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士为知己者死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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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封建贵族作为一个实体自春秋末年开始衰落，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消亡。可是，从春秋至秦汉的士人们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种始终如一的、试图保持人格独立，限制最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他们虽然逐渐丢掉了贵族的身份，却不想丢掉士人的自尊。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君臣各守其礼，各尽其道，以维护士人的尊严和利益。同样的意思，孟子把话说得更清楚、更直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他将君臣关系完全定位于平等对应的互动关系上，“来而不往非礼也”，各有各的权利和义务，谁也别乱了规矩，谁也别拿人不当人。
想赢得尊严，就要有值得别人尊重的风范。《吕氏春秋》中专有一节说“士节”：“士之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士人，也正是这样实践的。因此顾颉刚先生说：“吾人读《史记·刺客》、《游侠》诸列传，见其视人如己，视死如归，千载之下犹禀禀有生气，而为之大为感动。”（《浪口村随笔》55页，顾颉刚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士为知己者死”，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一个精神宣言，这个典故就出自战国时的士人豫让。
《史记》上记载，豫让，晋国人，曾先后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都默默无闻，直到他成为智伯的家臣之后才受到重用——“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反而灭了智伯。赵襄子最恨智伯，漆其头颅以为酒器。由此，豫让便开始了为智伯复仇的艰难之旅：
豫让逃遁山中，发下如此誓言：“嗟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史记》2519页，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他先是隐姓埋名，扮作受过刑的罪人，混进赵襄子的宫里找了个粉刷厕所的活儿，伺机复仇。赵襄子如厕，怱觉心惊肉跳，急命左右拘问在一边干活的人，这才发现，他就是豫让，怀里藏着短剑，来为智伯报仇了。赵襄子的左右都要杀了豫让，可赵襄子觉得他是“义人”、“贤人”，把他放了。
为了再次复仇，豫让又涂漆使身上长满恶疮，吞炭使声音变嘶哑，经过这番易容残身，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于是，他又去见朋友，朋友却把它认出来了，问道：“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是我。”朋友流着眼泪说：“以你的才能，委身侍奉赵襄子，必会得到亲宠。等他亲宠你了，你便可为所欲为，这样反不更容易吗？何必要残害身体，苦变形状？这样去找赵襄子寻仇，不是很艰难吗？”豫让则说：“既然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下，又想杀掉他，是怀二心以事其君。我这样做的确非常艰难，之所以如此，就是要让天下后世那些已为人臣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耻！”
不久之后，赵襄子外出，豫让埋伏在他必经的一座桥下。赵襄子至桥，马惊，赵襄子说：“必是豫让在这儿刺杀我。”让人搜查，果然发现了豫让，由此他们两人之间就有了一场关于君臣关系的对话：
于是襄子仍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呼？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必国士报之。”（同上）
豫让在事范氏、中行氏的时候，他们都把豫让当作一般的家臣对待，所以他也就作为一般的家臣回报他们，而智伯以国士待他，他就要以国士的行为报答智伯。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最后，赵襄子被豫让所感动，把自己的衣服脱给豫让，让他刺了三剑，“以致报仇之意”。三剑刺过之后，豫让“伏剑自杀”。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春秋战国正处于封建和皇权的交替期，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想吞并弱者，一统江山，弱者要险中求存，甚至以弱胜强。于是，人才便成了各方霸主争取的焦点，士人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士人即使失去了贵族身份，也还是拥有一定地位的，既可以“视君如腹心”，也可以“视君如寇仇”。同时，这也为儒家构筑以“道统”限制“政统”的理想提供了暂时的外部可能。
在这场贯穿中国历史的权力博弈中，士人首先以贵族精神为传承，约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圣贤文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