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不欢迎正人君子？

    官场不欢迎正人君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说来说去，就把这个“道”说玄了，就有了许多种含义，许多种解释。现代学者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将儒家的“道”，理解成“理”或“真理”。著名学者李零先生对“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解释就是：“死心踏地做学问，死心踏地追求真理。”（《丧家狗——我读〈论语〉》171页，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说的还是“道”，以“道”为标准，明确士人是否应该选择“出仕”，是否应该与权力合作。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仍然引用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薪水和地位是好东西，问题是什么情况下该出来当官，什么情况下不该出来当官。他认为，邦有道，该出来当官，拿政府的钱，不然，很可耻；邦无道，应该躲在家里，保全性命，不然，很可耻。”（引文同上）

    孟子继续阐发孔子关于“士”与“道”合一的理想，进一步提出了士人的修养原则：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已经成了广为人知的名言，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从这句话里感受到那种超越权势、富贵的理想化意味，是否还能达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行为准则？

    在评价中国圣贤文化的时候，顾颉刚先生曾说：“我们平心而论，圣贤们所想像的世界并非不好，只是不适合于人性，不能实行。” （《顾颉刚经典文存》96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之所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表现出的洒脱是理想化的，是因为：“穷”，实在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正如孟子自己所讲的：“无恒产者无恒心”，自武士蜕化成文士之后，除了出仕做官和给做官的人当幕僚，百无一用是书生。

    士人的希望是与统治者签署一个关于行为规范的君子协定。先秦的君主王侯还多少有些君子之风，“道理”勉强还说得通。可越是到了后世，掌握政权的人越野蛮，结果就成了士人以贵族精神与流氓地痞订规则、谈价码、讲条件，士人约束了自己，却无法约束最高权力。

    皇权专制对于士人气节与精神的伤害是致命的，所以自孔子开始，中国的正统儒士们一直试图用自己的“道统”限制皇权的“政统”，结果自然是一次次的失败。

    这也就是说，儒家道统对皇家政统的“规范”是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所以，为了推行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王道，孔子是四处游说，积极出仕的，结果是处处碰壁。

    最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也想远离政坛，不和权贵们玩了。儒家宗主孔子的仕途都如此失意，如此坎坷，他那些后世继承者们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其实，孔子本人曲曲折折的出仕从政经历，就已经证明了儒家那套“道统”是难以制约权力的，也是在官场中难以实行的。中国的官场，从它开始形成的那起，就不欢迎“正人君子”。

    继孔子四处碰壁之后，董仲舒又想出了“奉天以制皇权”的办法，想拿老天爷吓唬皇上：

    国家将有失道之伤败，乃天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就董仲舒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论”，费孝通先生评价说：“于是在汉之后，每一次皇权的动摇，农民暴动都得借符瑞来取信于民。……灾异论成了改统的根据，但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皇权与绅权》35页，吴晗、费孝通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与董仲舒处于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儒者——公孙弘。按照儒家的传统，士人理所当然地具有维持道统的责任，不能投机。但是曾做过狱吏，又以卒伍身分致显朝廷，封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孙弘却不这么看。他看到是出卖道统，屈服于皇权的投机利益。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欺下媚上的“做官”、“事上”之道，《汉书·公孙弘传》写得十分逼真。

    关于欺下，他主张像驯服禽兽那样去统治人民：

    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

    关于媚上，他又是这样做的：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

    费孝通先生认为公孙弘首开 “不讲原则，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私党”的官僚风气。而“从公孙弘所开创的官僚路线上，孔子所维持的道统，已不复成为王道天下的规范而成了歌功颂德支持皇权的饰词了。”

    儒家的“道”，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法律，它上不能制约皇权，下不能惩治官僚，在与现实权力的持续冲突中，其原始精神必然会不断流失。因此，从慷慨高歌维护道义的勇士，到与虎谋皮宣扬王道的“帝王师”，再到屈服于皇权的帮闲和帮凶，便成了中国士人早就注定的命运。随着皇权专制的不断加强，士人贵族精神的不断沦落，趋炎附势逐渐成为他们这个精英群体的主流取向。从此，士人与权贵的关系也就真的成了毛与皮的关系，他们只是附在“皮”上的那层“毛”。而“孔家店”成为愚民专制思想的大本营，“卫道士”或“伪道学”成为虚伪骄饰之徒的代名词则反映了历史的吊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