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看“个人崇拜”

毛泽东 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由于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意识的浸染，这种情感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经历了由反对、欣赏、讨嫌的过程。

    反对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 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泽东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报告后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9月20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修理毛泽东故居，并和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去信说：“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央呈送报告，要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铜像，毛泽东立即批示：“不要这样。”

    1956年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之所以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集合的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党内出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从1948年 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将“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党内民主，国家兴旺，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是为明媚、和煦的时光。
欣赏

    中央集体决定的经济建设反冒进的方针，毛泽东可以违背，甚至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于是，党内高层形成这样的观念，对毛泽东个人意志不可忽视，必须服从。相反，毛泽东却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因此，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已经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959年9月，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这个人，历来积极提倡‘个人崇拜’ 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就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党内的很多高级干部大致都讲过类似的话，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地自我检查，承担责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毛泽东似乎有意纠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可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按：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毛泽东老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斯诺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过了五年，毛泽东再和斯诺见面时，仍然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五十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也具有神效。”细心的施拉姆曾将1966年9月4 日《人民日报》，与1952年11日《真理报》进行比较，在两份同等级别党报的六个版面上，毛泽东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280次，斯大林的名字在《真理报》出现99次。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的照片占了整个一版，而当年斯大林的照片则只占《真理报》四分之一的版面。由此，施拉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的相形见绌的程度。”

讨嫌

    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又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7月，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 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多次讨论了个人崇拜的问题。毛泽东针对斯诺的问题，回答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位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中！”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