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 //解码中国经济 //中国下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何去何从？

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
2010年07月08日 10:38:38 　来源： 理论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问题，我认为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有人说正因为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看问题只是看到了中国奇迹的表象和起因，没有深入到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从比较的视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搞了市场和开放型经济，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奇迹?所以，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也就是到让西方人头疼的 “人民民主”中寻找。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这“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

一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政治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纵向的是地方和基层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横向的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干部老化、缺乏活力的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是这一时期认识和政策的集中体现。改革的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能够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从实践成果层面评价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破坏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调整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权力下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1992年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现在回顾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看得比较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实质是把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突出出来。当时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实质是为了保持中国宏观政治制度的稳定，并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
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保证政治体制的宏观制度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需求，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所以，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由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执政问题，把单纯的政治领域的问题，拓展为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权力改革权力，分权改造集权;现在是以权力服务权利，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建设。正是从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出发，近20年来，基层民主和村社自治建设有了蓬勃发展;主导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日益完善;人大制度、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运作程度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得到不断推进。
这种围绕经济建设需要开展的政治建设，不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落到了实处，还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结构关系的重大调整，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简化地说就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加“市场经济”。正是这样的制度效应，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奇迹!而这两个优势的结合，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问题，我认为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有人说正因为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看问题只是看到了中国奇迹的表象和起因，没有深入到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从比较的视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搞了市场和开放型经济，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奇迹?所以，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也就是到让西方人头疼的 “人民民主”中寻找。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这“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 二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政治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纵向的是地方和基层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横向的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干部老化、缺乏活力的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是这一时期认识和政策的集中体现。改革的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的是建立能够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从实践成果层面评价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破坏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调整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权力下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0年4月27日，上海世博会焰火晚会首次带妆彩排，灿烂的烟花与绚丽的水景在黄浦江上交相辉映，盛况空前。据悉，30日开幕式当晚，上海世博会焰火晚会总燃放量超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量达10万余发。 中新社发 张波 摄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1992年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现在回顾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看得比较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实质是把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突出出来。当时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实质是为了保持中国宏观政治制度的稳定，并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
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保证政治体制的宏观制度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变革需求，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所以，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由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执政问题，把单纯的政治领域的问题，拓展为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权力改革权力，分权改造集权;现在是以权力服务权利，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建设。正是从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出发，近20年来，基层民主和村社自治建设有了蓬勃发展;主导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日益完善;人大制度、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运作程度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得到不断推进。
这种围绕经济建设需要开展的政治建设，不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落到了实处，还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结构关系的重大调整，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简化地说就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加“市场经济”。正是这样的制度效应，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奇迹!而这两个优势的结合，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
三
中国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新政治体制框架?中国有没有在政治体制上形成中国自己独特的一套东西，有没有形成人们现在谈论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各异。我认为，共和国60年，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初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已经初步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政治体制结构框架。这个道路和新政体框架，可以概括为“四个要”和“两有特色”。
回顾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四对关系贯穿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第一，如何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第二，如何处理好人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民主建设的制度供给问题。第三，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如何实现有效执政和满足民权需要的问题。第四，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这四个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已经有了基本结论和经验，我把它概括为“四个要”：第一，民主政治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第三，要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第四，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统领文化融合和制度创新。这“四个要”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它从大的框架和原则上回答了如何实现把市场经济竞争优势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有机统一或相结合的问题，包含了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性质和发展趋向的概括，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在这四对关系或“四个要”里面，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是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这对关系决定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也决定着中国政治制度优势能否得到有效体现和发挥。因此，能否摆正和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目前政治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经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主要包括两个考验：一是市场交换原则和追求私利最大化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影响和考验，能不能继续坚守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操守和信念，不以升官发财作为执政的目的，从自律机制上解决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二是市场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转型要求，即能否学会并熟练运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满足民权需要对有效执政的要求。能够经得住这“两个考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政治优势;反之也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的最大短板。经得住考验的党的领导和执政，就能够实现执政效益的最大化，实现“有效执政”;经不住考验，党的执政就有可能演变为腐败者或专权者侵占和攫取人民利益、对人民实行官僚或专制统治的权力工具。而理想的状态，从地方和基层的制度创新实践经验来看，就是“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的有机统一，我把它称之“两有特色”。
“有效执政”主要体现为“三个正确”——“决策正确、用人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正确是指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各项政策。用人正确是指能够把最优秀的社会精英力量组织和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有效领导、先进引领和率先垂范作用，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对制度供给和服务供给的需要。思想正确是指坚守“为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享福”的理想信念，具有实事求是而不是从主观、教条或狭隘的经验出发的思想方法。这“三个正确”，思想正确最为根本和重要。一个地方、村社和单位，乃至整个国家，如果执政集团或主要领导人理想信念和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必然会造成决策和用人方面的失误或错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之首的根本原因。
“有效执政”就是要可持续地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思想方法问题、选人用人问题、制度供给问题、服务供给问题。这五大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领导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所说的领导制度改革不仅仅限于“善于领导”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等执政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好领导干部自身的选任、激励和监督等问题。从目前制度和实践创新的经验来看，有效解决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就是四个字——民主法治，即以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以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解决领导干部的选任、激励和监督等问题，除此还没有发现其他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有序参与”是对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超越“自由民主”实践探索经验的集中概括。西方民主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保护少数精英权益和通过“多数选”授权。从“多数选”向“多数决”的回归，不仅实现少数精英的权益而且要实现人民大众的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创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要超越“多数选”，也不仅仅限于“多数决”，还要把最广大民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落实和贯彻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目前在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村社的民主制度创新中得到了很鲜活的体现。
“有序参与”实质包括“四个参与”——“多数参与”、“全程参与”、“嵌入参与”、“制度参与”。“多数参与”指的是参与的大众性而不限于少数人;“全程参与”是指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限于“多数选”(目前地方和基层创造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而且还实现了向“多数决”的回归，在我国一些地方和基层已经创造出各种形式的村社民主决策制度;并且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也创造出许多新的实现形式，如村务社务公开、全程参与管理、创设独立的监督机构等。“嵌入参与”就是目前学界所说的“协商民主”。一些地方和基层在现有基本制度框架内嵌入“协商对话”的治理形式(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使民权的实现得到更加切实和有效的落实。这些制度创新都是对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村社自治制度框架内的丰富和发展，是“制度参与”的具体体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可以称之为“星火燎原”之路。我国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就走上了一条经验性的发展和探索之路。一般的规律是：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政策的制定和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政府报告及政策的出台，包括一些具体的表述和规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路经。这种“星火燎原”之路的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这种独特的优势有关，更与一些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有关。一些坚守共产党人为人民办事的操守、敢于负责和担当的领导干部，从当地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出发，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敢于向既得利益关系甚至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开刀，成功进行自我革命。因此，“星火燎原”的实现最根本的是有赖于基层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创新实践，以及中央或上级对地方和基层经验的推广。这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有效途径。(作者：陈红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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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经济
2010年07月08日 07:44:17 　来源： 新华网综合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是最为复杂的时刻。
一边是信贷狂潮后冲高的CPI；一边是欧债危机下对二次探底的担忧。徘徊在通胀与通缩的十字路口，令驱动中国经济的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进退维谷，在不确定性中左顾右盼。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微妙的观察窗口。
6月中期，《财经国家周刊》在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地区、领域，展开了对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专项调研，并试图通过这次调研为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基础事实。
调研显示，依靠传统“铁公基”项目拉动GDP的方式已日渐式微，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在刺激政策下已基本释放完成，经济下行的压力将随着刺激政策的逐渐退出而加大。
调研也显示出中国经济富有弹性的一面：地方政府主动调整投资结构，开始将民间投资引入“国民共进”的产业中去；美国及新兴市场的回暖，使出口订单不断走高，也将下半年出口置于稳定的框架之中。
以此可见，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不应被解读为二次探底的前兆，更像是强势复苏后的休整。这或许正是决策层近期力推二次汇改及启动出口退税调整的政策基石。
而从中长期来看，能否合理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更加平衡和协调，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这一点，对处在十年重工业化周期末端的中国经济尤为关键。
三驾马车形势调查——
——地方投资调查：“铁公基”退潮
几年前，各地掀起的开发区圈地热曾濒临失控，中央及时出台叫停政策。但自金融危机后，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区域振兴和产业规划被变相鼓励。2010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表示，对省级开发园区的扩区批文予以放开，对有条件扩区的予以支持。这无形中点燃了各地开发区的扩张激情。
对此，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说：“在政府投资的主导下，新一轮开发区圈地热已经形成。”>>>详细
——民间投资调查：温州资本举棋不定
与温州已经积累的8000亿元民间资本、5500多亿元银行存款相比，投资于矿产领域的资金还只是冰山一角。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经历了金融危机以来的连番创伤，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投资亮点，温州资本还处在徘徊期。>>>详细
——出口调查：港口暖流背后
相比2009年的无单可接，现在出口企业的订单量已经不再令人忧心。
然而，有订单并不意味着有利润。
“贸易的利润比较有限，销售额增加，但是利润率比较有限，毛利率在3%~4%。”青岛福临轮胎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监李传龙说。
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都在压缩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详细
——消费调查：汽车市场回归常态
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披露，2009年二三线市场的汽车销量增速首次大幅超过一线城市。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部主任徐长明在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举行的月度信息发布会上曾表示，二三线市场有8亿人口已经进入了汽车消费的第一高速增长期。>>>详细
调查点评：压力期正好调结构
经济增速相对放缓时期，无效率的产业可以通过市场自动淘汰，政府行政措施加以辅助。差别化的利率将排除无效率项目。同时，刺激政策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促进社会公平、有长远前景以及高效率的项目。>>>详细
中国下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何去何从？
2010年07月07日 17:33:33 　来源： 新华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7月6日，青岛即发集团服装三厂工人在赶制出口日本的产品。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新华网北京７月７日电记者刘欢　李云路　华春雨
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仍未见底、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外贸出口存在下滑风险……中国经济最复杂之年如今已过去一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预期，中国经济当前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在上半年重要经济数据即将公布之际，新华社记者采访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就下阶段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不会“过热”更不会“滞胀”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１１．９％，引发经济过热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首季度的高增长率既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原因。随着去年二、三、四季度基数的不断走高，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和累积，全年经济增长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也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为复杂，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趋势，但回落幅度不会太剧烈。他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９％以上，其中二季度１０．５％，三季度１０％，四季度９％以下。
“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在一系列不利因素、不确定风险下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指出。
美欧经济形势不见大的好转，国内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速下滑，股市、楼市表现低迷，ＣＰＩ涨幅攀升……５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外界又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滞胀”的担忧。
工业是反映经济增速的代表性指标。年初以来，中国工业增速从２０．７％开始逐步回落，５月份回落至１６．５％。６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ＰＭＩ）为５２．１％，继５月份回落１．８％后再度回落１．８个百分点。在公众担心的物价方面，５月份中国ＣＰＩ涨幅突破３％的警戒线，达到３．１％。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担忧：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取消、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多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大。
“增速的适度回落与物价的温和上涨，不能代表我们的经济出现了滞胀，而是说明经济的运行渐趋平稳，回归正常区间。”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解释说。
从４月、５月的数据看，虽然工业增加值增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投资和消费也处在历史同期的较好水平上；出口增速反弹甚至好于市场预期；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延续着回升向好的势头。
庄健表示，受货币信贷投放较上年回落、重要商品库存充裕等因素影响，实现全年ＣＰＩ涨幅３％左右的目标是有基础的。无论是从实体经济还是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状态来讲，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并不存在发生“滞胀”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由政策支持的高速回升，转向市场驱动的、相对平稳但更加可持续增长的转变过程中。”张立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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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07日 09:01:35 　来源： 人民日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哲学角度回顾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可以得出许多启示，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开拓前进。
启示一：社会发展应以人的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而人的发展又只能通过推动社会发展来实现
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
社会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应首先关注的基本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是社会历史领域的主体，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则是与人相对应的客体。社会与人在发展中相互制约，但在价值上具有不同的意义：人的发展是目的，社会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不能离开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像人本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而是着眼于“现实的人”，研究人所在的社会，主张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通过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为人民求解放，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目标的认识没有真正明确，以至于将社会主义教条化，把一些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将最终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才能使人民利益更好地得到实现上。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价值取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征。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以此为指导，人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被牢固确立起来。
有了正确的价值目标，还需要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理应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有利的条件来促进人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终体现。然而，由于我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至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使得人的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局限。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倍的努力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发展的目标。
令人鼓舞的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经济总量达到34万亿元，人均GDP达到3000多美元，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现代化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越来越多地得到关注和解决。当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已有的这些成果是有限的，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不断作出新的努力，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继续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力求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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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的制度优势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2010年07月02日15:30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李君如：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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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尽管还需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但是已经显示出它既有自我改革发展的生机活力，又有维护社会和谐的凝聚力；既有快速的社会动员力，又有协调的社会组织力；既有抓住机遇的敏锐，又有应对挑战的能力；既能积极开拓创新，又能自觉拒腐防变。这一些明显的制度优势，正是我们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
关键词 金融危机;制度优势;中国特色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反复告诉我们，危机是对制度的最好考验和检验。从2008年至今，我们经历了并正在继续经受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和考验。这场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同时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
（一）
2008年9月15日，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一金融事件，已经写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的次贷危机进一步加剧，并迅速地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领域，转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一次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凯恩斯主义的推行，针对的是上一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暴露出来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弊端；另一次是上一世纪70年代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风行，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福利主义等政策造成的滞涨。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是十分罕见的。这场危机，说明了凯恩斯主义救不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救不了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政策的自我调节度过一时的难关，但它内在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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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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