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分析

【一】由地理与气候谈起
地理与气候，乃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两大要素。缺少其中之一，那么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或者说，中国能成为一个农业大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中国整个农业文明就是围绕这两大要素而运行发展的。
从地理上讲，上天给中国提供的乃是丰厚的礼物，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等地方，很早就有了人类的生存，这些地区的面积在500万平方公里左右，仅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就有70至80万平方公里。从气候上讲，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导致中国气候的丰富多样，它包括了热带至寒温带的多种类型：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另外，中国各地区降雨量差别很大，总的来讲，从东南向西北，降雨量递减，高的，比如台湾东部年降雨量可以达到6500毫米，低的，比如西北沙漠地带，年降雨量才50毫米。地理条件的得天独厚与气候条件的丰富多样，给中国远古人类提供了一个广阔而优越的生存环境。中国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发端。
另外，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看，它的东边，是望不到边际的太平洋，东南又是人迹难至的横断山脉和热带雨林等丛林烟障地，西北是高寒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北边，是令人绝望的荒原沙漠。这样，中国的农业文明就在一种相对封闭与独立的环境中展开。其利端在于：中国农业文明进程受外界干扰很少，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历史也仅是一部朝代兴亡史，从来没有出现过英法百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局部的或者大型的国际战争。这样中国的农业文明就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发展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程度。其弊端在于：站在哲学层面，或者说世界文明层面来讲，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状态。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原农业文明虽然时不时得防范周边各游牧国的不断侵犯，但是这种侵犯与融合以及朝贡外交的建立与长期延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加剧了这种封闭与孤独！
【二】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是个温饱问题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人口大国了。据现在的学者估算，最后确认，西汉后期，中国人口已经接近6000万，12至13世纪中国人口曾经超过1个亿，明洪武年间跌到6500万，明万历年间，专家推测人口达到1.5亿，18世纪前期到19世纪前期，中国人口由1.5亿上升为4个亿。（参见《中国人口史》）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人口大国，一是自然的原因，是气候的适宜与土地资源的丰富导致的。二是文化的原因，中国人早婚、早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都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无限膨胀。三是政府政策导向的原因，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各代的政府想尽各种办法鼓励生殖。比如唐太宗，亲自鼓励大家早婚。627年，唐太宗下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新唐书》卷2《太宗记》）太宗真是个好人，姑娘没有嫁妆，男方没有彩礼，他叫民间及政府捐助，怪不得能闹个贞观之治呢。为了缩短生育周期，玄宗干脆把婚期又往前提了一截：“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卷83《嫁娶》）清朝时期，干脆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府如此地添油加醋，百姓们当然就很少闲着了。农忙时地里种地，农闲时在炕头种地，于是中国人口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清时，中国的GDP全球第一，首先就是得力于人多这一因素吧？
人口大国，会导致以下几个问题：
（一）人口压力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深耕细作之农业精神，中国农业遂成为劳力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劳动技术与农业技术的更新成为不必要，因为政府与农民关心的就是垦荒与增产两个问题，于是中国的农业在两千年的时间内没有本质上的技术革新。犁、耧、牛、人、锄就是中国社会永远的风景。我高中的时候，老家的乡民种麦子时用的仍是唐式耧。看历史书上的图片，唐朝人拉犁拉耧大都是二牛一人，可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乡亲们连牛也没了，犁地的时候，虽然可雇佣拖拉机，但是为了省钱，好多老乡干脆自己用镐一镐一镐地挖地了。至于拉耧，更是由人力来代替畜力了，一般是五个左右的人可抵上两头牛。大学毕业那一年，也就是1990年，我等待毕业分配的时候，还在家拉了一个月的耧。我是专业学历史的，所以拉耧的时候，那感触可是丰富多了，也深刻多了。
（二）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一个问题——温饱。
人口的无限制膨胀，导致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遂缺少必要的张力。一旦遇到天旱或涝灾，收成减少，农民们就会出现肚皮危机，政府也就相应地出现执政危机。所以温饱问题是中国历史恒远的一个问题。
传统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温饱问题，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收成减少，农民出现肚皮危机的时候，官员就必须为民请命，甚至不得不采用迷信的手腕。
中国的温饱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神农氏神话。神农（一说就是炎帝）是传说中农业与医药的发明者。据说，少典安妃在华阳登游时，有感而怀神农。神农生下来，那是人面龙颜，三个时辰便能说话，五天便会行走，七天便长全牙齿，三岁就开始做稼穑游戏了。一句话，天生就是个农业劳模。当时人们还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神农不忍人们忍受苦难，便用木头制成耒耜等农业工具来教人们耕作。他根据土地的干湿、肥瘦等自然状况来教人们种不同的作物，于是人们便开始了农业生产。他本人呢，也获得了国家级劳模称号——神农氏。另外，为了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他遍尝水泉甘苦，为了解决人们的疾病之苦，他遍尝百草滋味，曾一天中了七十次毒。
温饱问题在中国文化里有着很深的积淀。最明显的文化情结是：凡是解决人们吃喝问题的人，便是人民的衣食父母，并可能因此而走向神坛。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另一农业神话——后稷神话。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官。后稷的出生也比较神，据说，后稷的娘叫姜嫄。有一天，她到郊外去求神，在路上看到一对很大的脚印，便好奇地用自己的脚去比试。她的脚刚踏上拇指的地方，便有感而孕。结果生下一个男孩，姜嫄认为事情太奇怪了，是个不祥之兆，便想把孩子扔掉。但扔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便把孩子养了起来，取名为弃。弃与神农一样，打小也是一副农业劳模的小样儿：模仿大人种地！长大后，更喜欢种地了（这可怜的弃儿，其名字就应了中国农民的处境，可怜见的），终于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种地能手，大家都跑来向他请教。尧听说他的名声后，提拔他为部落联盟的“农师”，估计相当于原先人民公社时代的农业技术员。
舜帝时，聘请他担任“后稷”的职务，“后稷”是什么意思呢？“后”字，甲骨文里写作“育”字，而“育”字的甲骨文写法，状似妇女产子形。至于“稷”，原意是谷类，即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注：谷，稷也，名粟。当然，稷也是古代农官代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注：稷，田正也。当然，稷，还有神的意思，谷神。西汉郑玄《周礼》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这样一来，后稷这官职的含义可就大了去了，使得中国农业领袖有了衣食父母的意味。这一意味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无限地延伸与扩展。天阳地阴，皇天后土，中国的农业特别是土地本身，在人民眼里就有了母亲的象征意味；中国的各级官员，特别是直接管理人民吃喝拉撒的七品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中国的农民领袖，能解决人民肚皮危机的，那就是神仙救世主了。比如李自成进河南，当时只有50骑人马，天助人也，当时河南正闹饥荒。李自成在河南杞县书生李岩的建议下，扯出了“均田免粮”的饭兜子，饥民们一听，扯开喉咙撒欢儿：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够找闯王。
不当兵，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这么一叫唤，李自成势力剧增，一下子达到10万之多，并且因此而一路凯歌，进了京，坐了龙王椅。如果不是爱新觉罗家捣蛋，天下就由朱改姓李了。无独有偶，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农民斗地主的方式之一，就是“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万把人，在四天的功夫吃下百头猪，给人一个直觉：革命虽然不是请客，但首先是吃饭！吃饱了，啥都好说。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中老百姓歌颂忠王李秀成有这样一首歌：“萝藤爬在高墙上，农民要靠李忠王。地主老爷吓破胆，百姓找到亲爹娘。”（见程英编《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谣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相形之下，比如老美那边，由于历史上不存在肚皮问题，所以它的文化里没有衣食父母的任何痕迹，我都给他们编好一些歌谣了，比如：“共和党啊，我的娘啊，民主党啊，我的姨啊，华盛顿啊，大救星啊……”可惜他们那边的百姓不接受，就一个原因，肚子不饿。再拿英国作例子，英国1381年也发生了农民起义，但是它起义的最直接原因却不是肚皮问题，虽然在此之前英国在几十年之内领教了历史上最痛苦的天灾——黑死病，其人口死亡率据英国学者J.C.罗素分析，高达50%，但是它的农民起事乃是因为国王增加了人头税。英国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显著不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总之，英国文化里也没有衣食父母这一意味。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有衣食父母这一意味的，仅限于四大农业古国，农业发源于他们各自的大河流域，于是这河就成了他们的母亲之河。也许，这才是传统吧。不过，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很少有像中国那样，有着那么沉重的人口压力，直到今天，中国的孩子挑食了，他那乡下出身的父母还会用一句话来概括：饿得你轻！看来，饥饿是中国人祖传下来的文化记忆。
【三】人口与战争的关系
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频繁，那是最恰当不过了。
西汉末期，中国人口6000万左右，中间打打杀杀，纷纷乱乱，经过千年的演变，到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查户口，洪武二十六年，中国人口恢复到6500多万，说明在气候、土地等两大农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也就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超过一定的基数，农民战争就会起而调节。但是，由于明朝后期玉米、马铃薯及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普及，导致中国人口畸形增加，特别是这几种高产作物在丘陵地带也能够种植，这就大大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清朝开疆拓土，最终使得它的可耕地面积比前朝成倍地增加。于是清代人口创历史最高峰，鸦片战争前达到4亿多。有学者认为，洪杨起义跟外国的殖民入侵关系不大，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这些学者认为，即使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洪杨起义还是会发生的，事实上，康乾盛世后期，大清的人口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秩序了，嘉庆一上任，面对的就是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面，规模比较大的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天理教起义。所以说，农民起义就需要两个前提：其一，二三百年的和平让人口达到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其二，大面积的天灾突然出现，成为压垮中国农业社会旧有秩序这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导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而人口超过传统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后，社会危机就会爆发。
遗憾的是，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发现了，马尔萨斯就会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英国。鸦片战争前几十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危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事实上，马尔萨斯的呼吁在英国，像中国的杞人一样可笑，因为以前及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担心完全多余，相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多国家，现在担心的倒是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了，特别是法国，政府甚至认为一个法国女人生孩子，就是热爱法兰西民族了。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呼吁有些可笑的话，那么面临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状况导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长，中国知识分子中竟没有出现一个马尔萨斯这样的学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问题，中国的康熙倒是发现了，认为“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清圣祖实录》卷240），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叹“朕常以为忧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编：《康熙起居注》）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时，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朕甚忧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乾隆帝发愁的同时，大清有个叫洪亮吉的学者，也在发愁，并且因此而被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问题是这中国的马尔萨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导致生育的增长，他的措施如下：垦荒、移民、减税、防止土地兼并、艰苦朴素、开仓济民等。总之，这些最英明的帝王与学者，怎么着也不会想到限制生育这一条路上去。传统条件下，那是多么不道德的一个想法啊。当然如果想到了，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么气极败坏地急煞车“只生一个好”了！
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的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死伤最惨，效果最不理想！
古代农民造反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的穷困归罪于贪官污吏与皇帝的无能之外，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史者一般仍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战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我上学的时候，就发现历史老师讲农民起义有个固定的套路，某朝某代末年，吏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所到之处，从者如云，义军势力大增，摧枯拉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反动势力。但是，由于农民缺少先进阶级的领导，缺少先进理论的指导，最后还是失败了。其实，封建社会之体制，吏治何时不腐败呢？至于土地高度集中，也并不一定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地产制，阶级矛盾虽然有所升温，但是与圈地运动大约同时兴起的济贫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一矛盾，所以它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以，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讲，可怕的不是做长工，也不是做佃农，可怕的是，不管做什么，仍然填不饱肚子。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
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长工的温饱维持仍然有危机；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佃农的日子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蒙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就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样，如果政府处置得当，那么危机就会过去，如果处置不当，危机就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德日意的社会走向与美国的社会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
遗憾的是，中国封建政府既发现不了人口问题，又搞不好社会公正问题，更对天灾人祸对农民的影响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弥补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按王朝轮回的大致时间推算，我们可以发现，战争会使人口大量地减少，但是二三百年过后，人口问题会再次出现。至于农民缺少先进理念先进政党云云，倒是十分确切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力量，不代表先进生产关系，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
这种盲目导致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表现在：第一，农民起义大都失败了。第二，即使成功了，也不是农民的成功，而是某个农民领袖的成功，天下是他家的天下了。第三，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张力相对扩大，农民的肚皮危机暂时缓解。第四，新王朝对于新到手的天下，相当于一个小资女人对于新买到手的新衣服，穿着时还是有些爱护的，所以统治者还是比较亲民爱民的。第五，农民杀了旧皇帝，代之而起的是新皇帝；农民杀了旧地主，代之而起的是新地主；可农民依然是农民，仍然是皇帝、儒家和小农构成的金字塔体系的最下层。最后，战争过去了，但是和平时期，政府鼓励人口无限制地增殖与开荒辟地，意味着整个社会已开始为下一次战争准备人力、物力与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