贾老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有问必答，来往的三教九流都有。解放前贾老不过三十多岁，精力过人，虽白天在学校授课，晚上仍谈风很浓，毫无倦意。解放后进西藏，1963年被发配回成都管制，在街道上劳动改造，我几次见他在拉车，还去帮着拉，边拉边聊。贾老不像那些被管制的那样胆小，当然我是工人阶级，心里也不怕。”

生老在1952年到四川甘孜州当医生，“康巴事件”时随军作医务，被流弹击伤了大腿，故因残回到成都，在神仙树奶牛场工作。生老在甘孜州时常与一些活佛喇嘛交往，并学习藏传佛教，是“显藏圆通”的人物。偏又生性好学，老而不倦，七八十岁了还经常到藏传大藏经校勘局，向土登尼玛活佛请教大圆满，而土登尼玛可是藏族中大学士类的顶级文化人物，。

王绍藩到成都时曾去拜望生老，一番交谈后生老对王绍藩大加呵斥，又说：“我也不想说你了，你回去转告你老师，说李老头要他提防顶堕！”敢向南老提这样的警示，生老可是唯一的了。

生老对修行极有感觉，曾对我说：“冯老师（生申二老总是客气地这样叫我，与恢老和岱老有别），对修行有时要用养字诀，好多事是急不得的，有些关口用心用力是过不了的，但养到后来，不知不觉就过关了。马祖说长养圣胎，任运过时决非虚语，对此你要留心啊！”听了这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在后来的日子中大感受用，这可是其它老辈们从未言及的啊！本光老当年虽常说“学以致用，学以变化气质，学所以学养也。”但当时年轻，见识经验都浅，直到五十后经生老言及，方知其中的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