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与穷(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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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金融危机夹带着彻骨寒气侵袭全球之际,统计数据却为中国经济吹来一丝暖意。《环球时报》1月16日以醒目标题报道,《中国GDP挺进世界前三》。但有媒体指出,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以人均GDP而论,中国的2800美元显然不能与德国的3.88万美元相比,倘以此排名,德国当年位居世界第23,而中国位居第132,仅排在危地马拉和佛得角之间。

  尽管如此,从2008年1.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30万亿人民币的GDP来看,我们的综合国力毕竟有了极大增强,但是,这些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呢?据陈志武先生分析,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加1.2倍!也就是说,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政府分享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最少,且只有政府的收入增长远高于GDP增速,而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却远低于GDP增速。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民生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而早在2003年,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就已占当年财政总开支的19.03%,为当年GDP的4%,且呈每年快速增长之势。

  国家财富如何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的、法律的问题。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先以臣民贫困潦倒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而后实现自己的富裕呢?”他的结论是:“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调节到一种适当的比例的话,那么个人的富裕将会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论法的精神》第十三章)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本来是“民富国强”的思想滥觞。春秋战国时,一位渔民向楚王献鱼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因而受到朝臣的嘲笑与斥责。楚王却认为,国家财富藏于府库而民有饿色亦即“国富民穷”,通常是亡国之君之所为。而渔民之献鱼,其实是为国家建言献策。于是,楚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济困与启动内需的政策,“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汉·刘向《新序·杂事第二》)这则故事甚至载入宋太宗赵光义的必读书《太平御览》中。

  其实,类似的治国理念,在我国早期的思想家那里,曾有过大量论述,而且,其思想的深度、观点的亮度,并不稍让于西方的孟德斯鸠。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曾指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则直接批评了“国富民穷”的治国思路:“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荀子·富国》)他强调指出,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只能是“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而不是相反,这与当今一些人罔顾常识、蓄意误导的“大河有水小河满”显然是不同的。受到毛泽东称赞的西汉政论家贾谊告诫当时的政府官员,“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新书·大政上》)而今日一些在危校之旁、陋室之侧将官衙营造为“白宫”或“皇宫”的“公仆”,对这样的告诫是听不进去的。在古人的论述中,“王道”与“霸道”,“治国”与“亡国”,是相互对立的治国理念与国家状态。有汉一代,就有人将“富民”、“富武(军备)”、还是“富库(国库)”的政策取向,与这些严肃的治国理念联系起来,并提出了“王者富民,霸者富武,亡国富库”(《淮南子》)的思想。而在南北朝时,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有识之士就曾尖锐地批评道:“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这些话对于今之某些名为“以人为本”实则“以官为本”的官员,也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则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明确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再上龚舍人书》)而当今一些领导者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幌子,强取豪夺,糟蹋国帑之余,偶尔作一点儿“送温暖”的式子,也要百姓记在心坎上,其思想境界,较之古人差之远矣!清末政治家李鸿章以中国因其贫弱招致列强欺凌的切身之痛,深刻地指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益可固。”(《试办织布局折》)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并非有什么厚古薄今之情结,也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就以上的论述看,从西哲到东圣,从理论到实践,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的治国理念,即欲富国必先富民,唯民富方能国富。然而,我国今天的财富分布格局,却又实实在在与千百年来的政治智慧与治国经验存在差距。一些官员动辄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借口,其实,“大事”是有好事坏事、虚事实事之分的。举国之力炼钢铁,历史已经证明并非什么好事;举国之力办体育,恐怕也算不上什么实事。至于目前司空见惯的豪华营造官衙,密集兴建机场,广场蜂拥而上,假庙遍地动工(“三皇五帝”建完了,“奸臣纪念馆”也已完工),甚至在全国人民的一片挞伐声中,“中华文化标志城”仍然顶风“作案”,这都是以“国富”为支撑的罢。人们何尝见过举国之力办教育,举国之力促保障,举国之力保民生?!更不可理喻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居然成为最大发达国家美国的最大债主,近6000亿美元的外汇“鸡蛋”,竟然不顾风险地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这显然也是以“国富”作为底气的。然而,这不但未能换得美国人任何的感谢、欢迎之词,反被人家说成是金融危机的“风源”。与此同时,却又将“中国国情”作为“民穷”的借口,甚至为解决内需乏力,民生凋敝而漂洋过海,招商引资。凡此种种,在在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通过30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并没有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成果也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共享”,这就是一些专家指出的为什么百姓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但民怨却比以前更深了;社会比以前进步了,但腐败却比以前更凶了;物质比以前丰富了,但矛盾却比以前复杂了;政府比以前强大了,但批评也比以前更多了”的基本原因。如前所述,由于财富的分布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问题,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由于体制本身的惯性,由于利益集团的羁绊,要解决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现的“国富民穷”问题,只靠已经口号化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济于事,改革进入“深水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76),而这,正是总设计师语重心长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