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的耻辱

教育者的耻辱

有病治病——读赵健伟《教育病》
　　许多人都在思考教育问题，即使从事的职业与教育并无干系，也难以规避。
　　因为我们多数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或迟早得扮演这个角色，教育自己的孩子义不容辞，就是想推托也做不到。
　　在中国当代的境况中，这无疑是项困难的工作。就算职业的教师，也不一定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大家都关心，都不遗余力，却未必做得好，甚至从开始就注定了做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
　　赵健伟的新书《教育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更多从家长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宽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
　　他忧心忡忡，疑虑多多，很像那位古代的杞人，对于中国教育的评价，他用了“失败”两字，也许结论做得太简单、也太绝对了。但至少家庭教育，身历其境者都有体会，确是大问题，许多家庭矛盾都是由对孩子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处理方法引发的，甚至闹到分道扬镖。
　　赵健伟认为，以分数为导向的整个教育体系，忽视了道德建设、意志锤炼、自由灵魂的培育、民主理念的树立以及实用技术技能的学习等等必不可少的要素，严重压抑了孩子身心的成长，正造就出精神上残疾、社会交往能力薄弱、缺乏兴趣、求生无术而又自视甚高的一代。而正是这样一代人，将成为社会栋粱。

他们撑得起我们正在建设的现代化大厦吗？如果现在再不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当年邓公为改革做总结，说最大的失败在教育。近些年来，不能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没有提高，投入没有增加，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某些方面的谬误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大约十年前，赵健伟写过一本书，叫《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以一个摇滚歌手为视域来关照中国流行音乐的历程，其中已经透出他对教育的关注与疑虑，因为叛逆青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问题。
　　到了这本书里，他的谈论仍是强烈与感性的，有一种摇滚的味道和力量。他寻求原因，也试图找出结论，虽然最终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近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家庭教育，并深知在当下的大环境中，想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与做法之难，一整套制度与规则像个巨大的滋场，让所有人都身不由己。
　　这么一种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它是必要的吗？即使必要，边界又在哪里？
　　如果说一个孩子一天用六个小时读书是正常的，十二个小时就有些荒诞了，而现在常常达十四五个小时。如果是成年人，这样的工作强度早违反了劳动法。
　　但你去重点高中看看，哪所不是这样？教育法居然没有相关规定，当然更谈不上执行了。而这样的“精英教育”，是多少家长打破脑袋也想让孩子挤进去接受的。
　　用赵健伟的说法，长此以往，“很可能整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让人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试图用一本书来说清这么个大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能够梳理清楚一些脉络，多少引起社会关注，让置身其间的人们认真作一下反思，也就善莫大焉。(石久)
　　教育者的耻辱------代序
　　每天，在太阳西下之后的幽暗中，一眼望去，每座楼里那星星闪烁般的灯火开始燃起。如果你闭目冥想，仿佛可以看到无数个孩子在其父母严厉的眼神中,匍匐在写字台前书写着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所谓文化知识作业；如果你再闭目冥听，父母们大声的喊叫和打骂声依稀象动物园里的狮吼一般让那些幼小的心灵颤抖不已。文化，这个原本非常优雅的词汇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却时常象训兽一样残暴。然而更让人辛酸和悲哀的是，这种训兽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却没有雄狮般的威武雄壮和傲傲风骨，相反，却是一群群弱不禁风、唯唯诺诺的驯服绵羊。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可以为我们目前所成就的现代科技及生活方式津津乐道，但在近代世界历史文化的总帐目表上，我们不尽缺乏尖端人物的杰出笔墨，而且我们似乎有越来越倒退的倾向。当“诺贝尔情结”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纪梦想时，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当代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以及大学者？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杰出人才在迈向世界的旅途中被我们自己无情地扼杀？为什么我们的应试教育只能培养出考试高手而普遍缺乏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
　　或许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早在十年前，一场中日青少年的野营生存较量是以中方青少年的惨败而告终的。于是高傲的日本人曾经扬言：中国的下一代人将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一阵喧嚣和叫板之后，我们似乎依然如故。那些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和每天过着“小皇帝”生活的孩子们依然在“爱”的关怀和纵恿下为所欲为。当我们太多的人只关心GDP增长的数目时，有谁想过，当若干年后一代创业者渐渐离去后，由谁来完成这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蓝图？由谁来成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宏伟大业？难道就由那些什么苦都吃不了，一碰到挫折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这一代娇男弱女么？因此，关于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显得如此严峻。我们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只培养成一种“单向度的人”，于是就产生了考试一百分而实际生存能力几乎为零的“新残疾一族”。普遍的缺乏责任心和坚韧的性格是这些“新残疾一族”的通病；高智商和低能儿怪胎般的成为这代人共有的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虽智商平平但只是具备了正常生存能力的人却成了这一代人的佼佼者。比如22岁就成为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张驰，这位在他母亲眼里“比较迟钝”，在他老师眼中“非常一般”的普通学生，却在其父母的精心教育下成了一个让众多人为之羡慕的佼佼者。更值得使人关注的是，张驰的父母并非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学者，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豪门，而只是极其普通的贫民百姓。他们只是不懈地告诫其儿子要做个好人，要本本份份的做人，要有爱心，要善待他人，要好好读书，无论今后做什么，只要努力了，父母都会爱你。
　　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对一个普通孩子提出的普通要求，没有太多的奢求和好高骛远的远大目标，但就因为如此，一种本应如此的做人之道的以及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恰恰成就了张驰现在的成功。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教育理念，也不需要多少财力去支撑这种培养环境，这里的一切都是所有家庭所有父母都可以为之的平常之举。但问题是就在于，如今有太多的父母在教育自己孩子的观念上有严重的认识偏差。与此同时，对孩子过渡的溺爱导致了“爱”本身的严重异化。而这种异化最终导致了是对自己孩子的亲身戕害！这是目前中国很多父母并未认识到的深刻之理。除此之外，我们整个教育环境以及社会价值理念的滑坡实际上促使了这批“新残疾一族”的加速扩展与成长。家庭与社会，当这两个作为人而无法逃离的生存环境已经联手来“戕害”我们下一代的时候，那么离悲剧的正真发生就已经不远了。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危言耸听，不信你就走入每一个家庭去看一看，去看一看那些在外面可以领导千军万马、为人师表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是如何苦不堪言的：去看一看那些每天劳顿终日而筋疲力尽的家长们回到家是如何无可奈何地成为自己孩子“三陪”的；不信你还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社会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才的？我们真正的人才为什么留不住而宁可漂泊四方？当一张证明不了任何实际能力的学历文凭可以让人对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斜眼藐视的时候，那么教育本身就已经沦落为一种形式而失去它原本的真意了。
　　就这样，一种对学历文凭盲目认同的社会病态导致了为了追求这种学历文凭的另一种家教病态，这两种病态的相恋导致了一批又一批怪胎的大量繁殖。我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的话，从微观来看，那种倾其所有精力和财力依然望子不成龙的现象将使众多家庭生活为此暗然失色。从宏观上来看，作为一个民族未来的青年一代，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只强调其学历文凭而不是其综合及实际能力，甚至连有些人缺乏起码的社会生存能力、彼此共存的责任心以及道德观念都漠不关注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如何在家庭教育以及全社会对下一代教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付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十年前，我写作并出版的《崔建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一书，曾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此书曾被评为1993年当时中国的十大畅销书之一。此后的一些年中，我下海经商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对很多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十年来，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时代似乎已经把人物化成了消费的机器，劳作—攒钱---消费，然后再劳作—攒钱---消费。就这样，人类原本自以为是傲的理性能力开始加速进入更年期，思维的迟钝和麻木已经被一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折腾的象痴呆一样，社会很多深层的危机已经虎视眈眈地逼近了我们的生存领地。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抽出点时间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了，否则我们最终的命运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2003年1月22日，当我听到我儿子站在海南的蜈支洲岛边看着清澈的海水中畅游的鱼群时喃喃自语道“我多想成为一条鱼而不想做人啊”时，我突然被震惊了！在一个幼小的心灵中，为什么人的荣耀在大自然面前会如此不堪一击？我们身为父母的在总以为给孩子带来幸福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孩子究竟要的是什么？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是如此的激动？他们在物质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对当下的生存状况不满？他们为什么经常会做出一些反叛的举动来显示一下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对此全然不知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成为他们的父母？一个没有资格做父母的人又凭什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理由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出类拔萃？
　　本书就是试图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富商豪门、成功人士还是布衣百姓，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都将逃不出本书所叙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