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前所未有地增强，尤其体现在经济上：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指望着中国能有更好的表现，为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证明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所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我非常赞同中央的判断，这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克服这场危机，我们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问题让我担心。我们要克服经济危机，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偏颇的问题，以为其他就不重要了。民生重要，经济重要，是不是社会和谐不重要？民主政治不重要？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犯大错误！我所谓的危机就是契机，不光是指经济发展的契机，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契机，危机通常考验我们的政治，也迫使我们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一直倡导增量民主。有一些读者或者媒体，总是要把我的增量民主说成渐进民主，我总是要纠正他的，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增量民主强调的是整体利益的增加，渐进民主的着眼点在过程的缓慢性；我主张增量改革要有突破（不是突变），而渐进改革不强调突破。在这样一个危机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契机，可以在一些领域突破。比方说怎样使我们社会利益分配更加公正？利益分配机制需要突破性改革。我很高兴地看到，利用宏观调控和克服经济危机的机会，中央正下大力气扩大社会保障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此外，反腐败需要突破，党内民主需要讨论，基层民主也需要突破，这些改革会使社会更和谐，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和睦——我们现在有些干部一看到干群关系紧张，就简单地以为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稳定机制有问题？不是的！事实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和政治的关系，是和公民的参与渠道是否畅通、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有关系，这是需要民主的。

　　 我愿意重申以下几点看法：　　

　　 民主与法治：

　　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民主的根本意义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这是危言耸听。

　　 民主与集中：

　　我们通常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民主与集中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中两个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民主与集中作为两个环节，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权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从。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权威和集中。因而，无论从国家制度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以为讲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没有民主，都是极大的误解。

　　 民主与民生：

　　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强调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又高度重视民主，把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改善民生与发展民主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既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对于单个的公民来说，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 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

　　 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价值，有着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民主需要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但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可以有许多形式，仅就公民的选举而言，就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记名投票与无记名投票，等等，这是民主的特殊性。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样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就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认为中国的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把民主当作西方国家的专利，简单地否定民主的普遍性，正像简单地否定民主的特殊性一样，都是有害的偏见。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过程。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和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理论上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进行分类，比如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事实上，不管对民主怎么分类，如果从环节上看，两个环节最重要，这两个环节彼此不能缺失。第一个环节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可人民对国家的统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统治就离不开选举。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代替选举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并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官员选出来。第二个环节就是决策，这里面包含了协商民主。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有一套制度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处于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它们不能相互取代。那种认为中国的民主是协商民主，西方的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观点，是对民主的无知。

　　 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严格地说，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其本义只能是人民的民主。但民主可以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群体，例如政党领域和社会领域，于是便有政党民主、社会民主、精英民主、阶级民主等说法。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道路。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政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权力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一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以人民民主去否定党内民主，或以党内民主去否定人民民主，都是对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曲解。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因为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发展民主，是为了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造福于我们伟大的国家。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