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引渡回国只想死 毛泽东批示一个不杀

　　报告斯大林：我们已经抓获溥仪！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联远东地区部队总指挥阿·姆·瓦西里耶夫斯基元帅的部下俘获。瓦西里耶夫斯基随即密电报告斯大林：“按照您的相应指令，把已经拘留的‘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及其随员，于1945年8月19日从奉天押解到克拉夫切柯在通辽的司令部。我的意见是把他们送往赤塔地区。”

　　天黑之前，飞机慢慢降落在机场，溥仪等人走下飞机，这就是苏联境内的赤塔。

　　一出舱门，溥仪立即感到寒冷，虽然是8月份，但是赤塔地区的温度明显要比长春低许多，已是秋风瑟瑟，更让溥仪感到寒冷的是他不知道苏联人要如何对待他，不知道苏联红军要把他押往何处，未来对他还是吉凶未卜。

　　溥仪在苏联赤塔机场很大，停着不少绿色的军用飞机，起降的飞机也很多，有些飞机正在卸下运来的汽油。溥仪一行人又被苏军押上汽车。当时正值战事紧张时期，所以城市防空很严格，路灯也一律关闭，所有门窗内的灯光都用黑色窗帘遮蔽了，窗帘缝里透露出微弱的灯光。

　　溥仪等人心里越来越不安起来，三妹夫润麒半开玩笑说：“大概是要把我们押到偏远的地方枪毙吧。”恐惧又笼罩在大家心上。汽车开出赤塔市区，沿着布满防空设施的崎岖山路，仅靠途中岗哨的绿光手电指引前行。

　　行驶近三小时，约夜11点，汽车终于停在一幢三层楼的大门前面。这里就是“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位于莫洛科夫卡的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第30号收容所。

　　战后的苏联，经济凋敝、人民困苦。在莫洛科夫卡，溥仪他们几个人却都享受与苏联军官疗养者相同的待遇。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配备了无线电收音机、书籍、报纸等，还把附近俱乐部的钢琴搬来，供溥仪消遣。并有医生和护士定期给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收容所对这些人管理也很宽松。溥仪喜欢散步，苏方也不太限制，只在他身后跟个人，任他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溜达。后来连人也不跟了。溥仪很满意，他的活动范围比伪满时期大得多，生活兴趣也比那个时候浓。

　　有一天，溥仪忽发奇想，携毓嵒和李国雄奔一个遥远而可见的山头去“探险”，前行约4华里，从山上隐蔽处突然站出两名苏军岗哨，用手一横，嘴里高喊一声“捏列加！”是不准再向前走的意思，显然山中有战备工事等军事设施，是保密区域。

　　几天之后，被苏军拘捕的十多名“满洲国大臣”也送到了赤塔，这批人有：“国务总理”张景惠、“宫内府大臣”熙洽、“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外交部大臣”阮振铎、“勤劳奉公部大臣”于镜涛、婉容的父亲荣源、汪伪南京政府驻伪满“大使”吕荣寰等等。

　　面对自己昔日的手下大臣，溥仪还想继续保持“皇帝”的尊严，不甘心放下架子，总是和他们保持距离。溥仪想“召见”某伪满大臣时，还是指使李国雄摆出不减当年“奏事官”的面孔，来到被召人的面前，高声说：“上边叫”，然后就把他领到溥仪处。这帮伪满大臣们以前总是听日本人的，本来不把溥仪放在眼里，但是也不好给溥仪难堪。

　　溥仪要求“永久居留苏联”

　　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特别优待，使溥仪产生了一个幻想：看样子苏联方面是要严惩日本战犯，大概不会对我怎么样，那么，或许还有希望能够留在苏联。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通缉汉奸并公开审判。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大汉奸陈公博被枪决，周佛海被判无期徒刑，不久，因心脏病复发死于狱中。

　　溥仪对自己的卖国行为当然非常清楚，所以十分害怕回国，免得落到中国人手里遭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溥仪深知，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放过他。如果被引渡回国，等待他的只有审判杀头。而苏联和美英是盟国，先留在苏联，以后再伺机从苏联前往英国或者美国去做寓公，逃亡时随身携带的大量珠宝首饰和文物，足够后半生的花销了。溥仪决定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

　　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溥仪先后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还三次让溥杰和万嘉熙起草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写信，请求留居苏联，而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对溥仪留居苏联的要求给予任何答复。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他被拒绝以后，还颇不理解地提出问题：“共产党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在苏联，不但共产党中没有皇帝，公民中也没有皇帝，末代沙皇一家人差不多30年前就被秘密处决了，而这些对溥仪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溥仪并不知道，其实苏联政府对如何处理溥仪和溥仪的多次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溥仪每次写给斯大林的信，也都由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及时转给了斯大林。在1945年10月到1949年9月20日间，苏联政府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曾多次就此问题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作出书面报告，恳求指示。

　　但是一直到溥仪被引渡回国，也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正式答复。

　　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洲国大臣们却和溥仪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其中许多人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幻想着国民党统治天下，自己照样升官发财，所以打算混过苏联这一关，重返东北，纠合旧部，再树一帜；有的想投靠蒋介石，有的想投靠美国，有的甚至于想再勾结日本残余势力，死灰复燃。

　　这帮人都希望苏联当局能尽快放他们回去。他们找到收容所的负责人苏联中校沃尔阔夫提出他们的要求。沃尔阔夫回答说：“这事只能由苏联政府决定。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可以反映你们的意见。”他们又推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三个人为代表去见溥仪，希望溥仪能出面向苏联当局联系，请求尽快得到释放。溥仪自然不愿干这种事，他便支吾推托。后来，群臣们才知道溥仪的想法同他们恰好相反。所以，自那以后，凡是回国的事，这些大臣们就只有通过会讲几句俄语的于镜涛去直接问沃尔阔夫。沃尔阔夫的回答却总是说：“我反映了你们的意见，但是苏联政府还没有明确答复。”溥仪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担忧，终日郁郁寡欢，每日诵经念咒，占卜神课，乞求神佛的保佑，寻求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随着日本战犯一批批被遣送回国，溥仪觉得自己留苏的希望十分渺茫，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他要为自己找一个继承人，一旦自己出现不测，好有人继续自己的复辟大业。他把自己认为最忠心的侄子毓嵒叫到自己的屋子，告诉他：“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为我的皇子，以后要称我为‘皇阿玛’。”二人向列祖列宗三跪九叩，然后毓嵒向溥仪三跪九叩。溥仪嘱咐毓嵒今后要更加忠于自己，不忘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

　　溥仪为了对苏联政府表示自己的诚意，取得同情和好感，还把自己带在身边的“宝物”拿出一些献给苏联“支援国家恢复建设”。但是，更多精品珍宝他还是舍不得献出去的，他还要留在自己手里以备不时之需。为了不让人发现，他找来李国雄和三个侄子，让他们为他想办法藏起来。

　　回国途中想到的只是死

　　历史的车轮转得飞快，时间转眼到了1950年。

　　此时，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定于8月1日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及伪满大臣等移交给中国政府，交接地点选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

　　1950年7月30日，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向溥仪等人下达了回国通知。溥仪仍不死心，还在向收容所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但别尔面阔夫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溥仪怕得要死，几乎要瘫在地上，留苏的愿望彻底破灭。

　　溥仪一行从伯力登上归国之程。苏方把紧张不安的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溥仪一直不吃不喝，坐卧不安。负责押送的伯力收容所的阿斯尼斯所长不时宽慰说：“天一亮，你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是值得庆贺的。你们国家的总理已经派人在边境上迎候你们。你们不要多疑，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气量是最大的。”但是，此时的溥仪已经不再相信他的任何话了。

　　1950年8月1日，引渡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长鸣一声驶进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

　　交接完毕后，溥仪等人登上了中国方面接收的列车。一位身穿便衣的解放军军官来到大家面前，笑容可掬地说：“你现在回到了祖国，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的。你们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要相信人民政府，一切都有安排，你们要安心学习，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做人……”最后说：“在途中一切要听从指挥，随车有医护人员，有病的可以看病。”溥仪一怔，他不明白眼前的两位军官何以如此温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中国的军人，难怪呀！

　　车厢的玻璃窗用报纸糊着，此时的溥仪，愁肠百结，心神不宁。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啰嗦个不停。尽管负责押送的公安人员一再解释，让他放心，可他却固执地坚信那是骗人的谎话。

　　为了稳定溥仪的情绪，接收人员特地把他带到接近工作人员的车厢一侧，并指定他坐在靠近车门的一个座位上，其斜前方设一名解放军战士值班看视。

　　溥仪由于心情过度紧张，似已神经错乱，面颊上的肉和筋猛烈地抽搐着，两眼发直，毫无顾忌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念叨什么。工作人员急忙安抚他，他不听劝阻，以致别人经过他的座位时都赶紧低头，唯恐看见他那种怪模怪样。

　　这时，有人从糊在窗户玻璃上的旧报纸上看到“张海鹏被镇压”的报道，更增加了疑虑。张海鹏是伪满大臣被捕时唯一逃脱者，不久前他也被捕，在当时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伏法，所以，这些刚刚回国的战犯们想到此去恐怕也要遇到和张海鹏一样的命运，心里充满了临死以前的恐惧。

　　夜幕降临。车外夜色朦胧，单调的滚滚车轮声更催人欲睡，唯有溥仪与众不同。他睁着两眼，目光呆滞，似在陷入沉思。当列车快要到达长春时，他突然离开座位，在车内甬道来回走动，并面对前节车厢用力喊叫：“你们谁骂斯大林？没良心。斯大林对我们多么好，真是没良心！”

　　警卫战士上前制止，叫他回归座位冷静休息，可他不但不听，反而喊声更大，照旧来回走动，而且表情十分激动。

　　列车行驶到长春车站时，站台上传来欢送模范和代表的锣鼓声和人们寒暄话语声，溥仪更加神魂颠倒，坐卧不宁，还自言自语：“这里是我当‘满洲国皇帝’的地方，大概开会的人已经到齐了吧，马上要对我公开审判了。”

　　列车在长春站加了一些吃的东西和水后，又“呜”的一声开走了。5个小时以后，列车停在宽敞而嘈杂的沈阳车站上。

　　溥仪一路上的反常表现引起了负责押运战犯的接收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行车途中就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了，仅仅两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就知道了。

　　周恩来当即电示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亲自出面，做好溥仪等人的思想稳定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下达后，高岗认真听取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决定在押解列车到达沈阳时找他们谈一次话，目的是防止发生逃跑、自杀等不测事件，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

　　1950年8月4日，在押运列车到达沈阳时，东北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把溥仪等十几名伪满大臣接到沈阳市东北公安部的办公楼，高岗同溥仪等人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起初，溥仪神经紧张。当他从火车上下来时，就以为是到了拉出去枪毙的时候，攥住族侄毓嵣的手念叨说：“完了！完了！我带你去见太祖高皇帝，我带你去见老祖宗……”并对留在车上的人说：“再见吧，祝你们平安无事！”

　　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溥仪头一个快步走进去。来到会议室，一看见桌子上摆着苹果、香烟、糖果、糕点和茶水的茶话会的场面，就以为是“催命宴”，伸手抓起一只苹果就往嘴里填。当有人向溥仪介绍就在身旁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时，他啃着苹果，不予理睬。

　　当高岗讲话时，他甚至着魔般站起来大喊：“别说了，快走吧！”摆出慷慨赴死的架式，要求赶快行刑。在座的人都忍不住笑了，高岗也笑了，且悠然不迫地跟溥仪聊起天来，问他伪满时的宫廷生活，以及吉冈安直其人其事等。高岗还告诉溥仪说，他的叔父载涛应邀出席了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他的族侄宪东已经成为解放军的干部了。

　　高岗又指着刚进屋的张绍纪说：“你们看小张，也参加工作了，很好嘛！”张绍纪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接受进步思想，加入进步组织“读书会”，后来回国参加“东北青年救亡会”，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因给其父当翻译，同张景惠等伪满总理大臣被押往苏联，跟溥仪等一起囚居。1950年5月张绍纪被提前引渡归国，旋即被释放，并参加了管理日本战犯的工作。他的出现以及关于伪满各大臣家属情况的介绍，终于使溥仪和在座的大臣们放松了心情。

　　最后，高岗向溥仪等人宣布说：“政府给你们找一个学习的地方，沈阳没有合适之处，所以还要送到抚顺去，大家不要胡思乱想，到那里休息一下，安心学习吧！”

　　这时，溥仪已经多少消除了思想顾虑，他面带笑容地要了几只苹果和香烟装在衣袋里离去。回到用大张报纸糊严了车窗的押运列车上，溥仪向同犯们讲述了受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接见以及茶话会的情景。车厢里顿时春风洋溢，大家情绪安定下来，有人甚至乐观地猜测可能把他们送到抚顺疗养休息，学习几天后便可各自回家了。

　　不一刻，汽笛一声长鸣就进站了。

　　“981”号战犯

　　火车离开沈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抚顺车站。站台上整整围了大半圈战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枪，圈外边还放着一挺机枪，有机枪手看守着。战犯们每七八个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有4名持枪的士兵。溥仪等人清醒了，自己的身份还是战犯！刚才的乐观情绪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涌上心头。

　　不多时，卡车开进了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大院周围高墙耸立，上面围着电网。战犯们在院子里听领导讲话，然后，看守人员检查了战犯们带来的行李物品，把个人物品统一登记并保管起来，随后分配了房间，一般是四五个人一个房间。

　　第二天早上，全体战犯在院子里集合，管理所给每人照了相，会吸烟的还发了香烟，每人发一套灰制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并发了一个白布牌缝在上衣左胸前，上写号码和名字。给战犯们编上号码是为了对外保密和便于管理，战犯们的编号是按先后顺序排的。

　　原来，在溥仪等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先期收押了从苏联遣返的九百多名日本战犯，再加上五十多名伪满战犯，一共有一千多名。溥仪的编号是981，这个号码一直跟到溥仪特赦。

　　溥仪所住的房子所长孙明斋为了让新来的战犯安下心来，给大家讲了话，稳定了情绪，接着给每个人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这里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刚来到抚顺的溥仪内心活动很复杂。一方面，溥仪是恐惧心理特别强的人，他非常害怕被处死，一连几夜心惊肉跳。换岗的声音、同室人的梦话，都让他想入非非，有时夜里门窗发出响声，他都误以为荷枪实弹的军警进入牢房要抓走他，吓得发抖。更担心看守员怀有历史仇恨，会趁天黑私自对他下手报仇。

　　许多当年逃脱苏联红军逮捕的伪满大臣后来纷纷落网，被判处死刑。溥仪感到自己的罪行比他们严重得多，是伪满最大的汉奸头子，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他在静等死神的到来。他常常失眠，连续吸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竟发展成为失眠症。

　　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架子，自闭心理特重，不愿意与大家接触，除了自己家族人员及几个亲近族侄，很少和别人交谈。伪满洲国的战犯们对报纸上的新闻发表各自的看法。溥仪从不介入他们的谈话，他背过身坐着，闭上眼睛呆在那里。他完全自暴自弃了，想的全是死。

　　对战犯的日常生活待遇，周恩来也一项一项地考虑过了。他指示说，要按国际惯例，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校官以下三个等次，给予小灶、中灶和大灶三种待遇，并全部供应细粮，还要保证供应鸡鱼肉蛋等。饮食之外，在服装、监舍、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要提供好的条件。

　　为了贯彻这些指示，战犯管理所把溥仪作为特殊照顾的对象，除按小灶供应外，还随时给他单做适合口味的饭菜。

　　起初，管理所的一般干部、战士对此很不理解。当时，管理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吃的几乎全部是高粱米、窝窝头等粗粮，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时才能吃上一顿细粮，为什么还要让这些日、伪战犯吃那么好？为什么对一个汉奸皇帝还要特别照顾？“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一些思想不通的人仅凭这句话，不再说什么，却仍不甚理解。

　　毛泽东给溥仪吃下“定心丸”

　　战犯们全部回到抚顺以后，管理所工作的重心已转向侦讯、审理和宣判了。

　　周恩来总理早在1951年10月就作出决定：由东北人民政府设立战罪调查委员会，搜集日伪战犯的罪证，负责东北地区的调查工作。1952年1月28日，又在中央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应有一部分人专门研究中、满、蒙、日战犯案，限期提出处理方案。”

　　1954年3月初，以侦讯专家谭政文为团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起诉日、伪战犯之前的准备工作。

　　高墙之内，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在对伪满战犯进行侦讯的动员大会上，工作团领导讲道：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还要检举其他战犯的罪行，坦白和检举都要实事求是，政府对你们的处理一方面是根据所犯罪行；另一方面是根据认罪态度。

　　管理所还宣布了有关纪律，不准相互交换案情，不准谈论与侦讯有关的问题，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和信件等等。

　　开过大会后，战犯们都表示要彻底坦白、检举，争取宽大处理。溥仪开始为自己担心，因为他当伪满皇帝时，很少关心局势，平日身处深宫，对具体事件不能详察，所以对日本人和其他战犯所犯罪行了解不多，而自己的罪行又是最大的，怕被所方认为自己不诚恳坦白，也担心自己的家族成员检举自己。他一直在考虑着自己的问题该怎么交代。溥仪常常是东听听、西看看，很注意观察别人怎样交代罪行，时而悄悄地把别人的话记下来。

　　由于战犯们的精神过度紧张，许多人都失眠了，而溥仪的思想负担最重，成天忧心忡忡，所以他失眠也最严重。

　　他找到管理员，坦白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到我的罪行特别严重，恐怕日本人在伪满时期的所有罪行，都和我所犯的罪行分不开。仅以叛国论罪，就可以判处我死刑。况且，我在伪满时‘裁可’过许多法令。当时对犯人惩处最严厉的是《叛徒惩治法》，犯这种罪都要判处死刑。所以，我想今天政府对我无论怎样宽大，恐怕也难以赦免我所犯的严重罪行。”

　　管理员看他情绪颓丧，就耐心地对他讲解了许多道理。并告诉他，不要光背包袱，要面对历史事实，只有交代罪行，才会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宽恕。至于将来如何处理，政府是会根据每个人的认罪态度全面考虑的。

　　溥仪为了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常把听别人说的东西写在交代出的材料上，算作自己的检举内容，于是，管教科长金源就找他谈话。

　　“现在犯人都在积极交代罪行，你有什么想法？”

　　“鞍山的钢铁卖给日本人，伪满时农民粮食全部出荷，青少年被抓劳工是我认可的，矿产统治法、劳工法、出荷法，支援日本发动战争，抓了许多劳工……”

　　金源接着问：“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情况的？”

　　“是其他犯人议论时知道的，以前我不知道。”

　　金源告诉他：“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这样，自己在思想上也不会得到教育。”

　　还有一次，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等人检举揭发溥仪曾在日本银行存有三亿多现金，作为时局变化后的生活出路。据说，溥仪不知道存有这笔现金的事。听到检举后，溥仪不知道如何是好，承认下来吧，是说假话；不承认吧，是与检举人对抗，认罪态度不好，心里有矛盾。因而食欲大减，夜里难以入睡。

　　金源在得知后，决定再次找溥仪谈话。溥仪说：“很对不起，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但这又是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后查实，这件事是“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宫内府官员们”干的。这事澄清后，溥仪非常感激，说道：“共产党人办事认真，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的思想包袱也卸掉了。

　　没过多久，由胞弟、妹夫和族侄、随侍等组成的爱新觉罗家族圈就被冲击了，他的亲信随侍也反目了。毓嵒检举了溥仪残酷虐待宫里的孤儿、李国雄检举了溥仪在天津如何投靠日本人、五妹夫万嘉熙检举溥仪在伪宫内看电影时，每当有日本天皇出现的镜头，便起身作立正姿态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触动了溥仪，他开始反省自己了。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改造纪实》第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溥仪坦白自己的罪行1955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侦讯员赵焕文把《侦讯爱新觉罗·溥仪的总结意见书》拿到溥仪面前。这个6000字的文件，确认溥仪有5项重大罪行：

　　一、勾结日寇阴谋复辟清封建王朝统治。

　　二、背叛祖国，充当“皇帝”，与敌签订卖国条约。

　　三、甘心奉行日寇旨意，亲手“裁可”各种政策、法令危害人民。

　　四、参加国际反共协定，支援侵略战争，破坏和平。

　　五、烧毁证据，企图潜逃日本。

　　溥仪阅后签署了自己的意见：“总结意见书经我看过，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故我应负上述的全部罪恶责任。”

　　面对近千人的东北工作团认真仔细的工作，溥仪服输了，日伪战犯都服输了。工作团采取个别侦察与认罪检举相结合、严肃审问与广泛调查相结合、系统侦讯与耐心管教相结合的方法，贯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和严禁“逼供信”的原则，把以从搜集证据为内容的侦讯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圆满完成了对日、伪战犯的侦讯任务。

　　1955年末，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东北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就说：对日本战犯中仅犯有一般罪行的不起诉。只有极少数罪大恶极的才判有期徒刑，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与“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战犯“一个不杀”的主张，毛泽东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伪满皇帝溥仪就是我

　　1957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等13名罪犯即行释放。26日，管理所把李国雄等13人集中到管理所的礼堂，由检察员冯荣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书》。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毓嶦他们眼含热泪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释放证书》，禁不住“哇哇”地哭出声音来了。免于起诉书宣读以后，东北工作团一位领导讲话。他严正指出：你们这些人在日寇侵华期间危害了祖国人民的利益，性质是严重的。政府从宽处理比惩罚效果更好，意义更大。希望你们回家后安分守法，加紧学习，争取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接着，所里召开座谈会，与会者都很激动。释放人员代表和在押人员代表先后发言。看到跟随自己多年的侄子和随侍就要离开自己，溥仪感慨很多。他发言说：衷心感谢党和政府释放了13名汉奸犯，希望被释放的人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联系自己的思想颇为真诚地说：回忆过去的罪行，即使受到审判，处予刑罚，对他来说也是很宽大的。孙明斋所长也讲了话。就此，座谈会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结束。

　　家人的获释让溥仪为他们高兴，同时也看到了希望，他知道党和政府是真心改造自己的思想，真心地让自己好好做人，他知道自己早晚也会走上社会，成为新中国的一员，他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

　　通过对战犯们的侦讯，让许多战犯悔过自新，对战犯们的改造教育取得了明显效果，为了扩大和巩固这一成果，1956年1月10日，中央下达了《关于组织战犯参观的具体安排》的通知，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和副所长金源到京听取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要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参观，接受现实的教育，让他们到曾经犯罪的地方，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与会者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和总理的指示，认为这是打破旧监狱与社会相隔离，运用社会力量教育、改造罪犯的大胆尝试，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孙明斋和金源回到抚顺以后，立即向战犯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许多战犯对中央的这一决定简直不敢相信，让有罪的人离开监狱前往各地参观旅游，这究竟是为什么？

　　溥仪更是有些紧张，因为在伪满的时候，日本人把他的所谓“御真影”到处都挂，哪个受苦受难的东北人不曾见过？万一碰上有仇恨的受害人不扒了他的皮才怪！内心深处的恐惧令溥仪惴惴不安而生出灾难临头之感。其实，战犯们最怕的，无非是把今天的参观会与昔日罪恶联系起来。对此，周恩来早已想在前头，他要求管理所组织战犯外出参观一定要注意战犯的安全、尊重他们的人格，就寓有为战犯解除思想顾虑这层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