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还是叛徒之一!!!

教科书传授给我们一个定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这于是成为“铁律”，无须考证即可信手拈来。但仔细阅读史书，那一段历史似乎并非铁板一块，问题是：究竟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是革命先背叛了蒋介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违背此信条即成叛徒，第二国际就是样板，尽管它还是恩格斯本人创立的。所以我们应该记住一个真谛：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主，他们所有非暴力的宣传都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认定条件成熟必会动武；而且只有他们掌权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就是反动。所以，北伐战争或曰“大革命”，尽管永远打垮了北洋政府，共产党没掌权，也算失败。

事实上，这一段历史其实不复杂，略归纳的话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脉络：中共党员不以党的名义只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是如此“容共”的，但可惜此举一开始就是阴谋。我每读到“国共合作”就有一种滑稽感，分明不是两个党的组织合作，而是一个党允许另一个党全体成员“跨党”，非组织行为怎么成两个党“合作”？人家放着自家生意不做，全到自己店里来当伙计，天上居然会同时掉两个馅饼！老孙若不是利欲熏心就是脑子进水，居然笑纳了。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区：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老孙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老孙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老孙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越宣言》），干嘛不一起加入说“四大政策”？何况，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前提是：没有组织之间的合作，参加者只能服从国民党，并不得在国民党内进行组织活动。中共党魁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庄严承诺：“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载《李大钊文集，下》，P704-P706）

陈独秀在其《告全党同志书》里也承认：“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严词拒绝了，他只允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P62）这段话就把这个误区的迷津点破了，“三大政策”系伪命题，而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行为既违背了党的诺言又触犯了所入之党的党纲、党纪，既然李大钊承诺“理宜受本党惩戒”，又何必怨声载道？

马列主义者第一个信条就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实际上，中共这个诺言尚未宣布就制订好“另起炉灶”的计划了，其三届一中执会规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和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且“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文件集》，1，P200）。此乃马林的办法：“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必须让我们现有的团体（指中共）自由开展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以下简称《秘档新论》，P121）

中共诸同仁原本皆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吵来吵去，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办法，中共既已心甘情愿地做了毛所说的“儿子党”，同样也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金钱资助，只有服从。如此，不但李大钊代表中共的承诺根本就是假话，就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里的誓言：“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一大”前后》，一，P14）也成了一文不值的假话。

老孙是个出了名的“有奶便是娘”的主，“容共”的根本在于获得苏俄扶助，引俄入室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远远超过自鸦片战争到“二十一条”蒙受灾难的总和！苏俄其实并不赏识他，就连鲍罗廷1924年2月写的《笔记和报告记录》也把他贬损得一塌糊涂：刚愎自用、朝三暮四、言而无信、夸夸其谈，鲍氏纳闷地自问：“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党的领袖了呢？”（参阅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以下简称《李卷》，P351-P352）

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已是一个民族国家，而非国际组织。尤其是斯大林，他为俄罗斯赢得的利益远甚沙皇。列宁为对抗国际联盟所建立的第三国际在他手里变成苏俄侵略他国--主要是中国--的工具。为了完成任务，利用孙中山的野心实现斯大林的部署，鲍氏不得不屈尊逢迎，但内心的鄙视必然导致他越俎代庖。而老孙面对国民党内强大的反对“容共”意见，不惜耍泼：“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大传》，P498）

这样就实施了“马林战略”。简介一下：马林，荷兰人，本名亨德利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生于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奉派前往荷属殖民地爪哇，次年组建社会民主联盟。他指使孱弱的社民盟成员加入到爪哇伊斯兰教联盟里去，后者已拥有150万会员，但组织结构并不严密。马林成功地保持社民盟的独立性，借助伊斯兰教联盟的组织活动，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但社民盟迅速扩大，还掌握了大批底层民众，发起一次又一次示威运动。

因马林指派盟员渗透到海陆军内，建立起秘密的士兵运动委员会，1918年被荷兰殖民当局以煽动暴乱罪名逮捕，次年驱逐出境。但该盟发展顺利，1920年转称印尼共产党，长期为印尼最大政党，直至1965年发动血腥政变遭挫败，换来更血腥的镇压而烟消云散。

1920年夏马林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介绍其经验。“马林战略”用西方文化的说法类似于“特洛伊木马计”；用中国文化的说法就是毛曾经提到过的“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把戏。此计受到刚在欧洲碰得鼻青脸肿的列宁赏识并亲自召见密谈，张国焘介绍说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系列决策就是跟马林商讨制定的。随即马林被列宁授予共产国际执委衔，并亲笔开介绍信成赴华钦差。

本文侧重于军事、暴力方面，其他问题仅连带涉及，不详述。

一、中共的军事准备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广东省区委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当年8月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10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于8月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于11月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密档新论》，P153）

显然，作为中共本身，掌控一支正规军无疑开心不已。且不论此举与国共合作开始时的约定是否相符，但至少“马林战略”已经顺利实施。中共自己实际掌控一个独立团，与国民党掌控的约十万正规军相比较，其意义除了日后会相互厮杀恐怕再无其他。既然中共只能无条件听命于共产国际，苏俄的嗜血计划开始实施，而且获得了由中共打入国民革命军逐步掌控尽可能多的正规军的宝贵经验。为此，苏俄每月拨款1000美元供中共进行军事组织工作，另拨1200墨西哥鹰洋供其作为军事宣传业务专用。这些进账与给国民党的军援相比近乎九牛一毛。中共不可能另行组建军队，只能以挖国民革命军墙脚为宗旨，矛盾与冲突也只能日益激化，分裂及内战只是时间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苏俄面临着选择扶持新的代理人问题。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决定在北京成立以其驻华公使加拉罕为主席的领导中心，并在广州、冯玉祥部、岳维峻部建立三个军事小组，开展对中国内政的全面干涉，酝酿内乱。而斯大林心生另一计谋：抓住冯，使其占领地内蒙古与外蒙古合并成独立的蒙古国，于是鲍罗廷被派往考察并促成此事。所幸冯尚有中国人之底气，没有顺杆爬。这里不细说。

此外，经过一段时间借助在国民党内的发展，中共已具有一定实力，党员总数从开始合作时432人扩展到北伐高潮时57967人；同月，根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中共党员）报告：全国有25万国民党党员，其中左翼和共产主义派有15万人，工农分子和学生占了大半。经过改组，国民党已基本上成为苏俄所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不符合政党标准。

一种分裂的局面也日趋明显：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尤其是他们所掌控的援助使得他们成为太上皇；而有目的地使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操作这个党已经并且继续促成分裂局面。还在1924年6月，张继、谢持等曾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书”，要求废止容共政策以维持国民党的独立性、自主性。孙中山唯恐因此失去苏俄援助请求他们忍一忍，承诺倘若仰俄夺权不成功则自己下台任由张等主持党务，换得这批国民党元老派暂时偃旗息鼓，但最终仍未逃脱被驱逐出国民党的命运。

孙死后，廖仲恺成左派领袖，4月6日正式提出“党军”议案并获得通过，自任党代表，蒋介石任司令官。随后，黄埔军校内部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内反中共夺权之势力开始整合。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因涉嫌刺廖案胡汉民、许崇智被放逐，蒋介石被视为左派而受苏俄顾问抬举，地位不断提升。11月23日，张继等14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议案。反过来，汪精卫被视作制衡老蒋的力量，朝着控制国民党党权的方向发展。国民党的分裂以国共分裂的形式开始进入倒计时，而分裂正是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初衷，目标是清除右派，使共产党及左派掌控国民党。

苏俄在华计划也即“马林战略”顺利进行，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报告称：“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这些描述不是虚幻的：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个常委中，有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各部处主持人，林祖涵主管秘书处相当于代秘书长的书记长为共产党员刘芬；组织部长为中共的谭平山；毛泽东任宣传部代部长；农民部长由林祖涵兼，工人部长胡汉民被逐往莫斯科，部务由秘书冯菊坡代；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苏魂皆中共人士；青年部由秘书中共黄日葵主持；妇女部由邓颖超主持。简言之，国民党中央大权，基本在共产党手中。

换过来，倘若中共中央机关如上述被国民党人把持，又将如何？《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则描述以黄埔为骨干的中央军政分校“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在军事方面，“1925年11月，这支武装（指铁甲车队）扩编为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全团2000人，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叶挺独立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密档新论》，P153）其余各支部队大抵也都安插中共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逐步扩大其掌控程度。在这种状况下，“中山舰事件”如果不发生，那才奇怪！

而形势尚未达到如此乐观之前，共产国际就奉联共旨意指令中共抓军事了，首先成立“中央军事小组”或组建“军事部”。为了准备使中共有能力掌管军队，1925年2月联共（布）中央便下令将正在莫斯科中央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熊雄、王一飞、聂荣臻、颜昌颐等数十人调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参阅：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以下简称《考实》，P3）。

同年7月21日，鉴于五卅运动失败，共产国际首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方面要有特别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并强调党必须保证对工、农军队的领导。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东方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点为：“以国民党名义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同国民党的协调应当通过国民党军事机关内党的工作者来实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里；在国民党基层军事单位内建立中共党支部；共产党的所有军事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应当采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包括为军队出版专门刊物、传单和小册子，去瓦解军阀部队，特别是瓦解张作霖的军队；不应忽视建立游击队和战斗队的工作；注重农民武装的建立和城市工人纠察队，等等。”（《密档新论》，P148）

《指示》中特别强调：“近期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部队上。”苏俄的险恶用心此时昭然若揭，一方面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壮大“党军”，另一方面要求中共把“马林战略”实施到“党军”中，同国民党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借以形成“人民军部队”。鲍罗廷说：“共产党人留在军队内，以便能在军队中建立左派。如果我们能建立25%的左派，那么胜利就有保证。”此外还要组建工、农武装，并保证中共对这些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9月，苏共为实现由中共掌控国民军的意图，命令王一飞率领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的26名中共党员提前回国，作为中共抓军事的骨干力量。同月底，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共产国际的部署，决定“有组织的去准备武装工人阶级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并决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此后直至年底，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定，明确了党抓军事的组织机构“军事部”，落实了由张国焘担任主任，王一飞、任弼时为成员，配备了相应干部及其他成员，并指令各中共北京、广州、河南三省区也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明确由李大钊、谭平山、王若飞各负其责。

1926年6月，作为对“中山舰事件”的反击，以及对老蒋坚持北伐的利用，联共（布）加快了促使中共掌控国民党军的步伐。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其余中共党员奉调陆续回国，充实到各地中共军事机构里去。9月24日中共中央《对军事组织系统及其党的关系的新决定》，基本完成了党内军事机构的人员、组织关系、分工以及职责等方面的任务。此外，自军事委员会建立起，以莫斯科归国人员为教官又训练了一大批军事工作干部，并组织多批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为日后中共转入军事斗争做了充分的人员、组织准备。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作出《军事工作报告的决议》，提出了当前军事工作的具体计划及任务要求。（以上可参阅：《考实》，P5-P14）

“在指导中共军事方面，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把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到了应有的高度，强调在国民党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从党内专门挑选一批人以国民党的名义从事这项工作，争取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国民党的军队基层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连以上至团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秘档新论》，P149）。很显然，这明白无误地违背了国共合作时的约定，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是以党的组织逐步蚕食国民党军政权力，如此有恃无恐地喧宾夺主必遭国民党反抗。苏俄埋下了日后两党相互残杀的祸根。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研究》，P306,注2）吴廷康指示中共：“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不增加我们在部队中指挥员的数量，我们就不能利用近两年来我们在军队中进行大量政治工作的成果，也就不能使军队接近工农。” 19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再次强调：“党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形式上应该以国民党的名义去进行，但党应该争取使这项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党员和最接近党的国民党左派掌握。共产党除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外，应该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和组织工农纠察队的工作。”（《秘档新论》，P150-P151）

在国民党内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鼓动下，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下令逮捕中共党员、舰长李之龙之外，还开二中全会颁发《整理党务决议案》，采取组织措施限制中共党员掌控国民党权力岗位，本质上是对于中共蚕食、掌控国民党的排斥反应。共产国际远东使团1926年9月12日的调查报告称：陈延年等“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以便迅速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措施。他们的这一愿望自然不可能对国民党其他派别保守秘密，因而造成了‘320’事件的后果和后来的一切。”应该说，这次事变是苏俄指令尤其是“马林战略”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党或者换成任何别的什么党正常的自卫反应，否则就是甘心自取灭亡。

蒋介石尚无彻底决裂的自信，仍维持“联俄容共”，但坚决要求驱逐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苏俄妥协了，以回应蒋氏仍愿维持与苏俄关系的表示。但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中明确告知：“但是你要注意到，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联共（布）与中国》，上册，P177-178）此语应可证实，早在1926年春，苏俄“除掉这位将军”的决心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事情只是为此目的进行实力准备。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五师（原文如此，疑为第二十四师之误――wenjunq），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金佛庄、许继慎、孙一中、周士第、陈烈、李隆光（李谦）、卢德铭、蒋先云、周保中、欧震等共产党员担任团长。周逸群、陈恭做争取贺龙部工作卓有成效。北方区委、豫陕区委先后抽调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玉祥部国民联军做政治工作，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张兆丰、许权中等分别当了师长、旅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1926年6月蒋介石开始北伐，苏俄派驻广州的首席代表、斯大林的人鲍罗廷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北伐的会议上说：“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政治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上，第三卷，P369）斯大林本人1926年9月23日致信莫洛托夫：“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同上书，P537）意思是说中共即将驾驭国民党左派，并实际领导民国政府，其代表拉菲斯贯彻这个旨意提出：“必须把国民党变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力量的联盟组织。”（同上书，下，第四卷，P36）中共必遵照鲍罗廷等指挥行动，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除掉这位将军”也日益提上行动日程。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下简称《文件集》；2，P227）除非国民党人甘愿缴械投降，苏俄造就两党内战已成定局，问题仅仅在于谁先动手、何时动手。亦可见，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发生的两党矛盾甚至冲突，即使是“320事件”这样严重的冲突，斯大林坚持不许中共退出国民党，为的只是使中共继续发展壮大到足以打垮“右派”之最佳时机；而托洛茨基坚持主张退出，只是认定时机已到，以免遭“右派”先下手为强之损失。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谁先动手，一场内战已经无可避免。

二、分裂的动员令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七大《中国问题决议案》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否则，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虽然，这个统治或者是另一新方式的。”（《六大以前》，P626）“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赞助推倒乡间的劣绅土豪的官僚政权，以革命政府之下级机关代替旧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权。”（同上书，P628）“以为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故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余孽，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政权范围之外，是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在现有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指挥之下，消灭封建余孽的运动，必须变为领导农村革命。为了这些特点，中国革命的责任：甲铁路与水上交通之国有；乙 没收外国租借地性质的大企业、银行、矿山等；丙 由革命政府实行彻底的急进的农村改良政策，以实现土地国有。”（同上书，P630）

斯大林在会上作《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称：“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研究军事，为的是军事逐渐向前发展，能在某些革命军队中占领导的地位，这样才能担保中国革命军队按照正确的道路走，而一直达到目的；否则，军队中的游离和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军队问题的任务。”“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按它的本质，会要是我们在1905年所认定的政权，就是工农专政。然而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政权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将是中国向非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乃是中国革命所应走的方向。”（同上书，P636-P637）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推翻者，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次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讨论研究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并对此作出理解性决议：“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文件集》，3，P21）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1927年3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资料丛刊》，4,P135-P136）斯大林也令中共加快夺取军队实权的进程。4月1日，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指令：“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必须武装工人和农民，使农会成为实际的政权机构，由武装的工农士兵加以支持。……共产党员决不能向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革命和反动的政策让步。”这段文字后来编入《斯大林全集》，于是可知其出自谁的手笔。

在武汉，鲍罗廷执行指令十分卖力，这点老蒋已经心知肚明。但他的性格弱点以及对苏俄援助的依赖心理――北伐尚未成功，仍需苏俄金钱、武器特别是以加伦将军为首的顾问团助其攻占北方――使之希望避免分裂。1927年2月22日蒋在九江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中蒋表示了傻乎乎的忧虑：“近来鲍（罗廷）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并提出“想见见陈独秀”的愿望，老陈根本不予理会。次日一早蒋又约见维氏，希望他能阻止武汉方面愈来愈趋向分裂的行动：“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持客观的态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第四卷，P133）但他的意见没有收到效果，鲍罗廷等钦差正奉命执行加速分裂政策，怎么可能理会他？

3月24日的南京事件，美英军舰炮击袭击外国领馆与侨民的江右军，而且美英日法等国调来保护上海租界与侨民的军队正在途中，这使斯大林对于美英等国武装介入的担心骤增，倘若蒋与他们合在一起，苏俄必将前功尽弃。斯氏内心深处恐美，他自己一生都回避与美国作战，看来也从此时开始。26日陈独秀和罗亦农关于攻打租界以挑起国民军与列强火拼向共产国际请示，28日斯大林即以联共中央政治局名义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命令中共：“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秘档新论》，P207）30日陈独秀传达了这个电令，陈说：“罗亦农看到第三国际命令中止行动的电报，狂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而不得不服从国际的命令。”（《蒋介石秘录》，上册，P250-P251）

31日，斯大林给鲍罗廷打电报：“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有点改主意了。并进一步直接电令中共：“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看来斯大林对于搞垮老蒋的时机有了新的判断，比较说明问题的是4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对三千党干讲演，其中说道：“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还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彼得.兰德著：《走进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34-135）

这个讲话意味着，苏俄党内高层有分歧，其实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那一派，早就要求“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除掉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到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托洛茨基以此抨击斯大林：“4月5日，即蒋介石政变前的一个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拒绝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再次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那些警告缺乏根据，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把它扔掉。斯大林的通篇讲话，是安抚和平息大家的不满，是麻痹我们党和中国党。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六卷，P142-143）他指的是“412”事变，“拉狄克的意见”可以从斯大林的讲话中看出来，是立即“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除掉蒋介石，斯大林被美英军舰在南京的炮声打醒了，却不料没能刹住车，下边继续“既定方针”激化矛盾终于导致“412”事变。

斯大林急刹车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这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顾问们所主张的，中共和左派都欢迎。汪主持国民党二大时里应外合使中共迅速地掌握了诸多国民党重要权力，这使他的利用价值在斯大林眼里很高。“中山舰事件”把他打懵了，装病然后下野出洋。武汉掀起反蒋声浪始觉得无人领头，邓演达、宋庆龄、唐生智皆非抗衡蒋之材料，鲍罗廷明显成为太上皇，已经遭国内外舆论普遍非议，对于苏俄真面目确系过于赤裸的暴露，苏俄急需一个得力的傀儡牵头。

汪受邀后一度托病推迟启程，中共即宣传说是蒋发电阻止。汪于2月离法国特意经莫斯科回国，斯大林亲自接见并面授机宜，且许愿给予1000万金卢布援助，斯手里有了一张王牌，这对于他视蒋为“柠檬”无疑也添加了极大底气。汪回国后无心听蒋劝他留在上海解决问题的建议，急于执掌武汉党政，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挤碎蒋“柠檬”应该很有把握。汪私下跟陈独秀发表“4.5联合宣言”后，匆匆赶往武汉穿黄袍。历史证明此人除野心外什么真知灼见也没有，亦缺政治权术，一辈子不成器。

上述这些，说明革命背叛蒋介石是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行动；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则是被动的，没有准备的仓促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直至南京事件发生，我没有查到如《蒋介石日记》之类资料里有任何老蒋蓄谋背叛的文字或行动计划，也没有发现别人介绍过老蒋有类似于苏俄势力上述足以说明问题的资料，只有推理甚至武断。可以说，蒋的所有举措都缺乏预见性，分共的决心也是被国民党内那些“右派”、也包括苏俄势力愈演愈烈的夺权举动逼出来的。

“412事件”之后斯大林自知被动，为化解反对派追究责任，他严令KGB从世界各地把刊载有他的演讲的共产国际该期英文期刊消灭掉，重点是伦敦、纽约等地的图书馆。他确实做到了，就连托洛茨基也没法找到这个文本。若不是伊罗生从纽约一位美共人士家里寻到这份期刊，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有这个演讲。我们无意去探寻苏共高层的争执，但显然，它确证了苏俄在中国制造内乱的险恶用心。

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里解释了他的初衷是认为中共“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怕过早地让这样的党到‘汪洋大海’中去自由游泳（它还来不及巩固就会被碰得粉碎）”。（《秘档新论》，P283）斯大林是对的，历史证明，北伐过程对于中共简直就是黄金时段，中共党员在开始合作时仅420人；1926年11月达1.8万人；到次年5月更超过了5.7万人！如果不是钦差们指使中共操之过激，未必会导致“412反革命政变”，中共必将更顺利地壮大起来。那也一定会有中共的“革命政变”。问题只是谁先下手。但不管谁先下手，也不管谁胜谁负，只要还依赖苏俄的“援助”，中国人杀中国人就是注定的，中国的战乱也是无法避免的。难道还有什么比看不出这点更愚钝的吗？

直至3月下旬，蒋氏的部下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中截获了鲍罗廷致国民革命军内的一名苏联军事顾问达罗夫斯基（Darovsky）的密令，指示达罗夫斯基尽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对上海的军事行动，以利中共独自控制上海。蒋氏立即下令逮捕了达罗夫斯基。4月1日武汉下文免除蒋的总司令职务，次日训令其“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还按照吴玉章的提案命令老蒋：“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并不准他有任何涉外言行，但蒋请求武汉派陈友仁赴沪或宁专管外交事务，却不允。“邹鲁说，北伐军到了长江之后，共产国际就开始命令中共‘倒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开会研究‘提高党权’，就是想压抑蒋介石的‘军权’。最初蒋介石尚无警觉，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普遍了两湖，蒋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陈铭枢回忆录》，P45-59）。”（转引自《1920年代的中国》，P53）这个记述应该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