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外交　挚爱一生 - zhny728@126的日志 - 网易博客

结缘外交　挚爱一生
——吴建民、施燕华夫妇接受南方日报独家专访
6月3日，吴建民与施燕华这对外交官夫妇来到广州，参加广东电视台依托其名牌栏目《天下聊斋》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论坛”，当晚欣然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吴建民，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局长、前驻法大使，风度潇洒，阳光健朗；施燕华，前驻卢森堡大使，面容清癯，端庄和善。说起来，两个人的生命里充满了看似偶然却又必然的对称和重合:同年出生相似的家庭背景，进同一所大学，同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一起赴联合国，又一同到欧洲担任大使……这种“巧合”一直延续到他们从外交第一线退下来之后，在施燕华收到外交学院的教授聘书后，吴建民也被任命为该学院院长。
甘苦与共，相濡以沫，两人从相识到今天，已携手走过了整整40个年头。他们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都在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艰辛而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令他们的感情历久长新，老而弥坚。
一个想学物理，一个想当外语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们都是1939年出生的。请谈谈童年的生活经历好吗？
吴建民(以下简称“吴”)：日军轰炸重庆后，我们举家搬到重庆旁边的一个小城，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南京。由于战乱，自己又调皮，我小学没有好好上。
施燕华(以下简称“施”)：我父亲10多岁时就从镇海县城到上海谋生，后来开了间商铺卖麻袋，到抗战前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1937年抗战爆发，麻袋作为军用物资被大量征收，国民党军队只给了一张白条，说是胜利后再补偿。后来父亲在胳膊上刺了两个字:“国耻”。
记：吴院长，听说您高中成绩科科都很优异，为什么会去考外语学院，从而走上外交之路？
吴：完全是偶然。本来一心是想学物理的。但北外属于国防外交系统，提前招生。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小吴你考外院吧。我心里不大愿意，觉得读外语学院出来当翻译，是跟在领导后面拎皮包的。可在上世纪50年代，班主任的话就是“圣旨”，只能照办。后来到了北外，一看学校那么小，远没有北大、清华、北航那么气派，心里挺失落的。
记：后来是怎么学出兴趣来的？
吴：我这个人做什么总要把它做好，不喜欢半吊子。我是南京人，家乡话里是“n”、“ng”不分的，有些音发不准。另外法语里面的小舌颤音、大舌颤音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容易发好。当时怀里揣一面小镜子，时时拿出来看口型是否正确。
施：我是在他毕业前一年考进英文系的。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搞外交，反而特别羡慕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渴望自己能成为外语教授。
记：在学校里面你们没有碰过面吗？
吴：也许见过几次，有些印象，但不是很了解。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就算确定关系了。
记：毕业后你们都进了外交部？
施：1963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研究生。1965年，外交部翻译不够用，就以接收实习生的名义，把我们“抢”了过去。
吴：我比她早工作几年。1961年我研究生学了一年半，未毕业就被借调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给中国代表当翻译，前后4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跟苏联人吵架、反修，我那时候搞同声传译，开8个小时会我就翻译8个小时，对外语锻炼特别大。
记：你们是谁先到翻译室的？怎么谈上恋爱的？
吴：1965年我从匈牙利回到外交部翻译室，过几天她就来了。她在英文处，我在法文处。我是1962年入党的青年党员，就被选为翻译室的团支部书记，恰好她是副书记，渐渐地接触就多起来了。后来感觉到双方都有点那个意思了，有一天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就算确定关系了。(笑)
记：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究竟是什么地方吸引彼此呢？
吴：从匈牙利回国后26岁了，外交部的同事曾给我介绍过几个，但我觉得好像还是自己看上的比较好。她是个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拔尖，不像我，小学调皮，初中平平，高中才开始发愤。
施：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工作很认真。我性格好静，但口译需要反应很快，刚开始的时候我不适应，老觉得翻得不好。他就给我鼓励，说没关系，你肯定能行。
吴：她跟一般女孩子不同，很实在，不慕虚荣。我们谈恋爱，我从没给她买过东西，出国回来连围巾都没给她带过一条。她不讲究这些。
生下女儿才4个多月，就被下放到广东牛田洋
记：“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是重灾区，你们受到冲击了吗？
施：我们的女儿是1968年11月生的，生下来4个多月我就被下放到广东牛田洋参加劳动。当时是周总理说年轻人要下去锻炼锻炼，一起去的还有后来的外交部长李肇星。现在我们都互称为“牛友”。
吴：我参加工作早，又是党员，就不用下放。1969年3月，我记得那天北京下起了鹅毛大雪，深及膝盖，天特别冷，特别阴沉。我被派往外地出差，她过几天也要出发到广东去了。她送我去火车站，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好端端一家人，如今要天各一方，我在北京，她在广东，女儿在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记：当时有没有流泪？
施：我们两个都不是喜欢流泪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到了车站就默默地上了火车。
记：广东常刮台风，那段时间牛田洋还发生过特大海啸，卷起几十米高的“黑海潮”，而极左思想完全不讲科学，让人手挽手顶着海啸到堤坝上去，结果很多青年人都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施：幸亏我所在的女子连连长人不错，营里下命令要我们去护堤，连长却把我们全拉到山上去，说这批人是国家的财富，要保护好。当时就算不去护堤，如不上山也没命了。
吴：那时宣扬的都是“备战”思想，好像战争迫在眉睫。她给我写信，说打完仗我们再见吧。我在北京，对形势比较了解，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又不能说。听见牛田洋出事，我着急得不行，但又无法打电话，好像表现出这种感情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了。
记：您是什么时候才被调回来的？
施：1970年，中苏边境珍宝岛之战打响后，外交部工作量陡然增多，于是开始召回下放人员。我在“文革”中没有“极左”行为，因而也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我很高兴，马上去上海把女儿接回北京。
很多外交官的孩子，因缺乏管教误入歧途
记：你们从1971开始在联合国工作，1978年才回来，怎么照顾女儿啊？
施：从下放回来到去联合国之前这一年时间里，女儿由我们带着。但那时经常要加班，常常半夜电话一来，骑上自行车就走。我怕女儿从床上滚下来，就把枕头堆起来，拦在床边。
记；很多人都以为外交工作很风光，其实个中甘苦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啊！
吴：对外交官来说，因为常年奔波在外，常常顾不上家事。很多外交官的孩子因为缺乏管教而误入歧途，成为父母心中永远的隐痛。我俩的兄弟姐妹对父母照顾多，我们尽的义务少。她父母去世时我们在国外，都没能回去。好在家人理解。
记：女儿小时候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
吴：从她1968年出生到我们1978年由联合国回来，这10年里加起来大概就1年半左右。我们1973年回上海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弄堂里见到孩子时，我问，还认不认得我是谁？她说，你是爸爸。
施：我说，那我呢？她就扭头不说话了。
记：她上大学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吴：1987年她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她外语很好，但就是不愿意搞外交。我们对她说女孩子读国际金融好。但是她不听。当时上海交大和上海医科大学合办了一个生物医学工程的专业，要在两间学校各读3年，非常难考，她就要考那个，还考上了。但读了两年不到，她看见分配不理想，就退学了，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考上波士顿大学比利时分校的MBA，最终还是搞金融去了。我说你要是早听我们的话不就不用兜圈子了？但她从小独立惯了，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拿主意。
施：她现在比利时工作，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感情很好。
吴：和其他外交官比起来，我们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我们有一个外交官在战乱地区工作，有一颗子弹在他身体里呆了20多年，后来检查身体时发现，才把它取了出来；在非洲有很多外交官打摆子，一个使馆的人几乎没人没得过疟疾的。但是你却不能因为伤身体就说不干了。祖国的使命高于一切！
希拉克总统握着她的手：这个勋章有你的一半
记：吴院长从事外交工作已有44年，您对外交官的感受是什么？
吴：这是一个迷人的职业。它之所以迷人，一是因为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二是每天都面对新问题。搞外交接触面广，你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非常充实。
记：施女士业务出类拔萃，但因为并非工农兵出身，“文革”中没能成为重点培养对象，55岁才出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任满之后，据说还有机会去别国担任大使？
施：对。但当时他要出使法国，外交部问我是到别国当大使呢，还是随他到法国当大使夫人。
吴：根据法国的习惯，晚宴特别多，女主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总不能借一个吧？(笑)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只好放弃自己的工作。
记：大使和大使夫人两种身份，施女士更喜欢哪一个？
施：大使是一馆之长，对外交往，对内事务，接待国内代表团，什么都要管，非常有挑战性；作为大使夫人，要参加各种不同的外交活动，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法国这样文化氛围浓厚、历史源远流长的大国，机会也很难得。两种身份都很重要，要做好都是不容易的。
记：听说吴院长在离任时，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授予您大将军勋章？
吴：授勋仪式上，希拉克亲手为我佩戴勋章后，又转身握着她的手说:“这个勋章有你的一半。”她在法国外交圈与侨界的口碑的确很好。
记：很多人认为外交只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是这样吗？
吴：这是一种误解。今天的外交正在从狭隘的政治外交走向大外交。外交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我们一个大公司跟法国谈判，他们要买一批设备，人家要价1亿多美元，国内无法承受这个价格，谈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进展。后来国内有关部门就给我发来一个电传，问我能不能出面做点工作。我就把这个公司的老板请来。结果价钱很快降下来了。但现在一些省市代表团在国外遇到问题，却很少想到去找使馆，看能不能帮上忙。他们往往去找一些华人。他们不知道，在很多国家，华人现在还没有进入上流社会。
无论回来多晚，他们都要散步一小时
记：现在学外语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翻译？
施：心理素质很重要。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有的翻译虽然水平很高，但是想得太多，反而影响发挥。我们当年有个男同事，笔译水平很高，但他给周总理当口译，腿一直在哆嗦。总理一看，说你再抖我也紧张了，算了，你下去吧。
记：听说你们有一个习惯，每天无论回家多晚，两人总要一起散步一小时，是吗？
吴：对，从7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带到法国，有时12点回来，还是要散散步，1点钟才睡，不走不舒服。
记：你们相识整整40年了，真有那么多的话可说吗？
吴：她的观察比我细，我比她看得开。搞外交压力挺大的，答记者问，即兴演讲，都要靠灵感，像演员演戏一样，有时演得好，有时演不好，需要缓解压力。到了散步的时候，一起回顾一天的经历，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回味一下有趣的人和事，感觉特别好。
记：2003年12月，您当选为新一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担任最高领导人。同时您还是外交学院院长。不觉得累吗？
吴：还可以吧。上大学时，我听了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的讲座，决心每天锻炼身体。在国外因地制宜选择锻炼方式，跑步、游泳、散步、打太极拳、倒立等不拘一格。我至今还在练倒立。由于常年坚持锻炼，我的血压、血脂、血糖都不高，也没有老花眼。
现在我主要精力放在外交学院，每天去上班，还任课。但另外，国际展览局主席第一次由一个中国人担任，如果当得无声无息，对国家形象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工作都很有挑战性。我的人生哲学是: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做点事，所以要在还能够做事的时候，尽全力把交给你的事做好。
《南方日报》记者　丁冠景　通讯员　黎恩    2005年06月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