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陈永昌（资料图）

陈永昌

金融危机之后使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当前的经济走势，更透彻的把握国情和省情，来研究我们的发展战略。站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平台上，回顾前两个30年的发展历程，包括计划经济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再展望中国未来第三个30年的发展。必须要突出解决四大障碍和难题。这四大问题的解决的好中国就能更好更快发展，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出现波折，危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酷的现实。中国从2006年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已经货真价实的跨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来的早了一点、急了一些，我们始料不及。西方发达国家是国先富，人后老，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时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是国未富，人先老，我国的人均GDP才4000美元。有材料预测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5亿；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4亿。社会提前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使我国养老成本突增，是家庭的养老成本压力更大。日本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的社会发展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日本自亚洲金融[2.86 0.00%]危机之后，连续15年经济低迷，每年的增幅不到1%，就其原因有二：一是进入资金流动性陷阱，低利率使日本15年都走不出经济低谷；二是人口老龄化，把日本政府压的很尴尬、很无奈。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男性79岁、女性81岁，中国去年的人均寿命统计结果是男性70岁，女性71岁。那么日本政府受老龄化社会的拖累，经济难以起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因为我国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条件改善了，人口普遍的老龄化，加之我们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使我们出现了生的少老的多的情况，人口就提前老龄化了。现在我们社会养老保障不到位，又提前进入老年社会，就凸现了财政资金缺口的压力和危险，财政要为老龄化社会买单。我们的家庭养老成本也要增大，现在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我们的家庭结构出现一个漏斗型的状态，呈“四二一”结构，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小太阳(第二代独生子女)。那么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小太阳要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一个人面对6个老人，那么小两口就要面对12个老人。面对这么大的养老压力，怎么生活，怎么工作。中国的这个坎能不能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未来的我们要比现在的日本惨得多。这就是中国未来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这里有挑战也有商机。政府官员要克服短期行为，出台政策主动应对。企业要抓住进入老龄社会，保健、养老、养生等方面就出现的新商机，趁势而上。

2、生态与环保危机的挑战。经过3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消耗了资源，牺牲环保带来的高速发展，现在很难再可持续。留下了生态恶化，环保危机的后遗症，后30年发展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我们要面对这个严酷现实，为这个严重的后果来买单，现在我们资源和环保双双亮起了红灯，所以现在要提倡生态第一环保至上，研究可持续发展，这不光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企业的发展战略。把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来抓，谁先进入谁就有商机。众所周知，森林是地球之肺。森林砍伐的过多，造成现在“肺不张”了；湿地是地球之肾，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现在过渡的开发，使得“肾衰竭”了，这样就进入了生态危险期。怎样通过环保产业拉动提升生态文明，回归绿色经济，发展低碳经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发展。

3、扼制两极分化，确保社会稳定。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两级分化很严重，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转轨国家遇到的一个共同的社会难题。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鼓励竞争，促进发展。财富的优胜劣汰造成了一部分富、一部分穷，市场存在的这种缺陷要由政府的机制来补益和调节。税收抽肥，公共财政支出补瘦，这样才能确保稳定。我国现在对两级分化问题解决很不到位，7月份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基尼系数0.3以下是稳定线，0.4是警戒线，0.5危机线，0.6是动乱线，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逼近危机线。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解决无术，两级分化发展很快。为什么解决不好呢？笔者认为目前的尴尬局面有三句话来表达：一是富人太富不纳税，大量偷税漏税。比如说个税是调节税，是抽肥的税，但在我国公务员、老师和白领成为了交纳个税的主题。真正收入在12万以上的纳税者，实缴只占应缴的12%，大量的偷税漏税。二是政府太大养不起，收缴的税款大部分被用于养大政府、大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国公务员1900万，事业单位人员3600万，加到一起近6000多万，我国的财政收入去年是5.4万亿，今年大约是在6万亿，7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行政开支了。属于吃饭财政和养人财政，政府想拿公共财政暗补穷人但手中缺钱，有想法没办法。三是穷人太多补不起。中国农民多，弱势群体多，公共开支大，财政困难无法满足。总之，富人太富不纳税、政府太大养不起、穷人太多补不起，政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富人太富不纳税政府要加快税制改革，加强征管；政府太大养不起，政府如何瘦身减肥，减权减人，降低行政成本。穷人太多补不起，政府要抓紧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拿更多的钱补贴穷人。由于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民间弥漫着三仇的心理：一是仇富，穷人看到富人就来气，“红眼病”的越来越多。二是仇官，认为官没有好人，都是腐败分子，现在官场的腐败现象确实也很厉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三是仇警，恨警察，认为警察最坏。所以警察出现问题老百姓揭竿而起。贵州瓮安的动乱就是认为警察在处理一个女性的死因不公平，纠集几千人，烧了公安局，砸了县政府。这是一个导火索。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很有针对性。要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要求各级政府要做出预案，应急提前反应。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增强忧患意识，从预防社会危机的这样一个战略高度确保社会稳定。

4、旧体制制约的挑战，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三十年，但是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很多计划经济的旧胎记，计划经济的旧观念挥之不去，根深蒂固。回顾总结中国的革命和发展经过两个大的轮回。共产党闹革命是从南到北，先是广州起义、南昌起义以后是北上长征，最后进延安、进西柏坡、进北京；解放全中国夺取政权是从北到南，抗日战争结束后，派十万官兵到东北创建根据地，发展到百万部队，打完辽沈战役，入关打平津，然后沿着京广线南下，解放两湖、两广和海南岛，从北到南解放全中国；搞计划经济是从北到南，战略上依托原苏联，建设东北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从北到南构建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又是从南到北，在沿海特区包括深圳、汕头等，给政策快发展，沿海带内地，由南向北推，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告别计划经济已经30年，回头找找计划经济的标本，外看北朝鲜，内看黑龙江。政府行为太重，对经济干预偏深，行政审批手续偏多，政府把经济管死了。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改革体制、放宽环境。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们恰恰做反了，政府天天忙着分资金上项目，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国度里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和民众，政府的责任是搭平台，给政策创造环境。我国的政府对微观经济越位，对公共服务缺位，政企不分错位。这种经济市场、政治计划的不匹配是中国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源。实践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权政治体制只能搞计划经济，搞不了市场经济。现在看来我们的体制确实要做大的手术，要有大的突破，才能满足后三十年的大的发展。

所以笔者提出提倡新“三反”，即经济上反垄断，我们现在经济不活主要是由于垄断的束缚，我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六大行业是国有垄断，垄断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群众意见最大，所以垄断不除中国经济难活，垄断不除民营企业难有发展空间；政治上反集权，发扬民主，分权制衡保决策准确和政治清明；官场上反腐败，现在杀贪官、恨贪官，但是没有研究产生贪官的体制和土壤问题，例如韭菜割的挺欢，但是没有研究生长韭菜的土壤问题，不刨根，不换土，只治标不治本。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现在一些落后地区是经济垄断被你占死了，政治集权被你管死了，官场腐败老百姓恨死了，必须集中力量搞三反。那么从新“三反”引申到提倡新“三民主义”，即经济民营化，民营企业要唱主角，要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占大头，经济民营化，才能更好的发展；政治民主化，权利要监督，权利要分设，分权制衡，民主监督，才能保持政治清明，不腐败，才能保证决策的准确性；社会民生化，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搞经济和社会建设。后三十年的发展，体制改革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落实国务院的十条改革举措，力争为科学发展营造一个新的体制环境和平台。中国后三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要实事求是面对未来，勇破三大难题，实现新的大发展，到2039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