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转载始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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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第一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本篇主题词】知用其计,攻其不备,出人意料,为兵家取胜诡道。
  【现代释用】 说到“计”,人人皆知,对于它的作用,很多人都能信口说几句,但绝大数人又不能用得明白,皆因不知“计”的奥妙。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可见,孙子头脑中有一套征服人心的妙计。粗略看来,他提供了一下八点计策:一是,因利而制权;二是,用而视之不用;三是,远近相互交错;四是,用利益打动人;五是,在混乱中取胜;六是,避开强大对手;七是,善于激怒对手;八是,能够攻其不备。一句话,这些都是所谓的算计。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表明:算计应先于行动,算则胜,不算则败。战争如此,领导、做人、经商,莫不如此。

作战第二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其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①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注】①:“忌”加“艹”头。

谋攻第三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军形第四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兵势第五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guō(弓广)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虚实第六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第七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第八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屺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第九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
  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栗马肉食者,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
  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地形第十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屺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屺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屺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屺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第十三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编辑本段]兵法研究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