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兽行:美军向志愿军女战俘施暴(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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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兽行:美军向志愿军女战俘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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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俘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年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和许多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对那场战争并不陌生:我们曾站在父兄的肩上,挤进欢迎“最可爱的人”的行列里;我们曾参加过慰问演出,让那些经过炮火硝烟的大手把我们举向空中,使我们觉得和平的蓝天伸手可触;我们听过许多场报告,随着前线的勇士去冲锋;我们熟悉鸭绿江、上甘岭,像熟悉家门前的小河、街道和学校;我们学唱:“一条大河……”、“风烟滚滚唱英雄……”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志愿军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
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请来她的亲戚给我们作报告。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志愿军战俘”。他的报告,留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的是铁丝网、电刑和血淋淋的心脏……那天晚上,我做了恶梦,把家里人全吵醒了。这个我讲不清的梦,至今还朦朦胧胧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十几年后,1979年底,我在北京某机关上访接待室里,又见到了他们。他们十几个人,穿着一色的蓝衣服,操着四川、山西。辽宁……等各地口音,在和接待人员争论着什么。说着,说着,他们有的脱了上衣,有的挽起袖子,我看见在他们的背上、胳膊上都留着一块块伤疤。我不禁走过去,摸着其中一个人胳膊上的一块巴掌大小的伤疤——它已经结成死痴,可以看出当时伤口愈合得很不好,一棱一校的肉条向外翻着。我怯生生地问:“还痛吗?”
“不……现在是这儿痛。”他指指自己的心口。
我无言以对。我已经不再是个幼稚的小学生。就在这时,我萌生了要了解这些人的愿望。
由于我非常熟悉的几个同志从1979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为志愿军战俘复查的工作,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批人中许多不平常的经历,并且多次和他们一起会见了这些当年的战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迟迟未能动笔。直到1986年的上半年,《昆仑》编辑部的同志和我谈起这件事,并由他们出面为我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创作假”。领导欣然允诺。于是我开始了为期七周的紧张的采访和写作。
我看了近五百封被俘归来人员的申诉信。看了许多他们写的自传、自述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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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左一)视察“联合国军”中的英军部队
看了那些后来成为派遣特务而被捉获的战俘的供词和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我采访了志愿军战俘中的代表人物。我的朋友刘五一同志为我查找了许多朝鲜战争的背景材料。这时,我才初步认识了这些志愿军战俘。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决不雷同的人,他们中间有操着流利英语的大学生,有曾经出生人死的老红军干部,有高贵地死去的纯真的女俘,有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有高喊“共产党万岁”而被挑出心脏的国民党人的后代,也有成为卑鄙叛徒和败类的“革命阶级”的儿子;有人屈辱地活着,有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他们是与当年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白公馆的英雄们不同的一群人,他们是人民军队第一批被外国军队俘虏并关押在异国土地的战俘……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他们有6673人返回了祖国大陆,有1.
4万多人被裹胁到台湾。他们中间有背叛祖国的败类,也有长眠在异国的烈士。烈士们死了,任何赞美之词也无法唤醒他们。败类们走了,任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无法洗刷他们的耻辱。经过30个春秋,这些当年的战俘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许多人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将带着对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战俘营的记忆,告别这个世界。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受到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遇才有了好转。这20多年的逆境,为他们当年的回国斗争作了长长的注脚,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一位战俘在1979年写了这样一首题为《露水》的小诗:
汇不成江河,
流不进大海,
但我也是水,
在太阳下同样闪光。
归国的6千多名战俘,像6千多滴露水,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中国的传统中,被俘是极不光彩的。不管如何解释,人们在感情上都很难原谅那些被俘者。至今有些志愿军战俘仍然被人们。甚至被妻子、丈夫、儿女所蔑视、所歧视。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将永远难以弥合。
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人最关心的是面子。他们不允许一个人为他的国家丢脸。”我不想评论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和谬误的成份。我想说,被俘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丢面子。就像战争要流血和死人一样,战争也必然会有人被俘。俘虏的多少既不能说明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战争的胜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盟军方面被纳粹德国俘虏了几百万人,其中有苏联军队的俘虏570万,而被打败的是纳粹德国。
盟军的俘虏中,有一个人后来当了法国总统。这就是访问过中国的密特朗总统。我们许多人曾举着鲜花,迎接过他。他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的黑暗的日子,既不失法国人民的荣誉,也不失他后来作为法国著名政治家的“面子”。
当年的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曾经说过,在被朝、中方面俘虏的美国军人不少英雄。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也要说:在被美军俘虏的志愿军战俘中有少伟大的英雄。我要说,他们是我的父兄,我的姐妹,我的朋友。
第三章 女俘
战争的本质是残酷、粗扩和悲壮的。女人的天性是温柔、慈受和善良的。女人被卷进战争,这再确切不过地说明了战争——这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怪物,是根本违反人性的。
而女人一旦成为俘虏,她们的处境则更为悲惨。
在朝鲜战争中究竟有多少志愿军女兵被俘,这至今还是个谜。我敢说,经历过那场战争的美军指挥官也无法统计出确切的数字,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被送进战俘营。在原始社会的争斗中,男人被作为俘虏,女人与牛羊、石器等一起被列入战利品。在这个被称为进入现代文明的星球上,人类还保留着许多它最被形态的意识和行为。
这里讲述的是几个志愿军女俘的命运。由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未用她们的真实姓名。
她叫张丽华,被俘前是志愿军某部卫生队的护士。她刚刚17岁。准确地计算,她被俘前的军龄只有10个月。她实在不像个军人,这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太娇小,娇小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可爱;也不仅仅是因为她长着一副甜嗓子,整天唱呀,蹦呀,唱个没完;蹦个没完;最主要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作为一名军人,特别是一名女军人,这意味着什么?
她的父母是某城市的职员。她是父母惟一的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后,她背着亲人考人部队卫生学校,从此参了军。那时,她只知道参军光荣,穿军装漂亮。而她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成为一名俘虏,而作为一个女俘虏又会遇到些什么?她那时以为当兵除了打胜仗,就是唱歌和欢笑,还有亲人献上的鲜花。而这一切,在突然之间,以一种异常残酷的方式告诉了这个纯真的少女。
在朝鲜前线,领导把宣传鼓动的任务交给了张丽华和其他三个女兵。四姐妹中,她最小。大姐姓王,22岁,是她们中间惟一结过婚的,她的爱人在团里当干事,她俩刚结婚就随部队到了朝鲜前线。有人猜她快要当妈妈了,战斗间隙,空中还响着枪弹的呼啸,她从背包里拿了那件娃娃衣服,一针一线地在上面绣着一个和平鸽,白白的鸽子,嘴里还衔着一枝绿色的橄揽枝。她绣着绣着,常常自己忘情地笑起来,把一个母亲的爱都绣了进去。大赵20岁,长得像个小子,黑黑的,又粗又高,嗓门特大,性格泼辣。人朝前,妈妈给她来封信。说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她看着信脸都红了,以后还节过两天食,说是让自己的腰身变细点。小李,18岁,因为她长得太瘦,像根面条,所以她倒是挺羡慕大赵“吃什么都长肉”。就是这么四个女兵,组成了一个鼓动组。她们四个人形影不离。行军路上、前沿阵地上、卫生所里,到处都听到她们的歌声。
后来,四姐妹中只有张丽华一个人被押进了美军战俘收容所。她完全变了,变得目光呆滞,面色苍白,沉默寡言。一连几天,她滴水不进,一声不吭。见到中国人,她就捂住自己的脸,泪水顺着指缝流下来,她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美国兵把她押去审讯,她一进审讯室,趴在桌子上就流泪,一句话也不说。审讯的美国军官拿来一包巧克力、口香糖,她一把扔在桌子底下,对美国人破口大骂,站起来就走。美国军官将地下的东西拾起来,硬塞到她的口袋里,在收容所门前,她又扔进臭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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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里有一个黄头发的婴儿。人民军的女战俘给她讲了这个孩子母亲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美国兵天天晚上都来强奸女战俘。一年后,有个被强奸的姑娘生下了这个黄头发的婴儿。美国兵听说了,送来了奶粉、巧克力和面包。她只留下了奶粉,把其它东西都扔了出去。这天晚上,美国兵又来纠缠,把她按倒在床上,她挣扎着,一下子掐住了美国兵的脖子。美国兵从身上掏出匕首一刀刺在她的心口上,可她一直没有松手……黄头发的孩子成了孤儿。
张丽华听完,“哇”的哭出声来。这是几天来她第一次痛哭,那哭声震荡着空气,揪紧了人心。以后,她讲了她们被俘的经过: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了。她们四姐妹跑进深山,靠着指南针,到处找部队。粮食吃光了,她们就吃野菜,吃树叶。晚上,她们四个人挤在一起,抵御山里的风寒。
一天傍晚,她们被搜山的美国兵发现了。而她们手里的武器只是一枚手枪、10发子弹和两把月琴。
她们被俘了。
美国兵把她们带到营地,给她们送来几块面包,她们饿极了,拿起来就吃。
美国兵的眼光不怀好意地在她们身上溜来溜去。他们借口搜查武器,在她们身上乱摸,被大赵咬了一口。美国兵却不生气,一边揉着手,一边嘿嘿地笑着。
她们被押到一个帐篷前。美国兵说是要进去个别“审讯”。四个人一起坐在地上,抱成一团,谁也不进去。
两个美国兵一前一后,把小李抬了起来,她两腿乱蹬,连哭带喊:“我不去!
我不去!”
“站住!”大姐站了起来:“你们别动她,有话跟我说。”
大姐平静地用手往后拢一下短发。在落日的余辉中,她显得高大极了,不,是高贵。一个身陷囹圄的女人,以这样的目光、这样的神情来面对强暴,这就是人类高贵的尊严。
美国兵没有碰她,押着她进了帐篷。一会儿,就听到帐篷里传出大姐的呼喊声。
三个人不顾美国兵的阻挡,一齐冲进帐篷。只见几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美国兵,正把大姐接在行军床上,一个美国兵用长满黑毛的身体压着她。
几个美国兵一拥而上,把她们抱住了。她们挣扎着,她们撕打着,她们叫骂着。
但她们终究是女人。她们的衣服被撕破了。呻吟声、叫骂声、狞笑声、喘气声……
混成一片。
……一个美国兵带着兽欲的满足,从大赵身上站起来。这时,大赵猛地抱过美国兵放在地上的卡宾枪,嘟嘟……枪口喷着红火,一个美国兵倒下了。
美国兵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帐篷被包围了。美国兵架起机枪向里面扫射。
四个赤裸着身体的志愿军女俘,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齐声唱起了歌儿,她们心爱的歌儿。她们披头散发,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流到了一起。歌声,在机枪的嚎叫声中冲向云霄。子弹,射穿了姑娘们高贵的身体,鲜红的液体喷涌而出,给她们洁白的皮肤盖上了一层神圣的红纱。
四姐妹中,大姐、大赵、小李牺牲了。张丽华因为被压在她们身体下面,只受了一点伤,昏过去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几个志愿军女俘的故事。至于张丽华以后的情况,说法不一,有的说她在1952年与人民军女俘一起庆祝朝鲜“八·一五独立日”,被美国兵开枪打死了;有的说她至今还流落在他乡;有的说她早已返回祖国……我希望她还活着。
但我不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一章。这对于她来说,是过于残酷了。我知道,她们比男俘更怕提起那可怕的往事。
我想,如果有哪一位画家有志于创作志愿军女兵的形象,那么请把她们献身的那一瞬间色彩和线条记录下来吧,变成人民永远的记忆:在暮色中,在喷着火蛇的机枪扫射中,四个志愿军女俘抱在一起,唱着歌儿,在她们的头顶上是四只洁白的鸽子,四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这就是新中国的女性,这就是中国女兵。中国人就是有了这样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才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我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一位志愿军归俘给我讲了另一个志愿军女俘归国后的命运:她转业到了某城市。几年后,她结婚了,她是一个相当温柔而多情的妻子。结婚一年后,丈夫怀疑她在朝鲜被美军糟蹋过,并以此羞辱她。他们分居了,离婚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起了这段有口难以说清的事情。她想到过死,为了两个孩子,她还活着。现在,组织上为她曾被错误处理平了反,补发了几百块钱,但是精神上的创伤将终身难以弥合。
我不想去考证她当年是否受到过美军的侮辱(并不是每一个被俘的女兵都受到过这种侮辱)。我只是想说,忍不住地要说,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的男子汉吗?—
—不去谴责把痛苦强加于她们的那些人面野兽,却以道德的名义把脏水泼向自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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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野蛮与文明
在战俘营里,野蛮的中国人将能享受到西方文明……
——一位美军看守的话
野蛮与文明,是人们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大题目。
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时日,大洋此岸和彼岸曾经交战的人们,终于懂得了“中国人并非都野蛮”与“战俘营里的‘文明’并非是西方文明”这点浅显的、似乎没有多大意义的道理。然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人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生命。
以耶稣、上帝和佛祖的名义
在饥饿和野蛮的战俘营,宗教事业空前地“繁荣”起来。从1951年初,在志愿军战俘营里,陆续建立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协会,穿黑袍、穿黄袍的神职人员在战俘营出出入入,大有中外神仙云集战俘营之势。
穿黄袍的佛教“林大法师”,是美军战俘管理当局颇费了一番功夫,才从“日本佛教协会”请来的。既要信佛,又要反共,还要会中国话和英语,这样“贯通中外”的人物确实不是滥竿充数之辈所能够胜任的。遗憾的是,这个从中国古代就已盛行的宗教在两万名同胞中竟只找到十几个知音。尽管如此,林大法师照样兴师作法,频频来往于国民党特务营地与战俘营之间,毫无心灰意懒之意。
穿黑袍的是美第八军的上校牧师吴博礼。此人50多岁,瘦高的个子,满面虔诚,胸带十字架,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据说他曾在北京、青岛等地传教30多年,何时从军不得而知。他的副手是一位南朝鲜姓韩的牧师。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为耶稣招收了一万多名“身负罪孽”的信徒,这在他传教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各战俘大队都设立了“咏诗班”。除每天12时进行广播传教外,每星期集合各大队传教一至二次,每星期天都要作礼拜。
“作礼拜喽……”每星期日上午9点,随着一阵哨声之后,几个粗鲁的大嗓门乱吼乱叫起来。
李大安带着警备队到各个帐篷去检查,用棒子和匕首把一群群战俘赶向空场。
常常有人被警备队员拧着胳膊推操着,按在吴牧师的面前。
开始作礼拜了。先唱颂歌,吴牧师弹着风琴,虔诚地领唱:
“耶稣爱我,
我爱耶稣,
耶稣赦免我罪过。”
如此反复三遍。下面一片叽叽喳喳,听不清在唱什么。
接着,由吴牧师领大家念《圣经》。吴牧师高喊:“大家拿出《圣经》,翻到第×页。”话音未落,只见下面纷纷举手。吴牧师知道,又有人要领《圣经》了。
这些举手的人有的说《圣经》没发,有的说《圣经》没带来,总之是要求领一本。
吴牧师并不吝啬,领《圣经》的人越多,说明信徒也就越多,同时也证明了他传教的成绩。他一边发《圣经》,一边摸着这些人的头,笑嘻嘻地说:‘你们都要信耶稣,他一定会保佑你们和在国内的家人平安。”他可能想不到,战俘们因为没有手纸,把《圣经》都拿去擦屁股了,厕所的阴沟里到处丢的都是《圣经》。
宣读《圣经》之后,由吴牧师“传达耶稣的声音”,他脱帽闭目,讲的还是老一套:“你们是地上的罪人,望耶稣赦免你们……”
在整个仪式过程中,警备队员提着大棒在四周转悠,谁提前退场,谁交头接耳,迎头就是一棒子。所以,“天堂来的声音”常常被地狱里才有的惨叫声所打断。
总算是听到了一声“阿门”,大家一哄而散。
吴博扎白天是牧师,晚上是屠夫。他用黑袍子作掩护,带进战俘营里上百把刻着“US”的匕首,交给败类们,鼓动他们去杀那些“共产党分子”,然后他又到死者坟前去祷告。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所有杀人事件,几乎都与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也许他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耶稣的思想,因此他不相信自己会受到报应。
还有更糟的事情:
张××,参加志愿军前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战俘营里,吴牧师似乎对他分外照顾,常常对他说:“咱们都是耶稣的仆人。”。以后,他要求回国,在铁丝网前喊话时被美军士兵开枪打死了。不知是谁把吴牧师叫到了他的尸体前。
此时此刻,吴牧师本该更仁慈一些,更表现一些人性,更有一些耶稣使者的风度,可是这一切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他恶狠狠地踢着张××的头颅,咬着牙说道:“该死的共党……”
“休养所”
休养所,多文雅的名字。提到它,人们会联想到绿色的草坪,温柔的话语,舒适的房间……任何神志正常的人,都不会把它和战俘营联在一起。
可是,美军战俘营里偏偏有“休养所”。
在釜山,在巨济岛,在济州岛都设有战俘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所谓的“赤色战俘”、“死硬的共党分子”,凡是宣传回国的战俘也会被带上这两顶帽子送到这里。
一些美军看守和叛徒、败类们称这里为“休养所”。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们究竟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这么称呼战俘监狱的?
这些监狱的内部构造颇不寻常,现代文明知识为野蛮目的所用,其结果便是兽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为这些牢房的图纸申请过专利,冒昧在这里披露一二。
刺笼。在釜山第三战俘收容所西北面的岗梁上,围着一个大铁丝网,里面又用铁丝网分成很多小圈,小圈之间相隔78米。每个小圈长1.5米,高1.5米,宽1米,四面无墙,头上无顶,地下就是黑土。这里的铁丝网眼只有1寸左右,朝里的铁刺被磨得尖尖的。关进去的人,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靠又不能靠,只能缩成一团呆在中间,稍不留神就会被扎得满身是血。夏天,人在里面被晒得头昏眼花;冬天,人在里面被冻得浑身僵硬。据坐过刺笼的几个战俘介绍,能活着从刺笼里出来的人,大都已是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有的人出来后长达10多天不能动,手、腿和腰长期伸不直,有的终身成为残废。
水牢。釜山第一战俘收容所的右边和巨济岛七十二联队的西北面,都有一座水泥结构的平顶房子,四周围着铁丝网。这里是水牢。每间水牢像个喂牛的槽,人只能在里面半坐半躺。墙上开了一眼6寸见方的窗子。门是铁的。水泥地上铺着一个破草包。墙边放着一个粪桶,粪桶长期不倒,粪便直往外溢,草包吸满粪水,沤得发黑,粪水从铁门底下往外渗。1952年7月,战俘周光宇因为组织回国斗争被美军关进水牢。他说:他被五花大绑押进水牢,离得老远就能嗅到刺鼻的恶臭,走廊里粪便流得到处都是。他先被毒打一顿,然后一个美国兵打开铁门,把他塞进去。他的身子往草包上一挨,立刻粪水四溅,弄得他一身一脸,仔细一看,一团白色的蛆在草包上爬来爬去。他想站站不起来,想躲,没有地方。只能把头凑近小窗吸几口新鲜空气。许多战俘在这里一关就是十天半月,身上的肉都让粪水泡烂了。
CiE学校
1951年8月中旬,巨济岛七十二、八十六联队来了十几名台湾特务,他们自称是“CiE学校”的教员。CiE——是美国远东民众教育馆的英文缩写。看来美军似乎要在战俘营办学了。接着,又大兴土木,在这两个联队建了两个大铁皮棚子,作为CiE学校的课堂,正门楣上写着“自由大礼堂’五个黄色大字。
CiE学校每周三堂课,全体战俘必须参加。教学的内容全部与“反共”两个字相关。由于学员上课时心不在焉,常有人打瞌睡。除了增加警备队员手持棍棒在课堂巡视之外,他们还在课前、课中让战俘们唱歌,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同时,唱歌也是CiE学校教学的一部分,什么“打回大陆去”等歌曲就是在这里教唱的。这天,上课前又由特务教员领唱什么“杀死共匪”之类的歌儿,他起了几遍头,和者甚寡,唱不起来。一怒之下,特务教员点名让战俘曹明(真名叫赵明智)上台来唱。曹明虽然只有22岁,但早在10年前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五师的“长城剧团”,他不仅能跳会唱,还十分机灵,由于他在战俘营里多次联络人表示坚决回国,特务。败类们都把他视为眼中钉。特务教员让他当众上台唱歌,目的之一就是要整整他。
曹明走上台,只见他略一沉思,清了一下嗓子,唱起了“王大妈要和平’,他字正腔圆,富有激情,顿时台上唱,台下应、全场唱起来。警备队员挥舞着棒子乱打一气,歌声还是不停,他们只好上台把曹明按住。特务教员问:“曹明,你为什么唱共产党的歌儿?”
曹明说:“我唱的是要和平,怎么是共产党的歌儿,难道国民党要战争吗?”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特务、败类们气急败坏,把曹明拉走。会场内是吵吵嚷嚷,一堂课只好不了了之。
每堂课之后,CiE学校都要组织战俘进行“讨论”,让战俘们复述特务教员讲的反共内容,然后他们将这些内容变成战俘们的“体会”和“认识”,去登报宣传,造成战俘们不敢回国的心理压力。
一次,CiE学校突然举行“发奖大会”,获奖的都是平时被特务、败类们称为“死硬的共产党”战俘。奖状是一张绿纸,上面写着“奖给××优秀学员”,奖品是两块糖果。当时,共产党员侯光甫也在“获将学员”之列。共产党员们坚决拒绝领奖,抗议CiE学校搞的陷害阴谋。但这并未妨碍“授奖大会”的进行,奖品由小队长代领,下台后就放到嘴里。奖状,他们照样敲锣打鼓,贴到了墙上的“光荣榜”里。
这一手,确实厉害。当时那些拒绝领奖的共产党员们绝不会想到,他们回国后,一纸“奖状”会成为他们“立场不坚定”的证据,使他们一连申诉30年。CiE学校的“教学效果”竟如此长久,恐怕那些教员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吧?
战俘剧团
1951年11月初,一天晚饭后,七十二联队中队长以上的“俘虏官”聚集在“自由大礼堂”,审查联队剧团新排演的一场话剧。
在战俘营里,由战俘自己组成剧团,让战俘们饿着肚子去演戏和看戏,这是“现代文明”的战俘营的又一个体现。
那天,剧团排的什么戏,剧名许多人都不记得了。内容是以战俘中的叛徒为原型,表现一个所谓的解放军战士,因为忍受不了“压迫”,逃脱后,投降到反动军队里。投降后在特务审查时,他借机诬蔑共产党和解放军。编写剧本的那个人大字识不了多少,除在家听过几出川剧和在战俘营看过的几部美国影片外,几乎其他什么戏剧都没有看过。但是王顺清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偏偏要赶着鸭子上架,他不敢不从。于是乎,他祖宗三代的第一个“剧本”就在异国的土地上出笼了。这个“剧本”实在称不上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由台上几个穿着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装的人,轮流破口大骂,语言之粗俗,连骂街的泼妇听了都会脸红。
战俘剧团的演员,大部分是被俘的志愿军中的知识青年,许多人是被棍棒打上了台,强念几句台词,装模作样一番。那天,扮演那个所谓“解放军战士”的是原四川大学学生、志愿军某部英语教员林学逋,因为他平时爱说爱笑,被败类们强拉进战俘剧团。
台下,王顺清、李大安、魏世喜这帮败类依次坐好,乱哄哄一阵之后,李大安用棒子在地上狠敲了两下,演出便开始了。
演到特务审问那个投降的“解放军战士”时,特务问道:“你们为什么投降到我们这边来?”按照剧本,扮演“解放军战士”的林学逋应当说:“我不愿意跟着共产党这些王八蛋作不正义的青年。”林学逋在念到“我不愿意跟着”时,故意咳嗽一声,把“共产党”三个字漏掉了,接着念道:“这些王八蛋作不正义的青年。”同时用藐视、讽刺的神情指着台下的那帮败类。
顿时,会场像是捅了马蜂窝,乱作一团,败类们跳到椅子上破口大骂,有的抄起石头就往台上扔。戏演不下去了,李大安等人拿着棒子打上戏台。王顺清跑到后台去找剧本,一字一句地检查。然后,把林学逋带到警备队,连夜毒打。
第二天,台湾特务张粥听到了这件事,用手指着王顺清和李大安说:“你们这么精,还叫人家钻了个大空子,在咱们的舞台上,给敌人作了宣传。”
王顺清、李大安低头不语。张粥又说:“这个家伙你们要特别注意,好好查一下,他绝对不是一个人,一定还有别人在后面操纵,你们要把这些人调查出来,不然,早晚都是祸害。”
战俘剧团宣告解散,一些演员被关进警备队接受“棍棒教育”。在第二年4月7日,李大安亲手将林学逋剖腹剜心,施以极刑。
第十章死亡阴影下的“甄别”
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12月10日起,进入第三项议程,商议战俘遣返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朝中两国都被人为的分割为两个部分。如果有意利用这种非正常的情况,战俘遣返问题必然会变得复杂化。12日朝中方面代表提出了完全符合日内瓦公约和人道原则的全部遣返双方战俘的方案。但联合国军方面拖延了三个星期不予答复。这中间华盛顿对美军谈判代表表示了这样的立场: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这样,联合国军方面提了“一对一交换”和“自由遣返”的企图扣留大批战俘的方案。1952年2月初,朝中方面又提出全部战俘被遣返后不再参加朝鲜战争,以便让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建议。这使战俘问题的谈判跨进了一大步,随即进入参谋会议,商谈遣返的具体安排。至3月初,整个战俘问题的谈判只剩下战俘遣返的原则。谈判出现了僵局。
朝鲜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问题的激烈争执,是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决定了“自由遣返”原则之后,就下达了对战俘进行甄别的命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把命令传达给美国第八集团军,第八集团军又传达给釜山的战俘管理当局。于是,经过周密准备,一次标榜为人道主义的“甄别”开始了。
1952年4月2日
李大安病了。胃疼得在床上打滚儿。
这可急坏了美国随军牧师吴博礼和几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在李大安的屋子里进进出出,还找了美国中尉医生专门给李大安治病。
吴牧师在李大安床头说:“你快些好吧!现在快要开始甄别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来做。在甄别之前,你要给他们讲几次话。告诉他们:要回中国大陆的人,我们不会给他们饭吃,不会给他们房子住,也不会把他们送回去的。你要知道,信耶稣的人在你们联队是最多的,他们的名字我都报到上面去了,我都给他们发了《圣经》,他们要走了,都是魔鬼,上帝不会饶恕他们。”他唠唠叨叨一大通,最后,还划了个十字。
几个国民党特务拿了一大包糖果、饼干和香烟,送到李大安面前,对他说:
“大风雨要来了,天快亮的时候,一定要黑一阵儿的。在这几天,要对你们进行一次甄别。我们要暂时离开,不然共产党在板门店说我们指挥你们俘虏营。你们有什么事儿就叫林大法师同我们联系,我们都是一样的,他出面活动方便些。在这次考验中,你们要把所有的俘虏都控制住,不要叫他们走了。你们告诉他们:美国人不会把他们送回共产党中国的,而是要把他们用兵舰送到太平洋去杀死。在没有甄别之前,你们应该把那些坚决要走的骗出来,把他们干掉。”
李大安挣扎着要坐起来,又被他们扶在床上,他从枕头下摸出匕首:“我这次非杀他几个共产党不可!”
4月5日上午
从今天起,板门店谈判战俘遣返问题的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休会两个星期,美军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审查”。
4月5日下午
台湾特务张迅等人在王顺清的房间里,召集七十二联队的大队长、大队副开会。
他先拿出照相机和这些“俘虏官”们合影,然后说:“我并不愿意离开你们,我愿意和你们同甘共苦。可是,为了避免共产党说我们在这里指挥你们,只好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以后你们可以通过林大法师和我们联系。这次审查,工作是很困难的,但也是对你们的一次考验。”
会议快要结束时,吴博礼牧师进来了。他笑着和大家握手,让大家坐下,然后说:“七十二联队平时表现最好,联合国军是相信的,如果这次回国的人太多,联合国军会认为你们是欺骗,对你们就不会再相信了,特别是那些刺过字的人,如果回了国那就更不好了。”王顺清、李大安不等吴牧师讲完,连连说:“请您向联合国军方面转告,我们保证不让我这些战俘回大陆,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台湾去。”
4月6日
上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遣返战俘问题发表声明如下: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和平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双方应迅速释放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者其它类似的行为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种行为绝非出于他们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这项声明美方始终未向朝中战俘宣布)
下午1时,从东京联合国军总部赶到巨济岛的美军贝尔上校,代表战俘总管杜德准将,在七十二联队部召集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八十六联队的志愿军战俘代表开会。
贝尔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两口,装出十分严肃的样子说道:“我非常遗憾地通知大家,在板门店谈判中,中共态度非常强硬,要求任何战俘都要遣返回国,联合国军方面正在考虑是否答应中共的要求。”
贝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几个败类和事先布置好的特务,立即站起来,大叫大嚷:
“我们坚决不回大陆,我们要到台湾去!”几个人甚至围着贝尔上校举起手臂高呼口号。
贝尔却坐在那儿纹丝不动,默默地吸着烟,眼睛一直盯着七十一战俘营代表、共产党员孙振冠。孙振冠用英语对贝尔说:“全部遣返战俘是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美国是公约的签字国,必须无条件遣返全部中朝战俘。”孙振冠的话被败类的吵闹声淹没了,但贝尔上校听到了孙振冠的话。
败类们闹腾够了,贝尔上校站起来说:“联合国军考虑到战俘的意愿,决定在近二三日内进行一次‘审查甄别’,以保证按照战俘的个人意愿,自由遣返。”
孙振冠当即向贝尔上校提出抗议,指出“甄别”是非法的。但他被一伙败类强拉出七十二联队部。
这时,铁丝网外面美军的广播车已经开始了广播:“战俘们,联合国军将在二三日内对全部战俘进行审查甄别,愿意回大陆的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送你们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一辈子的前途,你们要好好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当晚,七十一联队256名志愿军战俘联名给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发出紧急通知,提出六项要求(可惜的是,我见到的1953年10月志愿军被俘人员整理的“集中营大事记要”中只记载了四项要求):一、集合所有战俘宣读布告内容;二、由最高被俘军官解释布告内容(最高军官为上校,在七十一联队);三、审查集中营各级俘虏官,并日夜在集中营内外巡视警戒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四、将现有生命危险的战俘(480人附名单)速调七十一联队以保安全。
4月7日上午10时
铁丝网外面,美军的广播车还在继续广播。战俘们纷纷走出帐篷想听个究竟。
七十二联队却响起了集合的哨音。
战俘们被李大安和警备队员用棒子赶到“自由大礼堂”里。李大安一边用棒子赶战俘,一边嚷着:“有什么好听的,这次不是交换战俘,是美国人对我们的一次考验。谁回大陆我就宰了谁!”礼堂前面写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大字:“反共抗俄誓师大会”。下面贴着一张大宣传画,上面画了两条道路,一条标明是“光明大道”,路的尽头画有衣服和米饭等;另一条标明是“死亡之路”,路的尽头画着棍棒和刀子等。
王顺清倒背着双手站在讲台上。他清了两下嗓子,却不讲话,朝值星大队长扬扬头,叫先唱歌。
又是唱歌!还是老一套,先唱《打回大陆去》,接着唱《耶稣救我》,礼堂里一片嘈杂。
王顺清要讲什么呢?铁丝网外面大喇叭在广播什么,这几天大家在议论什么,谁都清楚。礼堂前面贴的那幅画再明白不过了,无非就是重复他们讲过几百遍的老调子:到台湾是“光明大道”,回大陆是“死路一条”。
“我想提个问题。”王顺清露出恶毒的笑容。
会场一下安静下来。王顺清指着一个俘虏:“你来回答。对,就是你。别紧张,大家都是从那边过来的,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好,请你说说,共军的战场纪律第七条是什么?”
问题很好回答: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
“好,你再大声说一遍。”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共产党的纪律大家都是知道的,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回大陆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不得翻身!”
他用手一指那张画儿,刹住了话音。
会场上出奇地安静,能清楚地听见外面的喇叭还在广播。
王顺清想笑,但又收住了。他喊了一声:“散会。”
4月7日下午
吴博礼牧师忙坏了。他跑到每个战俘营,到处讲:“这次不是释放战俘,是要分家,要把那些共产分子分出去。”
七十二、八十六联队以中队为单位“讨论”王顺清的讲话。每个会场分为两半,要求回大陆的站在一边,“不愿意”回大陆的站在一边。会前传达了王顺清的指示:
“谁愿意回大陆都出来,叫你们回去,保证不打不骂。”很多战俘被打怕了,不敢出来。只有少数坚决要回国的人站了出来。“讨论”一结束,要求回国的战俘就被集中关进厕所或帐篷。
7日夜至8日晨
恐怖笼罩着巨济岛战俘营。
荷枪实弹的美国兵包围了战俘营,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坦克,装甲车在四周巡逻,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划破了漆黑的夜空,血红的曳光弹从战俘营上空掠过,狼犬发出骇人的嚎叫。
铁丝网里,每个路口、每个帐篷都被手持木棒、大刀、十字镐、铁锹、帐篷杆子和匕首的警备队员把住。所有战俘都被赶进帐篷,除带臂章的“俘虏官”之外,任何人都不准走动,到处响起刑讯者的狂喊、狞笑,酷刑下的惨叫、呻吟和战俘们高呼的口号声。到处都在流血,在战俘身上和心上……
恐怖之夜,是由李大安割人肉拉开序幕的:
李大安满面狰狞来到七十二联队一大队,他拿着一把特制的刀子——牙刷柄上绑着一个刮脸刀片。他二话没说,把18岁的志愿军小战士郑伯涛拉出来。郑伯涛曾经被李大安强迫在胳臂上刺了“反共抗俄”四个字。李大安一刀下去,小郑胳膊上露出了骨头,郑伯涛惨叫一声昏死过去。李大安把那块人肉往煤油灯上一烧,放进自己的嘴里,边嚼边说:“美国人说了,你们吃了联合国军的饭,要走得把肉留下。”
接着,他又接连割下十几个人胳膊的肉,用细麻绳串成一串,提在手里,大声叫着:“要回家的,把肉给我留下来!”
他又来到二大队,集合全体人员看他割人肉。他把志愿军某部英语教员林学逋胳膊上的肉先割一刀,然后往下一撕,鲜血立刻喷涌而出。林学逋满脸是汗,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还回家吗?”“回!”他又补了一刀:“好小子,一会再收拾你!”
他割下的人肉越来越多,细麻绳拴不下了,他就让一个小队长拿着碗,跟在他后面,碗里盛着满满的一块块的人肉。
21时,志愿军某团宣传员林模丛和志愿军某部战士王代明、周余泽被抓到八十六联队二十队队部。一路上,败类们拧着他们的双手,用棒子、鞭子连抽带打,他们疼得吱哇乱叫。3个人都是小个子,身体单薄,满脸稚气,他们正好都刚刚16岁。
在战俘营里,他们3个人秘密成立了“回国小组”,互相鼓励:决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儿。开始,败类们并没有注意这3个娃娃兵。但是,随着他们3个人坚决不写“血书”,坚决不刺反动字迹,败类们开始注意他们了。
3个人被押进大队部,大队书记长李昆恶狠狠地挥了一下棒子,问道:“你们想好了没有,到底去哪儿?”
“我们回大陆,回家。”3个人同声说。
啪!啪!两个帐篷杆子把王代明、周余泽打倒在地。
李昆问林模丛:“你说,为什么不去台湾?!”
林模丛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共产党好……”没等他说完,啪!一杆子也把他打倒。立即棒棍齐飞,3个人在地上打着滚,很快就被打昏过去。
34年后——1986年8月25日,我在北京见到已经50岁的林模丛。他是从昆明到北京来参加“中国速记10周年学术交流会”的。我真难以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穿着粗布对襟衬衣、土布粗腿裤子和手缝厚底布鞋,面目黧黑的汉子,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曾经给蒋介石当过十年秘书的林春华的独生子。林模丛从一个十年前在北京已经见不到的旧式挎包中,拿出日本和台湾省速记界友人纪念他父亲的来信,我才知道林春华先生还是中国最早的速记专家。林模丛相当健谈,而且十分坦率。
我问他:“你这种出身,当时积极参军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参加志愿军当时是很时髦的啊。”他向我谈起在朝鲜被俘的经过,谈起战俘营中的生活。那时,林春华的好友和黄埔军校的同窗邓文仪在台湾任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邓文仪很喜欢好友的独生子,曾经带着年幼的林模丛逛过马路。台湾特务在战俘营里到处打听:
“这里有没有林春华的后代?”有一次问到他:“你是不是林公子?”他摇了摇头。
我们又谈起那个恐怖之夜,我问他:“你为什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他笑了,他说,那时想的很简单。他参加志愿军时还是个仅15岁的调皮孩子。他被分配到某部宣传队当小演员。宣传队的指导员是个快刀岁的“老”共产党员。他对林模丛和其他同志好极了,行军时背着林模丛走,晚上给他烧洗脚水,半夜里还叫他起来尿尿。林模丛是独生子,他觉得指导员又像妈妈又像爸爸,他真想有这么一个大哥。以后,在一次战斗中,在一颗炮弹飞来的瞬间,指导员扑在一个小演员的身上,他倒在了血泊中。而到了战俘营以后,林模丛看到那些带着国民党党徽的败类,打人、杀人、欺压战俘,无恶不作。他说:“这些人天天在给我上课,我就是在这种简单的对比中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他笑着说:“你信不信?当时我想得就这么简单。”
我也笑了。是啊,人们往往就是以直观的形象来认识那些长篇大论也难以讲清的道理的。我知道他回国后受了很多苦:1954年他到成都效区当了农民,第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被开除学籍,回到成都市效区当民办教师,1959年又被清查;1961年他祖母、母亲病逝后,他迁到昆明郊区投奔叔叔,在一个农场当了工人,直到1985年,他被落实了政策,到农场子弟小学当了教师。
我问他,他对当年的那句话是不是后悔了?
“哪句话?”他很快明白:“今天,又经过30多年的比较,我还是说共产党好。”
为了这句话,在那个恐怖之夜,他被毒打了3个多小时,昏过去5次。
晚上10时,七十二联队三大队大队长王育民命令各小队把要回国的战俘拉出来。
十几个人被拧着胳膊押到两个铁皮棚子中间的空场上。手持木棒的小队长们、警备队员们站在两边。一个粗鲁的声音喊道:“跪下!”
被俘的志愿军某部排长张振童喊道:“同志们,咱们起来和他们干!”他的话音没落,王育民一声“打”,霎时,木棒劈头盖脑地打下来。张振童在乱棒之中转身向后跑去,打手于江伸手抓住他的衣服,被张振童狠狠地咬了一口,“啊”的一声松开了手。张振童继续跑去,被追赶上来的四中队长孙海东一脚踢倒,两个人在地上扭打起来。
王顺清、李大安听到打闹声,带着警备队赶来。两个警备队员架着张振童,棒子、鞭子一起打,顿时张振童满身是血,但他仍然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李大安右手握着匕首走到张振童的面前,举手一刺,戳进张振童的右小腹部。
张振童“呸”的一声,把一口带血的痰吐在李大安的脸上,大声骂道:“败类!
特务!王八蛋!”李大安伸手又是两刀,张振童仍然骂不绝口。
七十二联队700多名战俘被押到“自由大礼堂”里,这个平时牧师讲《圣经》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屠场。700人被分批带进来,谁也不能抬头。在昏黑的礼堂里面,手拿凶器的打手早已布置好。进来一批打一批,鲜血流满礼堂的地面。
二大队的林学逋被败类们拉出来。王顺清亲自审问他:“你说,你到哪?”
“回祖国,回大陆!”
“你为什么回大陆?”
“我生在祖国,祖国有我的父母和亲人。”
王顺清气得答不上话来,喝令打手狠狠地打。一阵棍棒之后,王顺清又问:
“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跟着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林学逋的父亲林乔根先生是国民党四川省乐山县的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
他兄妹9人,林学逋排行老二。大哥林心1948年随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转到台湾,退役时为空车上校飞行员。全国解放时,林学逋是四川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1951年,朝鲜战火燃起,他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加志愿军。当时他的父亲正被我人民政府劳动改造。父亲写信支持他参军,母亲把他送上火车,自己挑起了抚养七个孩子的担子……
“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跟着共产党中国才有前途!”
“打!”打手们一拥而上,林学逋倒在地上,他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李大安听到林学逋的喊声,走过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胸膛,问道:“去哪?”
“回祖国!”
又是一刀刺进去:“跟谁走?”
“跟共产党……”
一刀,又是一刀,一连刺了30多刀,林学逋倒在血泊中。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党人的后代,他在永别这个仅仅生活了20个春秋的世界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
李大安用刀剜出林学逋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嚎叫:“看清了没有?这就是要回大陆的榜样。谁还要回大陆?我要先看看他的心脏是黑的,还是红的。”
至今,一些被俘人员谈到林学逋,仍感叹不已。英雄长眠异国,令人痛心的是,在英雄所向往的土地上,在他为之献身的人们中,他竟整整30年没有得到承认和崇敬。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母亲1962年被饿死在家乡……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忠诚于他的儿女。1983年6月,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追认林学逋为革命烈士。这一纸通知实在来得太晚了,来得太迟了!英雄的《烈士证明书》和抚恤金竟无人领取!1983年,林学逋的名字和事迹被写进了乐山市的市志,他将千秋万代为人民所敬仰。
1985年年底,林学逋的大哥林心先生(他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某大学任教)从美国来信,询问弟弟林学逋的下落。林学逋生前的战友张达,代表大家给林心回了一封短信:“您的弟弟林学逋是一位无畏的爱国志士,他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了他应得的荣誉。”
在这个恐怖之夜,被剜去心脏的还有22岁的志愿军某部报话员杨文华。
路禄走进人群,揪住杨文华,把他拉了出来。杨文华和路禄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23期学员。路禄是甘肃人,杨文华是陕西人。开始,路禄不习惯南方生活,常常生病,杨文华时常照料他,两个人情同手足。以后,他俩又一起参加了志愿军,一起赴朝鲜作战,两人又一起被俘。在战俘营,在美军和台湾特务的拉拢、引诱和严刑毒打下,两个人渐渐地分道扬镳了。最初,他们还互相劝告,杨文华对路禄说:
“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回中国去。”路禄对杨文华说:“你就是能回去,共产党也饶不了你,不如去台湾。”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很快,两个人由互相劝说到彼此反目,到互相对立。路禄跟着王顺清、李大安等人为虎作伥,混上个大队书记长。杨文华靠近共产党员和爱国战俘,屡次遭到毒打。
“杨文华,你还认识我路禄吗?”路禄提着铁棍子问道,他的周围站了一帮打手。下午,王顺清来动员镇压坚持回国的战俘时,特意对路禄说:“杨文华是你的朋友,你别下不了手。这次干得怎么样,到了台湾可是论功行赏。”路禄横下一条心,要拿杨文华开刀,做他到台湾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杨文华,你我都是黄埔同学,都是蒋总统的学生,想不到你要回大陆去!”
“大陆是我中华祖国,我为什么不能回……”
杨文华的话还没说完,路禄一铁棍打在杨文华的头上。
杨文华破口大骂:“叛徒,败类,人民早晚要惩罚你!”
立刻,一帮打手把杨文华捆起来,吊在房梁上,几个人用铁棍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一遍又一遍地毒打着。开始,杨文华一次次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很快便昏迷过去。路禄派人问王顺清:“把杨文华打死行不行?”王顺清说:“随你的便。”
我要告诉读者的是,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杨文华的亲属。我问了许多当年被俘的人,他们只知道杨文华生前常常向人们提到他日夜想念的老母和他心爱的未婚妻。
我不知道,她们如今是否都还健在?是否还在盼望杨文华能有一天突然回来……若真的这样,这个消息对她们说来是过于残酷了。但是,我要告诉老人,告诉那位痴情的姑娘,我和我同在军中的战友为有杨文华这样的兄弟而自豪。请接受我一杯水酒,祭奠那块不知名的生他养他的土地。
李大安赶来,把杨文华的心脏剜了出来。接着几个警备队员在李大安的指挥下,把张振童、林学逋、杨文华的躯体塞进了三个汽油桶,挖坑埋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又把三具尸体挖出来,放到“自由大礼堂”前面的土坝子上威吓其他战俘。
八十六联队战俘医务室的铁皮棚子里,传来一阵阵凄厉的喊叫声。
地上躺着三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要求回国的战俘。副联队长应永亮看见墙角有几节消防水龙,嘴角泛起一丝狞笑,他凑在联队长王尊铭的身边嘀咕几句。王尊铭大喊一声:“来,给他们灌点儿水喝。”
消防水龙头插进肛门,战俘疼得乱叫,一桶桶凉水把他们的肚子涨得溜圆,慢慢地连叫的力气也没有了。
三个人死了,他们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4月8日晨
血红的太阳跃出海面,巨济岛战俘营像死去一般。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丝风也没有,这是劫难之后的宁静。
败类和打手们,嗓子喊哑了,身体疲倦了,匕首被热血锈蚀了。这一夜他们把能够想象出的所有酷刑——剜心、活埋、倒悬、串指、火油灌口、蒸笼蒸人、沸水煮人等刑法全部用到了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身上。仅八十六、七十二联队,惨遭杀死的就有99人,被割肉的300余人,被打成重伤的有340多人,轻伤的有1000人以上。
战俘们被一队队地押到“自由大礼堂”前的土坝旁边。这一夜,他们谁也没有脱衣服,谁也没有闭眼。在他们带着血丝的眼睛中,闪现着愤怒、仇恨、惊吓、恐怖等种种神情。土坝上,躺着张振童、林学逋、杨文华三位烈士的尸体,他们被脱光衣服,肢体不全,血肉模糊。旁边放着七个大盆,里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两个盆里放着林学逋和杨文华的两颗鲜红的心脏。
李大安嚎叫着:“看清楚了,这就是回大陆人的下场!”战俘们走过之后,李大安令人把林学逋和杨文华的两颗心脏,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和王顺清几个吃了。
4月8日
美军在战俘营空场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围幕,分成十个格间,这就是审查室。在出口处有两条窄路,一条通向原来的铁丝网,这是所谓不愿意遣返者走的路;一条通向大门,这是要求回国的人走的路,空场被武装士兵包围着,四周架着机枪,坦克转来转去。
七十二联队全体人员集合在“自由大礼堂’前,等着领战俘卡片。队伍里悄悄传告着这个大队被打死几个、那个大队被打死几个的消息,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营地。李大安走到队伍前,宣布他成立了两个暗杀团,一个在战俘营巡逻,一个在门口站岗,谁要回大陆格杀勿论。然后又说:“等会儿甄别时,票上画圆圈的(即英文G,表示回国的意思;去台湾的写个A字)你们不要拿,听见没有?!”
战俘排着队来到审查围幕前,班长、小队长、中队长走在队伍前后,四面包围着警备队员。李大安和王顺清、美军看守拿着长刀站在大门口,在他们两旁站着二十几个拿着木棒和大刀的警备队员,门口还站着一个美国宪兵班。每个要回国的人,都必须从他们的棍棒和刀丛中经过。
负责甄别的联合国军人员,开始还比较认真,对每个进去的战俘问:“你回大陆,还是回自由中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战俘入伍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自由中国”他们根本不知道指的哪儿。他们愣了,张口结舌,结果被塞给写着“A”字的字条。有的则自己就报错了。志愿军某部战士张健对我说,他那时从未听到过“自由中国”这个词,他怕答错了,想了一会回答道:“我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每个要求回国的人,经过甄别这一关,还必须冲出败类们用刀子和棍棒组成的关口。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战士石振青,被乱刀杀死在路口上,许多手持“G”字符号字条的战俘,都在这条窄路上被当场打倒。慢慢人多了,大家一齐往外跑,有的被刺了一刀,有的腰被打伤了,有的被剥去了衣服,许多被打倒的人,硬被抬进了铁丝网。有的人害怕了,低着头又走回了集中营。
这天,七十二联队的7700多名战俘,只冲出去700人,当他们登上卡车时,败类们在美军的指挥下向他们扔石头,在纷飞的石雨中,他们看见铁丝网里那些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们在向他们挥手、哭喊、狂叫……
由于七十联队刚刚成立不久,台湾特务和叛徒、败类们的力量比较薄弱,所以1500名战俘中,冲出来了1270多人。但同样也发生了流血事件。七十联队队长魏世喜在1954年的供词中供认:审查一开始,有的战俘喊:“我们要唱《跟着毛泽东走》!”战俘营里响起了一阵高过一阵的歌声。美国看守不让唱,组织一些人扔石头……有一名战俘向外跑时被一个美军中士班长朝他后腰一棍子,当即被打倒在地,接着一块大石头打在他的头上,四五分钟后,他即死去。
下午,由共产党员控制的七十一联队,全体238名战俘集体游行和静坐,反对甄别,全部要求回到祖国。他们打出秘密精心缝制的五星红旗,声援对面的七十二联队的战俘们。美国兵开枪镇压,打伤了任贵全、孙小青、吴忠孝”人,
这天,八十六联队也进行所谓“甄别”。这个有8400多人的战俘营,只冲出来了1200多人。
4月9日晚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要求回国的5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到六○二联队。最先被押到这里的是从八十六联队冲出来的1200多名战俘。共产党员侯光甫挺身而出领导大家,他当众宣布在六○二联队实行我军的光荣传统,废除在反动集中营中实行的“俘虏官”吃大碗饭和打人骂人的制度。他讲话后,难友们哭成一片。
六○二联队是一个废弃的集中营,锅灶已平,又没有帐篷,许多战俘离开原来住的战俘营时,连推一的一条旧毯子和衣物也不准带。大雨瓢泼,又冷又饿。战俘们向美军看守要求吃饭,美军看守不予理会。战俘们扒着铁丝网喊:“你们干脆把我们枪毙了算了!”
于是,美军看守说,战俘要“暴动”,用卡宾枪、步枪和轻重机枪、坦克炮向铁丝网里扫射,打死打伤100多人。
事后,美军韩牧师乘车来到七十二联队,幸灾乐祸地说“枪响你们听到了吗?
这就是要回大陆的下场。”
4月24日
凌晨,天还没有亮,美军出动第二十七步兵团的一个营,把釜山第三战俘收容所包围得水泄不通。铁丝网外的大喇叭对着战俘营广播:“战俘管理当局的甄别是板门店谈判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是联合国军给你们去向选择的机会,希望你们不要上当受骗,替共产党死硬分子卖命。”
釜山第三战俘收容所的反甄别斗争已经进行到第8天——
15日,美军通过大喇叭宣布:“战俘们,联合国军为了答复你们回台湾、回南韩的愿望,从今天起办理个别审查手续;先从第三收容所开始。”美军的广播刚停,第三收容所的九栋铁皮棚子上就升起9面五星红旗。这是战俘们根据釜山战俘收容所的地下革命组织——“抗美援朝同盟会”的布置,用医务室的白布、红药水、黄药水秘密地赶制出来的。第三收容所的近400名志愿军战俘,成三路纵队,在铁丝网里绕场一周,高唱中国歌曲,高呼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对美军的非法甄别表示抗议,同时派代表向美军表明:“全体被俘人员强烈要求回祖国,坚决反对去台湾,因此没有甄别的必要,我们也决不接受这种非法的甄别。”
美军战俘管理当局以美第八军司令部的名议,通过广播喇叭,限令他们把红旗降下来,把标语涂掉,违者将采取武力措施。同时派出步兵向第三收容所围攻,直至战俘们降下红旗他们才撤退。
从这天起,美军对战俘停止了水和粮食的供给。
第三天,伤员沈××因伤势过重得不到治疗,昏死过去了。大家围在他的身旁,轻声地呼喊他的名字。
过了好一会儿,沈××的嘴唇轻轻地动几下,他的嘴唇上是一层厚厚的泛起的干皮儿。“水……水……”他在昏迷中喃喃地说。
水!水!水!美军对战俘营已经停水三天了。开始,战俘们还爬到铁丝网边上舀小水沟里的脏水喝,很快小水沟里的脏水也被喝光了。
战俘们的嘴唇干裂了,起泡了。有人渴得舔地下的泥土。有人开始喝自己的小便。由于体内缺水,排出的小便又苦又黄又涩。
总不能给临终的战友喝尿啊!铁丝内的碗、水桶……所有能盛水的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一滴水也没有!有的战俘急得跺着脚放声大哭。有个战俘要翻过铁丝网去找水,他刚攀上铁丝网,美军士兵就射来一排枪弹……
“水……”沈××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停止了呼吸。
战俘们把死者停放在铁丝网边,并用大幅标语写道:“敌人对我们已停粮停水三天,我们的战友已被饿死一名,敬请主持正义的舆论界为我们申冤。”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他们隔着铁丝网,照了不少相片。美军战俘管理当局气急败坏,决心用武力强行甄别。
这天,战俘营中许多战俘已经饿得气息奄奄,不能动弹,许多战俘走起来摇摇晃晃。
天亮以后,美军战俘管理当局又以美八军的名义,发出通碟令,限令战俘五分钟后出来接受甄别,否则采取武力措施。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人出去。美军提出再给五分钟期限。又是五分钟过去了,没一个人出去,美军又给五分钟……就这样一直拖了十几个五分钟,仍然没有一个人出去。
美军派出一个武装排,由一辆坦克配合,从三所东侧冲进来。立即遭到战俘组成的突击队的反击,他们用石头打倒两个美国兵,缴获两枝枪,其余的美国兵狼狈逃走。
一个小时后,恼羞成怒的美国兵开始了对战俘的大屠杀。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向关押在第三收容所的380多名志愿军战俘伤病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射击。
200多名伤病俘被打死打伤。接着又施放了大量的毒气弹,毒气的黄烟淹没整个第三收容所,使被俘人员睁不开眼,呼吸困难,呕吐不止。然后,美国兵开进集中营,把180多名战俘赶到一个空场上。
甄别开始了。这次美军没设什么甄别室,只是在大铁门前面用漂白粉划了两条道,一条道写着“通往大陆”,这条道的两旁站满了手持棍棒和枪支的美国军警。
一条道上写着“通往台湾”,这条道上设有案桌,桌上有糖果,茶点,热气腾腾的米饭和新衣服。第三收容所的180多名志愿军战俘,出了大铁门,互相搀扶着,穿过美国士兵棍棒和刺刀组成的夹道,全部走向回国的道路。
4月25日
李大安在向人炫耀他的那把匕首。这把刀子上新生了血锈,暗红色的锈。
他颇有些得意,说:“这次我是用杨文华、林学逋、张振童祭的刀。”
王顺清在一旁不冷不热的插了一句:“你少说两句吧,美国人说了,这叫自由遣返。”
4月底,美国战俘管理当局,报告了这次甄别的结果:人民军战俘“愿意遣返回国”的只有×万×千人;志愿军战俘“愿意遣返回国”的只有6000人。这个数字甚至使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美国代表都大吃一惊。美方代表向李奇微要求“进行一次再甄别”。李奇微将请求传达给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而范弗里特拒绝改变×万人的数字。于是,4月28日,美方代表在板门店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最后“一揽子”方案,把这个数字公布于全世界,并说这是“坚定的、最后的、不能改变的。”
本文参考自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
相煎何太急!
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是什么?要是再发生战争,应该让既得利益集团和资本家上前线。
战争都是这样
发表于 2010-06-25 11: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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