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方国政权

夏王朝：

夏王朝是上古帝王黄帝的第四代孙，颛顼帝的曾孙，尧帝时水官鲧的儿子禹建立的。夏王朝是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第一个有完整帝王世系记录的奴隶制国家，禹是原始社会末期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

大禹姓姒，名文命，号高密。公元前2166年农历6月6日出生在今四川省绵阳北川县禹里羌族自治乡境内的九龙山(石纽山)禹穴沟侉儿坪。母亲是有莘氏(今山东曹县)之女，名叫女嬉。

据文献《中国姓氏起源》的记载：黄帝七十七年(公元前2355年)封其次子昌意于若水为侯(今四川雅砻江)娶蜀山氏女昌仆为妻，生子颛顼，后因自然和生存条件，昌意携全家北迁到中原，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西北建昌意城定居。其子颛顼继其伯父少昊成为部落首领。

颛顼的孙子鲧在帝挚时为臣，帝挚是帝喾的长子，帝喾死后，商挚继位。帝挚为人昏庸，政绩微弱，在位九年，让位于同父异母的弟弟尧。当时，帝挚封鲧于崇(今河南洛阳嵩县)，赐姓姒，故鲧又称重伯鲧。

鲧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因为夏部落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时常受到洪水的侵扰，鲧在带领人民同洪水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

因为治水，鲧发明了城郭(即在堵水长堤的基础上加高堤坝，将部落围起来，这样，一可了防止敌人入侵，二可防水)。但鲧生性耿直，为人恃才自负，独断专行，与其它部落首领关系处理的不好，因此，其它部落首领常指责他品德不好。他还与黄帝的一个后代混沌；少昊的一个后代穷奇；黄帝大臣的一个后代饕餮结成一伙，不服从命令，专做坏事，与尧为敌，被人们叫做“四凶”。好在鲧有自知之明，以后借故离开了尧帝。但他并没有回到崇国的封地，而是带着妻子女嬉回了老家石纽(今四川北川石纽山)，鲧在石纽修心养性，不问世事。儿子文命出生以后，潜心教养儿子。

禹是以治理洪水成功而闻名天下的。尧晚舜初，尧在位六十一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冲毁房屋，人民流离失所。为此，尧召集大臣们商议寻找治理洪水的人，由于鲧在黄河流域居住，又有治水经验，所以大臣们推荐了鲧。但尧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违抗命令，摧残同类)，不能用。大臣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好的人选了，不妨让他试试。于是，尧听从了大家的建议。

鲧治水九年，因为治水方法不当，被舜斩首治罪，并让他的儿子文命接替父亲，继续治水。

禹从小跟先人治水，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也深知父亲失败的教训，接受命令后，他改变了父亲以往修堤筑坝、以防为主的消极方法，改用疏通河道，开渠排水的措施，让洪水分流。在禹治水的日子里，他率领人民通山川、疏河流，同人民一起披星戴月，顶风冒雪，搬石运土，肩挑背磨。传说在工程紧要关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后来他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儿子启，他也硬着心肠没入家门。

禹治水的的足迹东到会暨(今浙江、绍兴一带)；南到衡岳(今湖南、湘中一带)；西到黄河中上游；北到塞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河道畅通，灾害平息，人民安居乐业。因为禹治水成功，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威信，周围的部落非常拥护他。舜也将他封为诸侯，封地在夏邑(今河南许昌禹州)。

在舜晚年的时候，大家推荐禹作了部落首领。禹为夏王时，他让人在朝堂门口设置了钟、鼓、磬、铎、鼗五种打击器来接待四方之人。他说：“用义理使我明白的人，请敲钟；用道德开导我的人，请击鼓；把政事禀告我的人，请挥动铎；用忧患启发我的人，请击磬；有前来告状的人，请摇鼗”。他还经常说：“我不担心天下的贤士滞留在路上，而是担心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前，如果那样，就说明我有许多错误了”。

有时，禹吃一顿饭，要起来十次接待来访者；洗一次头要多次挽起头发，停下来接待来访者。有一次，禹出巡时看见一个罪人，就问他所犯何罪，并为他哭泣。禹左右的人问他，罪人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君王为什么还为这种人哀痛？禹回答说：“尧、舜时代的人，都以尧舜的善心作为自己的善心，可我作为天下之君，百姓却各自按自己的心思行事，因此我为之哀痛”。

另有一说：舜是被禹逼迫让位，并被逐到九嶷山而死。《荀子?正论》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据史籍《韩非子·说疑》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汲家琐语》中记载：舜是被禹赶到苍悟而死的。

关于舜帝之死，台湾学者柏扬说：“想想看，几千年前的苍悟之地，人烟极稀，即非政治经济中心，又非边关重地，舜干嘛去南巡？他当时已百岁高龄，到苍悟数千里之遥能走得动吗？这么大年龄出远门，为何没家人照应？既然不带家眷，为什么后来两个妃子又为他投水而死？所以，舜当时不是被武装押解，不得不往，就是追兵在后，盲目逃生。”

传说，禹接替了舜位不久便称王，他用武力平服了不服从他的部落，并把被平服部落的财产归为己有，把俘虏来的人作为奴隶。他还要求服属于他的部落每年都要定期向他朝贡。有一年，禹召集各部落的首领到会暨开会，到会的人都要带玉帛(贡品)来，有一个部落的首领防风氏来晚了，禹竟专断地把他处死。禹以治水成功的初封地为国号，称为夏。后辅佐舜帝为政时居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建国后立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

夏王朝强盛时统治的疆域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至河北省；南接湖南省。计东西长七百公里，南北宽六百公里，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不算很大，与后世统一的王朝更是不能相比，但在约4000千年前的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独立王朝了。

自夏禹开始，确定了王位世袭制。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禹建立了军队，设置了官衙，制定了刑罚，建造了监狱等公共权力，即国家权利。禹开创的夏王朝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夏王朝是一个频繁迁都的朝代，自禹建国到桀灭亡的四百七十一年间，共来回迁都十四次，其顺序为：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曾暂居安邑(今山西夏县)→启迁阳瞿(今河南许昌禹州)→又迁安邑→太康迁斟灌(今河南清丰)→帝丘(今河南濮阳)→少康都康城(今河南禹州)→杼(助)迁原(今河南济源)→又迁老丘(今河南开封)→廑(勤)居西河(今河南汤阴)→皋迁绳池(今河南绳池)→桀又迁斟郇。

禹娶涂山氏(今安徽蚌埠怀远)之女女娇为妻，生三子，长子启，乘父姓姒，次子宰，封顾地(今河南新乡原阳)，姓有扈氏。禹传位于启，有扈氏不服，与启大战于甘(今河南郑州西)，史称“甘之战”，有扈氏大败，宰被启杀掉。三子罕，封观地(今河南鹤壁),称武观.

禹传位启，罕也不服，在封地自立为王，启派兵征伐，史称“征西河”，罕被杀。夏启用武力巩固了政权以后，没几年就死了，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认为：祖父禹一生艰苦奋斗，领导人民平治水土，建立了夏家王朝，又经父亲启为巩固政权而斗争胜利后，自己做国王天下太平，可以安然享受了。

夏启生前喜欢喝酒、打猎、跳舞，太康在这一方面比他父亲更胜一筹，他不关心百姓生活，对政事置之不理，一心迷恋打猎，有时为追赶猎物，离朝3个月不归。太康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黄河下游一个部落首领、早有篡位野心的有穷国君后羿的注意。一次，太康外出打猎，后羿趁机攻占了夏都，并将太康驱赶到夏阳(今河南周口太康)，最后太康死在了那里，史称“太康失位”。

后羿虽然赶走了太康，但还不敢取而代之。为了得到其它部落首领的认可和支持，他在等待时机。后羿让太康的弟弟仲康继位，自己掌握和操纵王权，不久，仲康在后羿的淫威下忧惧而死。后羿认为时机以到，便把本应该继承王位、仲康的儿子相驱赶到帝丘(今河南濮阳)居住，后羿自称为王，号有穷国。

后羿为王以后，他自持箭术高超，武力强大，并没有对夏王家族进行诛杀，对夏王后代的活动也未加限制，还任用了一些原夏王朝的贵族和臣僚在朝中供职。后羿同太康一样也酷打猎，他把政事交给一个奸诈的大臣寒促，自己四处奔波游玩。几年后，寒促杀死了后羿，夺取了有穷政权。

寒促为王以后，他没有忘记夏王朝家族，为了防止夏王朝复辟，他让他的儿子、四处追杀被后羿赶走的相，最后相还是被寒促所杀。可幸的是，相的妻子有仍氏缗得逃，在娘家(今山东济宁)生下相的遗腹子少康。以后，少康在舜的后代有虞氏保护、支持下，招兵买马，组织力量，又联合了一些忠于夏王朝的大臣和部落首领，杀死了寒促，夺回了王位。

少康从小经历了一段流离的苦难生活，他曾为有仍氏管理过畜牧，为有虞氏管理过伙食，接触了不少平民和奴隶，他深知平民和奴隶的疾苦。所以，他认识到要保住夺回的祖业，巩固统治地位，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要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少康复国后，恢复了被太康，后羿，寒促废弃的管理农业生产和治理水患的官员——稷官和水正，使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史称“少康中兴”。从太康失位到少康复国，中间经历了六十八年。

夏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帝王，也是历史上第一有名的暴君。据说，桀是一个有才有智的人，他有一身蛮力，能把铁钩拉直，把铁索拉断。但他性情暴躁，又很残忍，动辄杀人，且酷好声色，又好喝酒。他在位的时候，专一爱东打西伐，无休止地征伐百姓，强迫他们服劳役，为他修建宫殿。他对有仍氏以前反对他继承王位耿耿于怀，夏桀十三年，他攻打有仍氏(今山东济宁)，有仍氏把一个叫妹喜的美女献给了他，桀非常喜欢她。

为了讨妹喜欢心，夏桀四处敛财。为妹喜建造了一座用美玉装饰宫室；象牙镶嵌长廊；美玉砌成楼台的宫殿。因为这座宫殿修的很高大，站在上面能看出十里之遥，从地面上往上看，有将要倾倒的感觉，所以取名叫倾宫。从此，夏桀和妹喜就在这里日夜饮宴作乐，放纵淫乱。据说：他在倾宫里建造了一个大酒池，这酒池大的可以在上面行船，能同时容纳3000人在池边喝酒。他让人在池岸的树上挂满肉干，将熟肉堆成一座座小山，让三千个宫女脱去衣服，命令她们，听到一声鼓响，都要趴下喝酒，并将阴器高耸露出；又一声鼓响，马上跑到肉林去吃肉干，而且要一脚踏地，一脚踏树，露出阴器；再一声鼓响，跑去喝酒，再一声鼓响，去肉山吃肉。这个样子，如牛一般，纷纷忙乱，桀与妹喜看了大笑。到了晚上，他命令男女全部裸体混杂相处，桀与妹喜观看他们交接之势，大以为乐。老百姓恨透了他们，恨不得与他们同归于尽。

夏桀的一位叫终古的太史官，拿着夏先王政绩的图画，苦劝夏桀要爱惜民力，不能奢侈，桀不但不听，反而责骂终古多事，终古眼看夏桀如此下去不久便会亡国，于是在夏桀五十一年离开夏朝投奔黄河下游的商姓部落去了。终古走后，夏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他在有仍(今山东济宁)召开盟会，强迫各部落交纳高额贡赋。终于激发了九夷部落(泛指黄河下游各部落)的反抗。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大臣关龙逢劝他说：“以前先王之时之所以天下安定、国家、宗庙巩固，是因为先王谦逊，恭谨、慎重、讲信用、节约开支、关心百姓。现在你奢侈放纵，杀人成性，百姓惟恐你死的晚！人心如果离开你，上天也不会保佑你，你何不稍微改一改呢”？但夏对关龙逢的劝告无动于衷，固执的关龙逢站在那里不肯离开，桀非常生气，就把他杀了。

在夏桀横收暴敛，失去民心的时候，黄河下游的商姓部落的首领汤替天行道，在夏桀五十二年(公元前1600年)向夏王朝发动进攻，夏、商二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激战，夏军大败，夏桀被汤流放到南巢(今安徽省巢湖)，三年后，夏桀死于亭山(今巢湖市东北卧牛山)。

夏王朝自禹公元前2070年开国，至夏桀公元前1600年被流放，共历十七王，四百七十一年。

夏王朝王陵：

夏朝王陵，因年代久远，且多次迁都，并不封不树。除现在传说中浙江省绍兴市的大禹陵；河南周口太康县的太康陵、少康陵；河南濮阳的相陵；河南三门峡市绳池县的孔甲陵、夏高陵；安徽巢湖市卧牛山的夏桀陵外，多数尚未发现。

大禹陵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六公里的会嵇山上。禹17岁受命治水，治水六十三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七十九岁时治水成功。开始辅佐舜帝执政。十七年后，继舜称王，在位十年，于公元前2260年巡狩大越(今浙江绍兴)时病故，葬会嵇山。

禹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说：“我百年之后，葬我于会嵇之山。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十厘米)，穿圹(墓穴)七尺(两米三三)，下无及泉，坟高三尺，薄士阶三等葬之，勿伤田亩”。因年代久远，禹陵早已变为平地，大禹陵到底在会嵇山何处，以无从查考。后人就在山下选择了一块依山傍水，景色幽静的地方建亭立碑，以祭祀大禹。大禹陵座东朝西，面对亭山，前临禹池，背负会嵇。禹池前面建有青石牌坊一座，由甬道入内，原有陵殿，现以被毁，现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古朴典雅的碑亭，亭中立有“大禹陵”巨碑，每字一米见方，苍厚有力，是明朝书法家、嘉靖年间的绍兴知府南大吉所书。碑亭的右侧有一形制独特的石亭，称“咸若亭”。咸若亭的右前方是近年新建的禹碑亭，其中有秦始皇东巡会嵇时命丞相李斯撰写的著名“会嵇石刻”，以及明代成化年间所镌的“山会水则碑”，“戴琥水利碑”等，非常珍贵。大禹陵的左侧是禹祠。据载是大禹的第四工孙少康所建，后屡次兴废。现祠为重建，祠为前后两进，三开间，座东朝西，粉墙青瓦，简朴无华。前进左右置“大禹治水”、“记功封赏”砖雕，场面壮阔，形象生动。后进中有大禹持耒(垒)戴笠的塑像，左右两侧陈列立脚点大禹在绍兴的遗迹照片和传说故事。禹祠廊下墙壁上嵌有“禹穴”、“禹辩碑”，是历史学者考辩大禹葬地之辞。

大禹陵的右侧是禹庙。传说最早是大禹的儿子启所建(公元前2059～2050年)，以后少康重建(公元前1913～1891年)。并封他的小儿子无余为会嵇王，奉守禹庙，国号于越。禹庙几毁几建。现在的禹庙为南朝梁初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所建。庙内的建筑除大殿是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重修的，其它大部分为清代重修。进禹庙西辕门，可见到一座石栅亭，亭内有一大石碑，这就是有名的“岣嵝(钩楼)碑”，又称“禹王石”。据说是大禹在南岳衡山治水时所书写(碑文下有译文)。向北穿过棂星门，登上百步金阶，就是祭厅，或称拜堂，这是历代祭祀大禹的地方。左右东西两庑，放置历代歌颂大禹功绩的碑石。经过祭厅，就是重檐飞角，雕梁画栋的大殿，大殿屋脊上塑有游龙、逆风、凤凰。大殿正中平台上有高六米，身穿黑底朱雀双龙华衮，双手捧圭的大禹塑像。大殿左侧有清代干隆亲撰碑文的御碑亭。大殿东南小山坡上有一“窆(扁)石亭”，亭内有一高两米零六的大石，形状如秤砣，顶端有一碗大的洞，传说是大禹下葬时所使用的工具，也有的说是大禹下葬时墓穴的镇石，或陵墓所在的标志，窆石下面是大禹的真正葬地。这块奇石，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古代英雄的追念，长年累月，已被人们抚摸的非常光滑。窆石亭边有两方石碑，上镌“石纽”、“禹穴”。意寓大禹生于石纽，葬于会嵇。在禹陵与禹庙之间的山坡上，有一脉清泉、长年不涸。名曰“菲饮泉”，是孔子称赞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官室而得名。禹陵周围，群山逶延，苍翠绕流，红墙四周，气象庄严。

夏王朝世系简表：

昌意：黄帝次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颛顼：昌意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骆明：颛顼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姒　鲧：骆明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姒　禹：姒鲧之子，公元前2166～前2060年，公元前2070～前2060年在位，葬于浙江绍兴市大禹陵

姒　启：姒禹之子，公元前2059～前2050年，葬地待考

姒太康：姒启之子，公元前2049～前2020年，葬于河南周口太康县太康陵

姒仲康：姒太康之弟，公元前2019～前2006年，葬地待考

姒　相：姒仲康之子，公元前2005～前1978年，葬于河南濮阳市相陵

姒少康：姒相之子，公元前1913～前1890年，葬于河南周口太康县少康陵

姒　抒：姒少康之子，公元前1889～前1874年，葬地待考

姒　槐：姒抒之子，公元前1873～前1848年，葬地待考

姒　芒：姒槐之子，公元前1847～前1830年，葬地待考

姒　泄：姒芒之子，公元前1829～前1814年，葬地待考

姒不降：姒泄之子，公元前1813～前1755年，葬地待考

姒　扃：姒不降之弟 ，公元前1754～前1734年，葬地待考

姒　廑：姒扃之子，公元前1733～前1713年，葬地待考

姒孔甲：姒不降之子，公元前1712～前1682年，葬于河南三门峡绳池崤山孔甲陵

姒　皋：姒孔甲之子，公元前1681～前1671年，葬于河南三门峡绳池县崤山夏高陵

姒　发：姒皋之子，公元前1670～前1652年，葬地待考

姒履癸：姒发之子，公元前1651～前1600年，葬于安徽巢湖市东北卧牛山夏桀陵

孤竹国：

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夏朝的统治范围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淮河以北一带，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说明夏朝的统治已达到今冀东地区。夏朝之后，商朝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了，势力最强的时候，东到海滨，西到今陕西西部，南至长江流域，北到今辽宁一带，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今冀东大地已在商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诞生于商朝初年(公元前1600年)的孤竹国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今冀东大地已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从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是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距今约3600多年。孤竹文化是滦河文化的重要篇章。滦河文化研究会举行“孤竹文化研讨会”有很大意义。各地学者提供了16篇论文，刚才又有5位学者发言，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把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现在根据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学术界的讨论情况，对孤竹国的历史文化作一综述。同时谈一些个人看法，供们研究参考。

“孤竹”释名：

关于“孤竹”一名，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甲骨卜辞有关竹氏的活动，有40多条纪录。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和辽宁西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器身上铸有“孤竹”铭文。孤竹国的历史记载还散见于《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

目前学术界对孤竹国名有几种解释：一是“孤竹”亦写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了这个诸侯国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二是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三是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

以上三种解释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又有疑问。第一种解释，把酒器“觚”和书写用物“竹简”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联在一起视为国名，似嫌牵强。第二种解释，把“觚”与“竹”同视为书写用物，但书写文字却是文明社会以后的事，孤竹的历史只是从进入商朝奴隶社会以后才开始的吗？第三种解释，把“孤竹”说成是竹子稀少的地方也不准确，孤竹国何以把“竹子稀少”作为国名呢？

于是有了第四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孤竹”是一根竹子，代表男性的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它是氏族图腾。“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氏族族徽。美国学者摩尔根曾研究了美洲土著部落印第安人的社会历史，他们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存在图腾崇拜。原始人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命之物视为其祖先，顶礼膜拜，称为“图腾”。中国的原始氏族也有图腾崇拜。如《诗·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记：商族始祖母有女戎氏简狄在行浴时吞食了玄鸟(燕子)蛋而受孕生其始祖契，故契又称玄王。因此，玄鸟便受到尊崇，成为商族的图腾。据史家考证，原始社会晚期父权制时期，曾出现过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龚维英先生在《原始崇拜纲要》一书中说：“从男根崇拜的角度看，竹之挺拔，正男根之象也。”孤竹更像翘然崛起的阳具。孤竹的部族名称当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就存在了。它是一个古老的部族，长期繁衍生息于今冀东大地，商汤时加封，只是名义而已。我赞成第四种解释。

孤竹国存在的时间及与商王朝的关系：

关于孤竹国建国的时间，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是为孤竹侯国。殷墟甲骨卜辞文中称“竹侯”。时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初，一说是商汤十八年(待考)，约公元前1600年。

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根据《春秋》和《国语·齐语》所记，春秋时北方山戎(即后世鲜卑)侵燕，燕告急于第一个当上中原霸主的齐桓公，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弗刂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这次北伐，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时在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二说根据《管子》所记：大约在四年之后(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支(令支)”，彻底征服了山戎与孤竹、令支。山戎献金(铜)表示归服，孤竹国和令支国从此消亡。三说根据《卢龙县志》所记：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肥子奔燕，燕国将肥子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国，从此史籍不见孤竹国记载。学术界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即公元前664年为齐桓公所灭。其实这次齐桓公斩孤竹国君，孤竹国并没有灭亡。《管子》记述的时间公元前660年，孤竹国才亡。此后孤竹乃成为地名，纳入燕国的疆土。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人群体，其活动踪迹继续留在华夏的历史上约千年之久。

大致说来，孤竹在殷商之前是原始部族。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年(约公元前1600～前660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554年(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386年(公元前1046～前660年)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原因有三：

其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孤竹氏族以孤竹为图腾，鸟和孤竹都象征男根，图腾意蕴相通。上古人的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商王与孤竹国之间没有这种戒心。有人认为，殷商族来自东北，最初的发祥地在古燕山和玄水一带。揆诸史籍可知，古代所说的燕山山脉自今河北省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今玉田、丰润直达海滨。古玄水(即今青龙河)，为古濡水(即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唯一大河。对于今冀东地区这段早商的历史应该引起重视和研究。商族居地经常迁徙。夏朝前期，其始祖契的孙子相土率领部众自燕山、玄水一带南下，先后迁至今冀中、鲁西和豫北地区，至商汤后的18世王盘庚才在殷(今河南安阳小屯)地定居下来。孤竹墨胎氏一支没有随相土南迁，仍留居原地。商汤建国封同族同姓的孤竹国君于故旧之地。

其二，姻亲关系。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同姓不婚虽然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但商王室和孤竹国君已超过五服，故二者通婚不受限制。孤竹国与商王室通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二者形成了生死悠关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甲骨文中又有“母竹”字样，说明“妇竹”、“妻竹”等曾经生子，在商王室诸子中有了孤竹家族的血统。这种状况无疑更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这种亲密关系非殷商分封的其他诸侯国和方国可比。1992年10月，迁安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了商代的簋和鼎，制作精美。青铜簋的底部有金文“箕”字，据此推断它是商朝太师、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之物。青铜鼎内壁铭文有金文“卜”字，也是箕子之物。箕子之国在今山西太谷东北。象征主权的铜簋和铜鼎是媵器(陪嫁财产)，由此可知箕子家族曾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孤竹君侯攀附箕子这样的商朝重臣联姻，一方面说明他在商朝地位之高，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商朝的地位。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簋和鼎是西周初年原商朝贵族箕子义不事周，率殷商五千遗民去朝鲜，途径孤竹之地留下的遗存。果真如此，另当别论。不过，如此象征主权的贵重宝器，为何中途留下而不带走呢？是很费解的。

其三，边境安全的需要。商朝北部多边患，特别是武丁以前。几代商王频繁对北方用兵。商王在北方分封孤竹等同姓诸侯，是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卢龙塞是沟通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东北夷狄族须先至今辽西地区，然后经卢龙塞进入燕山之南，侵扰商境。孤竹世居今卢龙这一战略要地，控制了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也就扼制了东北夷狄族的南侵，真正起到了屏卫商王室和镇慑边境的作用。有商一代，孤竹国一直是商朝在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外服)。

孤竹国的城邑(政治中心城)与统治范围：

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括地志》所记，“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从汉代《史记》和后代文献记载的方位来看，孤竹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境无疑。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也应以今卢龙县为中心的滦河入海处小盆地及其附近区域，包括今卢龙、抚宁、迁安、迁西、滦县连片地区。卢龙位于一个低山缓丘环绕的盆地内。这个盆地在滦河下游，靠近渤海湾，滦河、青龙河从盆地中间穿过，出盆地进入滦县。据专家研究，夏商以前，今滦县以东和以南区域尚未形成陆地，滦河出盆地便是渤海。这个盆地，土地比较肥沃，背山面水，借海上暖湿气流之利，因而气候湿润温和。不同地貌有利于发展多种经济。山地丘陵可发展畜牧、狩猎，盆地发展农业，河畔和海滨可发展渔猎。从以上地理环境来看，今卢龙一带是古代先民比较理想的栖息之所，因此孤竹人世居这块地方。就世界古代史来看，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印度河流域)、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和许多国家民族都是河流文化；近看孤竹文化，也是河流文化，滦河和青龙河是孤竹族人的母亲河。

在今卢龙一带，有许多关于伯夷、叔齐的传说与遗迹，如“夷齐故里”、“夷齐井”、“夷齐庙”、“清风台”、“夷齐读书处”等。这里长期流传的民谣中有“滦水之北夷齐里，滦水之东孤竹城”这样的句子。这些都可以印证孤竹古城在卢龙。

关于孤竹古城也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如《汉书》记“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令支县在今迁安东。迁安与卢龙两地相临，距离很近。现代学者有人认为孤竹古城在今迁安夷齐庙所在地，相当于今迁安坨上村和祁庄附近。迁安学者根据清代史籍《滦河濡水源考证注》提供的方位，明确提出：孤竹古城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坨上村和处于滦河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对于这些歧异，可以认为孤竹国存在近千年，政治中心城可能因当时需要有过近距离的迁徙，并不为怪。

孤竹国的统治区域并不为大，这是商周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国共同的情况。但是近年有许多学者著文说：历史上常把孤竹国说成是屈居一隅的小诸侯国是不当的，孤竹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北方大国。有的学者根据许多文献记载，认为孤竹国的统治范围，西起今河北省迁安、卢龙，沿渤海北岸，东抵今辽宁省兴城县，北达今辽宁省北票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即包括今冀东东部和辽西地区。有的学者指出，在兴城县北、朝阳县南有一个叫“孤竹营子”的地方，更可证明为孤竹人居地。除文献记载和孤竹地名外，在辽西地区曾先后出土过大批商代早、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集中出土地点在大凌河上游今喀左县境内。吕调阳先生曾说：商代孤竹国旧城就在喀左。唐兰先生也说：“喀左属孤竹无疑。”

但是关于孤竹国地域辽阔的说法并没有为史学界所公认。有些学者著文指出，孤竹国不是商朝在北方的弱小诸侯国，但也不是一个地域广大的侯国。

质疑之一：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孤竹国的人口数量、政治和军事力量规模都不是很大，能控制燕山南北方圆千里之地吗？以殷商国家而言，其地域广大，但王畿地区(内服)也并不大，四方地区(外服)靠分封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来控制。商朝规定：公的领地方圆不超过一百里，侯的领地不超过七十里，伯的领地不超过五十里。结合周初诸侯国的情况考察，周初分封的诸侯大国齐、鲁、晋等国，其地方圆不过百里(即纵横各百里，约一万平方里。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注文)。况且燕山山脉、辽西山地群峰连绵，林木茂密，沃野稀少，有“九山半水半分地”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无论是交通条件和经济生活都很艰难。又处于山戎、令支等少数族的侵扰之中。孤竹国是没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控制这方圆千里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宋镇豪先生通过考古发现的商代城的规模计算，当时一个方国人口在两千～四千人之间。孤竹侯国的人口及规模当然也不会太大。日知先生曾经提出：“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毫无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夏商周三代是城邦联盟”。据《左传》、《吕氏春秋》记载，夏禹时邦国过万，商汤时邦国三千，周武王时有邦国八百。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早期国家以城邑为主体，城即为国，国即为城。”这些见解很值得重视。目前这种研究学术界正方兴未艾，预计将来中国的上古史将有改写。因此，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何谈方圆千里！

质疑之二：在辽西考古发现的属于孤竹的铜器，从时间上看，介于夏家店文化的上下层之间，即这里出现的孤竹铜器不会早于商代晚期，也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内，没有属于商文化系统的孤竹文化。相对来说，辽西孤竹青铜器埋藏的年代比卢龙时间要晚。这可以说明是在商朝晚期、西周早期，孤竹人离开卢龙之后才到达辽西地区的。孤竹国存在的前期五百多年间，辽西并没有孤竹人的踪迹。这至少可以说明，有商一代五百多年，那里不在孤竹国地域之内。

那末如何解释在辽西地区发现大量商末周初的孤竹器物呢？商末周初社会发生了大变动，商王朝被西周新兴政治力量推翻。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原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以族长身份管理原商都遗民。但武庚于周成王初年发动叛乱“北奔”，周召公率师北伐，在今北京地区建立了燕国。凭借军事力量，平定了燕山一带的殷商方国，将它置于燕国统治之下。一开始燕国就受到殷商残余势力的抵制，追随武庚的一部分殷商遗民，以及燕山一带殷商方国和孤竹国的一部分贵族携带宝鼎、器物，纷纷北逃辽西及东北其它地区，作为暂居地区，并散落各地继续生存繁衍。故而后来有“孤竹营子”等地名。今天在辽西地区，发现有属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孤竹国青铜器，也就可以理解了。

商朝灭亡后，今卢龙一带的孤竹旧地归于西周统治之下。这时的孤竹人除一部分北逃辽西地区以外，还有一部分孤竹贵族及国人仍居故地，西周统治者封了新的孤竹国君，成为燕国的附属。而逃到辽西后的孤竹贵族实际上已不再是诸侯了。它既丧失了对卢龙的统治，又没有在辽西地区建立新的政治军事统治，辽西只是丧国逃难的孤竹人居地，当然无所谓统治区域之谈。而且不久辽西之地也为燕国征服。以后由于山戎南下，辽西地区的周人(包括孤竹后裔)又南逃燕山之南。

孤竹国的社会状况：

孤竹国前期是商朝的诸侯国。有自己的职官和军队，是独立性较大的政治实体。君侯承认商王朝的宗主权，并为商王室承担戍边、纳贡等义务。孤竹国君侯又在商朝朝庭任官。经考证，有商一代，孤竹国君共传十一世。第九世君侯竹离大，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是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由于“殷人尚鬼”，遍祀诸神；无日不卜，无事不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掌管占卜、祭祀和军事的官员属朝廷要职。第十世君侯亚微(伯夷、叔齐之父)、第十一世君侯亚凭，在商朝朝廷先后担任过亚卿，是卿史一类官职。地位也很高，名冠“亚”字以示尊荣。

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的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可观，卢龙县曾出土相当于商代晚期成组的青铜器鼎、簋、弓形器和金臂钏；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有大量夹红褐陶器。迁安、滦县也出土了晚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畜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距虚(驴骡之属)大量饲养，是孤竹国的特产。《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所谓“四荒”，古代人认为是“言声教不及，无礼义文章”的“四方昏荒之国”。这种看法值得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就孤竹国与商朝的各种关系，经济结构及生产发展水平、名号文化、通行的文字和语言及政治、生活习俗，以及伯夷、叔齐事迹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来看，与当时中原地区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同时具有较巩固的经济基础。孤竹国至晚在商朝晚期大体完成了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的过程。虽然就下层民众的华夏化而言不及孤竹国的上层华夏化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行下效，民众的华夏化随之加深，夷狄文化虽有所保留，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于是孤竹国人大体完成了华夏化进程，而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一部分。

西周时期，对孤竹国采取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周王继续分封孤竹国成为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其内部结构没有触动，君侯的地位保留。同时，周王分封同姓诸侯国燕国，镇守北方，监督孤竹国等原商族势力，抑制山戎、东胡等部族，共同拱卫周朝。在商朝时，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商亡后“以国为氏”，称“孤竹氏”，或省称为“竹氏”。后来孤竹国为逐渐强大的山戎所逼，国势日益衰落。至春秋时期，孤竹国地被山戎占领，成为山戎“与国”，即山戎的盟国和附属国。

孤竹国的历史地位：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北方的滦河和黄河、长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孤竹族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了滦河下游地区。孤竹族人善于开发土地，进行垦殖，把野生植物改造为农作物，栽培大豆、冬葱成功，传布天下。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和青铜手工业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表现了开拓进取和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

2．滦河下游地区是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牧猎文化的结合地带，孤竹国促进了两种生产方式的交融。这里是夷夏各族杂居之处，孤竹国最早接受中原地区殷商文化，历经千年，促进了夷狄族的华夏化和各族的融合。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孤竹文化的特点是：多元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燕国和秦汉以后，在这里有移民、驻军、设郡县、修长城等，与孤竹人的华夏化及其对这里的开发密切相关。其后，这种类型的文化不断影响南下到这里的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族，对其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是商朝的北部屏障，维护了商朝北疆的安定，为商朝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孤竹国的建立标志着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冀东地区的文明程度。孤竹国立国近千年，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

4．孤竹国产生了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廉让节义的楷模，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构成了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孤竹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伯夷、叔齐那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可与晚商“三仁”即箕子、比干、微子媲美。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司马迁作《史记》，其中首篇列传即《伯夷列传》，记载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大意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墨胎氏(或作目夷氏)，名初，字子朝。有三子，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伯”表长，“夷”为谥号)，第三子叔齐(名致，商代金文作智；字公达，“叔”表少，“齐”为谥号)。子朝欲立第三子叔齐为君侯继承人。子朝死后，叔齐不愿继承君位，要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坚决不受，便逃走了。叔齐仍不肯立，也逃走了。于是国人拥立子朝中子为君(《史记》未记中子名，据《路史》和《列子·汤问篇》及商代金文所记，其中子名“凭”，或作“冯”；又一说，字公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善养老(敬老尊长，招纳贤人)，兄弟二人便西投周地。待到周境，姬昌已死，其子周武王姬发正载文王灵柩，统兵东伐商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纳。周武王灭商后，成了天下的宗主，伯夷、叔齐却以归顺西周为耻。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及饿且死，作《采薇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夸，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辞的大意是：登上那座首阳山啊，采食山上的野菜充饥。周朝是以武王这个暴臣代替商纣那个暴主啊，还不知其错。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存在很久，忽然隐没了，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哎呀！我们要死了，是我们的运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时。于是饿死于首阳山。据《韩非子》记：周武王“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对他们的气节表示钦佩。

司马迁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素有“良史之才”美誉；《史记》是一部信史。古今史家对《史记》所记内容有过不少批评和质疑，但总的评价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先前《论语》、《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对伯夷、叔齐事迹也有若干记载，《论语》提及五处，《孟子》提及十三处，可以印证。因此《史记》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内容基本可信。但是，关于《史记·伯夷列传》所记是否属实，历来存有争议。清代史家梁玉绳：《史记志疑·伯夷传考辨》，举出十不可信。举其要者，有第二条：“《书·序》谓武王伐纣，嗣位已十一年，即《周纪》(指《史记·周本纪》)亦有‘九年祭毕’之语，‘毕’乃文王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已。”第六条至第十条，对首阳采薇、耻食周粟、绝粒而死，以及《采薇歌》内容、首阳山所指，都认为不可信。另有学者也指出《采薇歌》为后人伪托，事也乌有；首阳山有五种说法，四处不在周朝本土之内。

先说周武王伐纣和“父死不葬”问题。这里涉及周武王伐纣的时间。这个问题争论已有2000多年，代表性的说法有44种之多，最早与最晚的时间相差一百零九年。根据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这是根据天象研究得出的最优解，应该可据。这是周武王率军最后克商的时间，此前还有丁卯观兵盟津的伐纣战争预演。周文王卒，周武王姬发即位第二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津，古黄河渡口)。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皆云：“纣可伐矣。”史称“盟津之会”或“孟津之盟”。但周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伐纣时机尚不成熟，遂果断下令停止东进“还师归”。周原甲骨文有“大出于河”的记载，可能就是记录这次盟会之事。又过十年，商朝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而西周的势力更加强大，于是在周武王十二年(应为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发动了灭商战争，大战牧野(今河南淇县南)，纣王兵败自焚而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詹子庆先生著《先秦史》也作如是叙述。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叙述了周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这件事。《史记》记伯夷、叔齐至周境，见周武王正统兵伐纣，当是周武王即位第二年观兵孟津之举。此时周武王中军车上载文王灵柩出征，是表示“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要实现先王遗志的决心；同时为了鼓舞士气，所谓“哀兵必胜”。古者诸侯五月而葬，此时文王灵柩末葬，也在情理之中。以周武王之明和姜尚、周公之智，当不会违制不知葬礼。

再说《采薇歌》。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序文中说：“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遂为之作传。《索隐》指出：“谓见逸诗之文，即下《采薇》之诗是也。”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他是亲眼看到《采薇歌》的。其歌辞形式可能为汉代以前文人加过工，但其事不是子虚乌有。《采薇歌》可证明夷、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而死等情节。

关于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在哪里？史称天下五首阳，各有案据，但无定说。这是由于史家研究不够，并不是天下不存在夷、齐隐居的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所引诸家注文，首阳山有六处：①河东蒲阪，华山之北，河曲之中；②陇西首；③洛阳东北，今河南偃师西北；④北海之滨；⑤辽西；⑥据《庄子》云：“伯夷、叔齐西至岐阳，见周武王伐殷，曰：‘……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饥饿而死。”与《采薇歌》首句“登彼西山”相照应。是陕西清源县首阳山，在岐阳(今陕西岐山)西北，位于西周本土之内。比较而言，此说可信。对于伯夷、叔齐其人，前人有过许多评述。《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都有评价；屈原、陆贾、司马迁、刘向、韩愈、王安石、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顾炎武以及近代人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均有议论。对兄弟二人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大多赞美有加。孔子、司马迁肯定其为“贤人”，姜尚认为“义人”，孟子看作为“圣人”，“百世之师”……韩愈的《伯夷颂》对他们举得更高：“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山卒(高峻而险)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这三百十八个字的颂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不仅文人学者们敬仰，历代帝王也对他们尊崇。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明宪宗朱见深曾派大臣到永平府清节庙(夷齐庙)祭祀二贤。清朝乾隆皇帝两次驻跸清节庙，并留诗赞扬。举出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伯夷、叔齐的事迹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受到外国人的赞颂。在朝鲜半岛海州也有首阳山以祠夷齐。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在古代就有人责难。如庄子将伯夷、叔齐形象贬损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南北朝时佛教卷册以《雕王集》为代表，对伯夷、叔齐进行奚落，丑化到迂腐可笑、贪婪可鄙的地步。反映了道家、佛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北宋王安石和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也持否定态度。现代人也有提出质疑和否定的。鲁迅先生1935年在小说《采薇》中，把伯夷、叔齐二人作为道家形象进行嘲讽，以古讽今，针对当时一部分面对社会矛盾而逃避斗争、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48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个人民主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这段话是由于当时政治需要，借古讽今，批判对美国怀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敦促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向人民阵营。

但是，伯夷、叔齐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去原始社会不远，他们有对神农、虞舜的盼望，而绝无现代意识。他们是商朝末年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名士，其言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曾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写的《采薇》是小说，不是历史，对伯夷、叔齐不是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重大的贡献，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和他的政治理论观点也有错误一样，他的学术观点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别了，司徒雷登》是一篇政论文章，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似乎有违于他提出的“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原则。历史学者郭世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一文中说：“如果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用革命领袖已有的表述来检验，党同伐异”，那么“研究本身就毫无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可言”。这种见解是中肯的：

⑴关于兄弟让国：

远古时代就有禅让制，伯夷、叔齐从道德的角度理解，是仰慕这种制度并力行的。当时孤竹国并没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如外敌入侵，临阵脱逃。他们让国后，国人推子朝次子凭继位，由伯夷之妹辅政，国家仍然稳定，没有出现什么动荡，说明子朝次子凭也是合适的继位人。因此不能说伯夷、叔齐让国是“对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人各有志，伯夷、叔齐淡于权势，把侯位廉让他人，“视弃天下，如弃敝屐”，这是一种美德。“当仁不让”是一种积极的情操，兄友弟恭相互廉让，同样是一种高洁的德行。他们与那些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乃至不惜流血断躯，父子、兄弟相残争夺王位或皇位的野心家相比，是何等高尚！因此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传为佳话。孔、孟以下，伯夷、叔齐一直被视为“廉”的象征，汉武大帝刘彻也赞叹他们是“天下廉士”。这是从道德角度而言。伯夷、叔齐让国还有政治原因。孟子说：“伯夷辟(避)纣，居北海(今渤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说明他们对商纣王的统治不满，不愿与之合作，屈从侍奉，助纣为虐。他们立身清介，遵奉的原则如孟子所言：“非其君不事……治则进，乱则退”；“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已经预感到商朝统治的危机。他们是从商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有识之士，其识见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具有进步意义。只就这一点，他们理应受到民众欢迎，历史肯定，而不该责难。

⑵关于“叩马而谏”和“不食周粟而死”：

应该说伯夷、叔齐与周武王在不满商纣的统治方面有共通之处，他们以衰暮之年，不远数千里，从北海之滨投向周地，正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们和周武王对如何处置商纣王的统治，态度截然不同。周武王主张用暴力推翻商纣的统治，建立比较清明的西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做法不符合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还要从他们投奔西周的原因来分析。周族原为西方弱小部落，商王武丁时开始臣服于商。到商王太丁(文丁)时，周族首领季历被命为牧师，或称殷西伯，成为商朝统治西方的方伯。季历遇害后，其子姬昌继为西伯，后自立为王，是为周文王。周文王笃行仁政。政治上“修德行善”，“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敬老慈少，礼下贤士，“仕者世禄”；经济上，节俭裕民，“康功田土(开垦耕地)”，实行“耕者九一(九分而税其一)”、“关市讥(查问)而不征”和“泽梁无禁”的政策。因而民心安定，国力不断增强。不仅周围许多部落纷纷归附，也吸引商都民众，他们不满纣王暴政，要投奔西周，但遭纣王制止。“仁者西伯”，“有道西周”，名声远扬，使伯夷、叔齐勃然心动。且看他们去西周地前的两段言论。伯夷闻文王作，高兴地对叔齐说“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离娄》)意思是：何不归附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敬老尊长，善于招贤纳士之人。叔齐也说：“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庄子·让王》)意思是：我听说西方有个人，似乎是行王道的人，试探着去看一下吧。可见他们二人，不远数千里投向西周，是为了“求仁政和行有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但拒绝使用暴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伯夷、叔齐说：“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太公六韬》)这是他们固有的政治观点。因此对周武王所为甚为失望。商朝末年时，伯夷春秋已高，与姜尚二人同被尊为“天下之大老”。据学者考证，伯夷生于商朝武乙、文丁年代，至商末伯夷行年七十余(一说行年八十余，见王安石《伯夷论》)；叔齐自然要小，但也年过花甲。他们以衰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怒发冲冠的大兵，不顾生死，慷慨沥血；向周武王犯颜直谏，指责他不仁不孝，言辞可谓激烈。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把周武王的灭商战争视为“杀一人而有天下”的不仁，是“以暴易暴”，是以无道伐无道，而不是“有道”之举。他们“叩马而谏”，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和争取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实际上是主张避免杀戮流血，以仁易暴，以有道代无道。即通过非暴力的政治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路是有价值的，同样具有进步意义。设想一下，非暴力的政治途径也是存在的。如行仁政，天下归心，当时西周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靠的就是这种途径。孤立政敌，分化瓦解，使之众叛亲离，不打自倒。威势所加，实行规谏；或进行赎买，逼其让权。当然，这样的途径，经历的时间可能要长些，还可能出现曲折。历来各个阶级的政治家要夺取政权和统一天下都有两手：暴力的一手，非暴力的一手；战争的一手，和平的一手。比如北宋建立以后，南方和北方有八个割据政权，宋太祖和宋太宗除了运用战争的一手外，还成功地运用了和平的一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割据漳泉地区的陈洪进“纳土”和偏守江左的“吴越归地”，就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通过利益的赎买和平实现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以后民国政府又以优惠的条件赎买了清朝皇帝的退位，也是对和平一手的运用。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许多年来史学研究也受到左倾观点的影响。由于过分宣传暴力革命至上，夸大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贬低了历史上改革和改良的作用。对于谋求通过非暴力途径达到社会进步的理念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空想主义、修正主义。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常常有人发问：伯夷、叔齐既然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为什么又“叩马而谏”，反对周武王的灭商战争呢？似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矛盾的。这便是由于上述思考的真空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小说《采薇》也通过文中人物的口说：“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伯夷、叔齐自有他们的思维逻辑，反对商纣王的暴政，同时主张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并不自相矛盾。

西周成王初年，原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西周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和淮夷、徐、奄等方国部落发动叛乱。武庚获悉伯夷、叔齐与西周政权不合作，特派使者与他们联络，要求参加叛周军事行动，共同复辟商朝。武庚集团的使者满怀信心地对伯夷、叔齐说：“胤子(指武庚，字父禄)在邶(原商都朝歌以北，西周初武庚封于此。在今河南汤阴东南)，父师(指箕子)在夷(指箕氏朝鲜)，奄(今山东曲阜)、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齐回答说：“此非吾事也。”拒不参加叛乱。使者又问：“然则叩马而谏何为？”伯夷、叔齐答道：“为万世之君臣也。”又问：“然则今何为？”答曰：“有死耳。”使者质疑道：“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于是伯夷、叔齐遂饿而死。这段珍贵史料见于清人李锴《尚史》卷一《轩辕五帝夏商列传》引《汲冢书》所记。从这段史料，可以证明伯夷、叔齐拒绝暴力和杀戮流血，不“以暴易暴”，而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实现清平之世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我们绝不否定暴力的作用。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观点。但是也不能否定非暴力途径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可喜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史学界也在正本清源。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于改革和改良，如晚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民国政府对清朝皇室赎买策略的运用等，也给予了应有的地位。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是为了他那“求仁”和“有道”的政治理想未能实现而死。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这种“特立独行”的守志精神，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伯夷、叔齐是商朝的同姓诸侯，商朝国家是他们的祖国，自己宗族的国家灭亡，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出于对自己国家和宗族的感情，他们“不忍臣二姓”，不食周粟而死。他们不是为商纣王而死，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宗族殉难，表现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节义精神。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以荆轲为代表，荆轲刺秦王，血洒咸阳宫，这是一种悲壮；伯夷、叔齐不食西周粟，饿死首阳山，是另一种悲壮。伯夷、叔齐是燕赵大地最早产生的有代表性的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构成了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滦河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涵。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精辟地论述：“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国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虽然谭先生论述的是宋朝与金朝、元朝与清朝的历史内容，但其基本观点对于我们评价西周与商朝的斗争，以及伯夷、叔齐等历史人物的地位很有借鉴意义。按照目前史学界通行的观点，商与周是同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两个政治集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朝就是商朝，西周就是西周。我们肯定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进步意义和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同样不能否定伯夷、叔齐忠于殷商国家的行为。设想一下，如果伯夷、叔齐到达周境，见到周武王正统军伐纣，他们不是“扣马而谏”，而是欣喜若狂，高呼万岁，当即参加周武王统率的灭商大军，并充当西周军队前导，直奔商都朝歌杀去，那不就是另一个吴三桂了吗？

⑶夷、齐精神的历史作用：

归纳起来伯夷、叔齐的精神就是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这是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仁政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可以说伯夷、叔齐是儒家仁政主张的先驱者。德、礼、廉、仁、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是礼义之邦，向来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仁政学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束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

首先，仁政主张维护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社会秩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有许多黑暗和丑恶的东西，但却是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在一定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恩格斯说：“当一定的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之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面受到损失的那些人，也会赞美这种生产方式。”(《反杜林论》)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上升时期，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进步意义。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与封建制社会的农民的处境，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布利丹的驴的处境：“不是在两包甘草之中选择那一包更甜，而是在两种棒打之中选择那一种更轻。”仁政的压迫形式比较缓和，是一种较轻的棒打，因此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宁愿接受仁政而反对暴政。但到后代，由于伯夷、叔齐作为封建纲常的偶像被统治阶级利用，也起过消极作用。

其次，礼义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历史上许多志士名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机，常从伯夷、叔齐的精神中吸取力量，保持坚贞的名节。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元军统帅对其劝降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文天祥答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并要效法夷、齐绝食以殉国。他被囚期间写了一首《和夷齐西山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对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殉国，历来受到人们推崇；前文所引谭其骧先生史论也肯定文天祥是“爱国主义者”。伯夷、叔齐是文天祥学道的榜样，却受到责难，似乎与理不公。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推崇伯夷、叔齐。他骑驴访天下，千里到冀东，作《谒夷齐庙》诗，借赞扬两位先贤“甘饿首阳岑(小而高的山)，不忍臣二姓”，表达自己怀念故国，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历史家也肯定了顾炎武的爱国精神。很显然，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洪承畴、吴三桂就要受到推崇了。

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积淀，夷、齐精神依然是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求仁求廉”与“不食周粟而死”，前者体现为精神品格上的追求，后者体现为坚持原则的骨气。作为孤竹国的嗣侯，伯夷、叔齐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充裕而不会有任何忧虑。但在财富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廉；在地位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让。不仅如此，伯夷、叔齐之“不苟取”，还表现为二人至周后，不接受周公对他们要“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和周武王愿“让以天下”。他们说：“此非吾所谓道也。”依然坚持廉和让。而在背后主宰他们的却是“志”和“义”。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不贪财，不恋竹侯，不受周官；同样，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做到不辱其身，舍生取义。这是惊世骇俗的壮举，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欧阳健：《伯夷精神之解读》)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可作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孤竹大地能够哺育伯夷、叔齐这样的历史人物，从一个侧面反映这里传统文化之深厚。同时，由于伯夷、叔齐的操守和风范，也使孤竹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放光彩。

⑷弘扬夷、齐精神的现实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批判继承。任何民族的今天都是由过去发展来的，一个民族如果只依赖过去显然是不会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注定也不会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知识总汇发展创新的结果。孤竹文化中的夷齐精神有积极因素，应当加以继承和弘扬。做到古为今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伯夷、叔齐的言行中，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礼、廉、仁、义、和合、抱节、守志等观念。这种仁德为重、廉让为先的品格，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和坚守理想的志向，被人们称为“孤竹遗风”、“夷齐清风”。我们弘扬“夷齐清风”，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维系社会稳固的良知，伯夷、叔齐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益的精神力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关于孤竹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涉及孤竹国历史文化中的许多问题，发掘了不少新的史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是十分可喜的。我们滦河文化研究会以研究滦河文化为己任。孤竹文化是滦河文化的重要部分，有辉煌的内容。目前我们研究会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研究人员较少，研究课题不够广泛，成果不多和水平有待提高等方面的问题。面对全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我们感到形势逼人，必须勇起直追。

1．要建成全国研究孤竹文化的中心：

滦河入海处盆地是孤竹国的故土，冀东大地是孤竹人的故乡。研究孤竹文化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有我们的地方优势，这种地方优势是外地学者不可比的。我们应该发挥地方优势，做出与孤竹人故乡相称的业绩来。建议滦河文化研究会把孤竹文化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建立孤竹文化研究中心。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奋斗五年，建成全国研究孤竹文化的中心，接受外地咨询和提供资料支持等。

2．要制定研究规划，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

要确定若干重点课题在滦河文化研究会和唐山市社科联立项，并争取在省社科办立项。要利用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文物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首先对孤竹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以及历史人物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撰写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要对伯夷、叔齐这两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作出恰当评价，确立其伟大爱国者和“天下廉士”的历史地位，深入挖掘他们的精神内涵，以弘扬其有益的精神。充分发挥名人效应，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3．要组织研究队伍：

既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又要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要在中青年会员中至少培养1-2名研究孤竹文化的领军人物，成为学术带头人。这是形成全国研究中心和后继有人的关键。

4．要从搜集和整理孤竹文化资料着手：

孤竹古国传国近千年，历史内容应该丰富。目前开展研究最大的困难是资料不足，要下大力气搜集和整理。首先对国内已发现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文物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整理汇编成册，对学术界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整理汇编成书。还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深入挖掘。要与全国各地研究孤竹文化的机构和学者建立联系，实行资料互通共享，掌握研究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共同召开学术研讨会，有步骤地把有分岐的问题一个一个加以解决。与有关部门积极联系，结合基本建设，对卢龙(迁安)的孤竹古城进行考古挖掘，向地下要新资料，争取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困难很多，但又不应该不做。事在人为。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研究会会长和各位副会长的领导下，依靠热心学术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的努力，必能取得预期的成绩。

孤竹国是古代位于东北与山东半岛之间的一个部落，据专家考证，它“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九百四十年(公元前1600～前660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五百五十四年(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三百八十六年(公元前1046～前660年)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

灭亡于春秋时期的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竺氏家谱》记载：“孤竹君，讳初，字子朝，姓墨胎氏，袭孤竹君国，在辽西。”

孤竹国君有三个儿子，史书都详细记载了大儿子伯夷和叔齐的事迹，他们俩不愿为国君，双双弃国而走。国人于是拥中子为君。这事情凡是历史学家都要考证再三，并且从自己的立场评说一番的。但是好多资料中，都没有说明孤竹国君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在《竺氏家谱》中记载：“文嗣君，字公尚，国人立以为君。”有关伯夷的记载是：“伯夷，讳允，字公信，谥曰夷。伯其长子之称，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叔齐的记载是：“讳致，字公达，谥曰齐。”可见拍夷、叔齐并非兄弟两个在世时的名字，可能是他们死后，当时的周武王封赐的谥号。后来孟子在根据他们的排行，在前面分别加了个伯、叔两字。许多人说，既然老大叫伯夷、老三叫叔齐，那么老二应该叫仲什么的，但是由于二儿子在历史上因为没有其另外两个兄弟出名，因此，周武王没有给他谥号，孟子也没有评论他的为人，他的名应该是“文”了。

伯夷、叔齐虽然很出名，但是由于他们弃国出走投奔周文王，后来反对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伐纣，周武王未采纳他的意见，商灭亡后，他们深以为耻，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因此，他们也没有后代留下。竺氏的第二代，就从孤竹国君的第二个儿子文嗣传来了。

家谱记载，从文嗣君开始，以下分别为：懿→隆→黎→熙→献甫→质□→徽→靖平→坚可→庆晨→俭→熊→扁→襄仲→万平(以国为氏，始受姓而竺氏焉)→大会→穆→审己→膺福→云兴→神佑→歴→大清→古民→但→可强→鎭尚→惧失→刚→湛→载→孟宗→显→兆→猛(汉都尉)→发(并州驾别)→会、晋(令尹)→乐敬、彝(河阳宰)。

再接着往下是圉、性，其中圉下传两条衍线：

第一条衍线是：清甫→夔(长吏)→宗宣→丰

第二条线平行的是：贤甫→权→恢(新平宰)→微。

这条记载到这里与丰平行的，往下没有记载了。

接着丰往下的是：灵秀(进士，洛阳长吏)→可忠→昱→纪→君用→业→天成(将军)→寿嵦→逊→曾(后汉官下邳侯相，又封威武将军)→恭孙→晏(后汉官，拟阳侯，避仇，加二於竹，徙居琅琊莒县)。到此时，竺氏先祖已经确定了竺姓，而且指明了居住地是在山东。

从晏再往下：宜升→明庆→乐善→贵和→登→弥→道生(讲经虎邱，石皆点头,宋太祖雅重之)→贶(字表恩□宋乾德三年乙丑中姜涉榜进士，仕河阳府丞，历升至吏部尚书，配舒氏夫人，生一子中立，墓葬后山)→中立(迁灵峨始祖，另起一世)。

从中立开始，浙东的竺氏开始了新的世代计算方法，在此之前，从孤竹国君作为第一世算起来，到中立为止，总共传了六十六代。

如今，人们一提起古孤竹国就想到与昌黎紧邻的卢龙，这主要是因为卢龙一带某地曾为孤竹国都城的所在地。其实，昌黎与卢龙一样，在商朝和周朝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曾同古孤竹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昌黎是祖国北方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之一，人类的祖先早在原始社会就劳动、生息在这方有着山风海韵的古老土地上了。新中国诞生以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在昌黎北部的碣石山一些山丘坡岭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或遗址，并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踪迹线索，以及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昌黎镇渟泗涧村西北的响杨树沟一带发现的大量刮削器、凹缺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等采用锤击法和压制法制成的石器，及石核、细石核、石片、细石叶、碎屑等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就已经有原始人类聚居了。

“今昌黎之地，陶唐时属冀州，虞属营州；夏省营州，此地属冀州……”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在《昌黎沿革表》中，是这样记述自“陶唐”(即唐尧)以降的今昌黎之地的远古历史的。“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书?五子之歌》)尧、舜、禹时代，毕竟留下的仅是遥远的传说，很难说那时的昌黎之地是什么样子了；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殷商奴隶制王朝诞生之后，在渤海沿岸的冀东、辽西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方国——孤竹国，而昌黎地面当时就已列入孤竹国的管辖范围，当是确定无疑的。

孤竹，亦写作“觚竹”。据传，孤竹国君姓墨胎氏(在文献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为建立商王朝的商部落始祖契的子孙后代；据此，一些史学家推测，孤竹国建立于商朝开创之时，为商王朝的同姓诸侯国。从契到灭夏桀、建立商王朝的汤，共传十四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商部落的不断扩大，孤竹国所在地当早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孤竹国在商朝时的管辖范围，从出土文物看，地域较大，其地望至少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即在考古学上的夏家店文化(以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夏家店一带发现的上下两层不同的古代文化命名)的分布地带之内，其中自然也包括今日的昌黎县境。《尔雅?释地》曾把“孤竹”谓为“四荒”之一，由此可知孤竹国曾辖有北方渤海沿岸的广阔地域。但到周朝时，情况发生较大变化。随着周朝的建立，孤竹国的同姓诸侯国地位化为乌有，很难再管辖一个较大的区域。到这时，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在紧邻孤竹国的今北京市及其邻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同姓诸侯国——燕国；不仅如此，生活在辽西、冀东山地的土著民族也渐次襬脱孤竹国的管辖，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戎族部落--山戎；孤竹国的西部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现象，建立了“令支”等国。

到东周时，孤竹国的势力变得相当微弱，辖境被挤得大约仅剩有今秦皇岛市辖境，即包括秦皇岛市的海港、山海关、北戴河区和昌黎、卢龙、抚宁、青龙等县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地区，仅比在今迁安市一带的令支国略大，并与令支国一起成了山戎的与国。到公元前7世纪，孤竹国与山戎、令支结盟，并在山戎的策动下时常侵扰燕国，结果于公元前663年被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应燕庄公之求，率领齐国大军北伐山戎时顺便消灭。至此，留下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等典故，以及"老马识途"等成语的千载孤竹，变成了传奇色彩较浓的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三四千年以前栖息在昌黎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活景象了，但有一点不可忘记，昌黎的先民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孤竹国的子民。

位于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为燕山山脉伸向东南海边的余脉，南北长近二十四公里，东西宽约二十公里，跨越今昌黎县和卢龙县、抚宁县境界，占地面积约三百二十平方公里，为秦皇岛市西南临海地区的主要山地。

碣石山由近百座颠连起伏的峰峦组成，在数十里范围之内，岭岭相携，峰峰偎依，显得颇有气势。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位于昌黎县城北偏西五公里处，海拔695.1米，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其顶尖为两座南北并立的峰峦，远望颇似一凌空拔起的柱石，碣石山因此而得名。基于此，碣石山也为主峰仙台顶的专称。

“碣石”之本义，当为指可作标之石，且应呈圆柱形。“碣”字本从木，通在商周时用以作标帜的楬橥之“楬”，后取“楬”之义专指作标之石，进而指可作明显地理标志的似楬之山；为此，东汉许慎在着《说文》时，明确释“碣石”为“特立之石”，并云“东海有碣石山”。

碣石山之所以在远古时就很出名，主要是因其长期在北方沿海地区起到了一个醒目的地理坐标作用。

“碣石”之名，始见于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在北山经中，明确记有“碣石之山”，并云“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比较起来，成书略晚于《山海经》的《尚书?禹贡》，对“碣石之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坐标作用记述得比较清楚。《禹贡》在记相传的夏朝冀州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其意是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数部族，在以兽皮作贡品朝献时，乘舟遵海入河，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行经与渤海湾交界的海面时，以望海畔似“楬”的特出的大山——碣石山为标，向西转航于渤海北岸之下，直驶古黄河口(在今天津市一带)。《禹贡》又在记“导山”时云：“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段记载表明，碣石山在远古时不仅是渤海北岸的重要航标，而且为与从“岍”(岍山，陕西省西南部陇山山脉的支脉)、“岐”(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等山峰连接而来的太行、恒山等远古时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显要山峰，系中国北方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史记?天官书》在谈山川走向时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不仅如此，古代的碣石山由于既接太行、恒山，又与渤海紧连，地理位置异常显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成了北方的一个地域，甚至北方边远地区的代称。如在《战国策·燕策》中，就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之言；《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之语。很显然，“碣石”在很早的历史年代就不仅仅是一个山名了。

在远古时，昌黎一带曾被视为冀州碣石之地，“冀州碣石”当为这一地区最古老的称呼。

正因碣石山在远古时就以其似“楬”的山貌和特有的地理位置，在北方沿海地区发挥了独特的地理坐标和航海标识作用，从而使它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成为渤海北岸最著名的山峰，也与中国的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以致成了令无数古人神驰遐往的“神岳”。

“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这是《汉书》的编撰者，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赋》中吟的一句诗；唐朝开元年间领衔注释南朝梁国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的著名大臣吕延济，在作注时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

碣石山成为蜚声远扬的“神岳”，大约是在战国的中后期。当时，碣石山一带在齐桓公伐孤竹之后，由产生了伯夷、叔齐等先贤的孤竹国领地变为燕国的辖境。进而，与浩瀚神秘的大海紧紧连在一起的碣石山，被赋予更加浓厚的神奇色彩，成为燕国祭祀的“望”。燕昭王筑黄金台大举求贤，请到创“五德始终”说的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阴阳家驺衍之后，特为其修筑了一座宫馆，并将这座宫馆命名为“碣石宫”。驺衍寄居的碣石宫，当与黄金台一样建在燕国的都城，即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境；而燕昭王筑宫设馆，以“碣石”之名命之，可见当时远在燕国都城以东五六百华里的沿海名山--碣石山，已经成为燕国君王的祭祀神灵之地，整个山峰连同附近的海域均被罩上了一层神秘怪异的色彩。此外，驺衍主要信奉与推崇的是阴阳五行说，燕昭王以“碣石”命名其所客居和传授学说的宫馆，也表明当时的碣石山及其邻近地区已与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变成大搞神秘文化和信奉神秘文化的人仰重的圣地。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驺衍堪称是集大成者，其“五德始终”说在各诸侯国影响很大；此外，在战国时“神仙”说也风行一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与长生不死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长生不死的观念可谓由来以久，几乎伴生于中国悠远的文明史，这从《山海经》有着各种各样的长寿国或不死国的传奇性描述中就可看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长生不死的观念被发展成修炼成仙的思想，出现了不少笃信“神仙”说的方士。在这些方士的推波助澜之下，“神仙”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进入战国时期，当南方的道家学派仍在演说“长生久视”之大义，描述真人、至人、神人的奇异本领时，北方的一些方士业已开始尝试将“神仙”观念付诸“实践”，为了变成“神仙”，想方设法上山下海，到处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并利用所临近的大海的缥缈无垠和海中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景观，创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等传说。当时，拥有颇具神奇色彩的碣石山和宽阔海域的燕国，成了方士们最活跃的地区，相传或自称成仙的人接连在这里出现。

到了战国后期，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士》一书中的话说，“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后来，这一风尚传到了齐国，使燕、齐两国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有方士活动，各种各样的传说不断产生。宋毋忌等“仙人”被传得神乎其神，传说他们成“仙”以后，可以不要身体，可以把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得到了无限大的自由。最早的“仙人”史料留下来的很少，从燕国当时的情况看，这些“仙人”发迹的地区，当在或曰只能在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燕国的方士塑造所谓的“仙人”，主要是靠大海的神秘色彩，而出海必须在海岸有居地，此居地当在有神秘色彩的山峰之上或之前，否则就很难营造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文化氛围。山海结合，隐于山，漂于海，才有虚无缥缈的文章可做，显得神乎其神。在燕国的沿海地区，山与海紧密结合的得天独厚之地，就是如今的昌黎及其邻近地区的滨海地带。巍峨挺拔、山形奇特，特出于渤海西岸，连接太行、恒山等大山，其主峰顶尖呈椭圆形，突起于如屏似障的群峰正中，遥望颇似天桥柱石，被远古的航海人视为循海入河的独树一帜的地物导航标志的碣石山，以及其附近的北戴河、秦皇岛等沿海半岛或岛屿，无疑是方士们耍神弄鬼、呼天唤地、故弄玄虚、欺骗视听的最佳选择之地。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等所谓“仙人”的踪迹已不见记载，而羡门子高，清朝干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张敦仁在撰《通鉴刊本识误》时，明确注其“居碣石山上”。据此可知，当时燕国的特产“仙人”，主要出自碣石山及其邻近的沿海一带。

正因“仙人”成了燕国的“特产”，燕昭王变成了“神仙”说的狂热信徒，以地利之便，屡次派人到山上和海中去寻宋毋忌、正伯侨等“仙人”；但仙人似乎来无影去无踪，屡寻屡无结果，一些方士只好制造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来搪塞，这反倒使那些“仙人”更加神乎其神。时至秦朝建立之际，燕、齐两国的方士已不可胜数，这些方士呼风唤雨，装神弄鬼，创造了一整套“神仙”说，把渤海沿岸有山有石的地方几乎都神化了。在战国后期，齐国的方士欲与燕国的方士一比高低，活动能量比燕国方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秦王朝诞生之际，在山东半岛闹得不亦乐乎，并由渤海闹到了黄海；又加上燕昭王和齐威王、齐宣王等燕、齐两国的君王均梦想长生不老，在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和山东半岛的之罘等地搞了不少祭神和求仙的相应建筑，从而使这些地方在秦、汉时成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开展求仙活动的大本营。

孤竹是中国古代一个神秘的国度，人们对其兴衰、疆域、陵寝、庙宇等历来知之甚少。冀东至辽西一带，公元前17世纪为商王朝开国元君商汤所封。唐朝司马贞在为《史记·伯夷列传》所作《索隐》中说：“其传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说，“殷汤正月三日丙寅”。两种说法虽异，但却都证明，殷商伊始，便有了孤竹国。

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另有说姓“墨”。相传至伯夷、叔齐，其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解者云，夷、齐，谥也。按中国传统习惯，兄弟排行通常按“伯、仲、叔、季”的次序，实际上老孤竹君膝下有三子，在伯夷与叔齐中间，尚有一中子(次君)，佚名。又，《史记》中记载，在夷齐二君逃走后，“国人立其中子”在今冀东迁安市团子山仍有“次君墓”。由此，看来老孤竹君只有夷、齐二子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古有“夷齐让国”之说：老孤竹君生前留下遗言，命少君叔齐继位；可当父死后，叔齐却推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以父命难违推逃。叔齐仍不肯继位，亦逃。二人同走，欲晋见周文王西伯姬昌，在半路恰遇周武王伐纣，于是叩马而谏，周武王未听。伯夷齐耻于臣周，采薇不食周粟，饥饿而死。

对于“夷齐让国”，历来褒贬纷纭。代表儒家正统学说的孔、孟、韩愈等，都给予极高评价。伯夷、叔齐及孤竹国的名声遂扬。

孤竹兴衰与殷商同步。在商兴旺时期，孤竹疆域曾远达辽宁朝阳地区。夷齐让国与武王伐纣，恰为同期，约在公元前11世纪商王朝灭亡前后。到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救燕伐孤竹时，孤竹国之地早已为山戎人统治了。

孤竹国疆域并不如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只在卢龙县，而是在滦河与青龙河汇合地域，即现今的迁安市、卢龙县、滦县三者交界处，以及三县(市)所辖地区。整个孤竹国疆域包括冀东东部和辽西地区。

冀东东部是孤竹国的重要地区。《辽史·地理志》载：平州“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那时的平州辖卢龙县、安喜县、望都县、滦州。光绪《永平府志》也载：永平府“《禹贡》冀州之地，虞初分为营州地，商为孤竹国，周属幽州，春秋为山戎、肥子二国，属燕。”按上述记载，孤竹国在冀东所属地域，包括现在的唐山市区东部、迁安市、迁西县、滦县、滦南县、乐亭县、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和秦皇岛市区。

辽宁西部也曾属孤竹国。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载：辽宁朝阳地区“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其地复属燕。”《辽史·地理志》载：“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旧县名，在今辽西锦州边界)。”那时的兴中府在现在的辽西。该《地理志》又载，“营州，本孤竹国”。营州地跨现今的冀东东部和辽西的广大地区。由上可见，孤竹国兴旺时期，其疆域已达现锦州以西及朝阳广大地区。

孤竹国都城何在史料对于孤竹都城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卢龙县南十二里”之说；有说“兴中府”之说；有“黄洛”之说，而多数史料则说：“令支有孤竹城”。

据考，《汉书·地理志》载：“令支县有孤竹城，盖即商之孤竹国，周之令支、孤竹二国也。”该志还说，“辽西令支县有孤竹城。”清，光绪《迁安县志·沿革》载：“邑在汉为令支县，旧地理志令支县有孤竹城，即商之孤竹国。”由此记载可以初步确认，孤竹城在令支境内。

令支包括现今的迁安、迁西和滦县北部。孤竹城在其中何地呢？清乾隆年间《滦河濡水源考证注》，注曰：“……经黄台山又二十三里折而东，三里河自东注之。又南流二十余里，经孤竹城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青龙河自东北来汇之。”由上述记载的里数可推算出，孤竹城的坐标范围应是：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市坨上村与处于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

孤竹城具体在哪里？光绪《永平府志·封域志》：“城西十八里，孤竹山也，孤竹城在其阴”。其所指地点，就是明朝景泰五年建的专门供俸伯夷、叔齐的“夷齐庙”。《永平府志》中印制的《迁安县疆域图》径直将“夷齐庙”的位置标为“孤竹城”。这部府志中还记载：夷齐庙系明“景泰五年知府张茂复建于孤竹城”。由上述记载可见，孤竹国古城就在夷齐庙位置上及其附近。

夷齐庙西五里左右，有个“迷谷村”，有名的“老马识途”典故就发生在这里。迷谷村的存在，也有力地佐证了孤竹城的位置。齐桓公当年为伐孤竹城而陷于旱海迷谷之中，孤竹城怎么能在近百里之外的黄洛、五十里之外“卢龙城南十二里”和约五百里之外的辽西兴中府呢？

孤竹君陵寝孤竹三君的陵墓，有明确的记载。清光绪二年重修的《永平府志》载：“双子山，城西北(指卢龙城)二十里，孤竹长君(伯夷)墓在焉，一名长君山。马鞭山，在双子山西，孤竹少君(叔齐)墓在焉，一名少君山。团山，在县(指迁安)东南二十里，即次君山也，孤竹次君墓在焉。”根据《永平府志》中的地图，经考证核对，双子山即现在的抓髻山，马鞭山即现在的磨盘山，团山即棒槌山。前二山在1949年以前属卢龙县，1949年以后三山所在地均划归迁安管辖。

改革开放前，三君墓所在的三山虽在，但墓葬遗迹年久难寻，且多已开发铁矿。然而，1992年10月，抓髻山附近的马哨村村民采沙时，竟意外地发掘出商代的一鼎一簋。鼎内壁有一“卜”字，簋中有一“箕”字。经考证，很可能是商末箕子所铸，他身为商纣王诸父，当过太师，曾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按当时等级制，他拥有铸造七鼎六簋之权。箕与孤竹，同为方国，将鼎簋作为国礼赠送，是合乎情理的。很可能孤竹得到箕子的赠礼，以后鼎簋成了孤竹长君的陪葬品。

历史记载，周武王伐纣后，伯夷、叔齐耻于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而墓地却在故国，是何道理？一种解释是，当时将尸体运回了；另一种解释是，为纪念他们而建的衣冠冢，而后将其作为真正陵墓看待了。

孤竹庙宇奇观在今迁安市坨上村南一里许，滦河由西而东奔流。河心有一石基小岛，岛上曾建有“孤竹君庙”，系明嘉靖四十二年由兵备温景葵所建。庙内供俸的是夷齐之父老孤竹君塑像。

与岛隔河相望的南岸，是“夷齐庙”，亦称“清节庙”，庙内供俸的是伯夷、叔齐塑像。庙系明景泰5年由知府张茂复所建，是在孤竹城旧址上建起的，东、南、西三面为围墙，北面以陡峭石壁临滦河。庙院山门朝南，门为二重。正殿内供俸夷齐二君，东西各有配殿，并有神库、厨房、斋室等设施。

东配殿到清朝改作“离宫”，每年清皇室都要护送“皇影”(皇帝的灯影画像)去奉天(今辽宁沈阳)朝拜先祖，路途必经于此，在离宫休息暂住，顺便观赏滦水、洞山景色。

正殿之北的滦河峭壁上建有“清风台”，这是人们观景纳凉避暑之处。清乾隆八年、十九年，乾隆大帝曾两次巡游于此。清朝文人倪承宽游清风台，泛舟崖下，清除石壁苔藓，见“明月清风”四字，每字二尺见方。此字一写滦水景色，二喻夷齐人格。

商王朝：

商王朝是继夏朝之后，由黄河中下游一带(今河南、山东一带)原夏朝的附属国、商姓部落首领汤建立的。

汤姓子，名履，是黄帝的后代。据史书记载：五帝之一的帝喾是黄帝曾孙。帝喾娶有四妃，元妃鞠訾氏；次妃陈锋氏；次妃有松氏；次妃有邰氏。第三妃有松氏名叫简狄，在有松(今山西永济)生下契，长大后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掌管教化的司徒，封于商(今河南商丘)，赐姓子。商历十三代传到子主癸，娶伏都氏女为妻，生商汤，取名子履。

子履所处的年代，正是夏桀横收暴敛，民心不符，属国离散，夏王朝统治陷入严惩危机的时候。子履看到夏桀的黑暗统治，人民生灵涂炭，决心替天行道，推翻夏桀。

子履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接替父亲继承侯位以后，他大胆起用奴隶出身的伊尹为相，后来，伊尹辅佐子履在灭夏建商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子履采用了伊尹以德政来争取人民的建议。伊尹对子履说：“要使国家巩固，兴旺和强大，就必须得到人们的拥护；要使人们拥护自己，就不能对人民施暴政。”因此，子履在部落内非常注意以宽治民，以民某利，并且要求大臣们要勤于政，要有功于民。子履的德政得到了商部落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同周边部落和夏王朝附属国的交往中，他也以得来教化民众，以取得各部落首领的拥护和支持。

有一次，子履外出打猎，看到人们四面布网，以捕获更多的猎物，感叹万分，他说：“这样会杀尽禽兽，使之绝迹。应该去其三面，一面布网。”各部道首领知道这事以后非常感动。他们说：“子履对禽兽都能网开一面，不斩尽杀绝，何况对我们呢。于是纷纷归附商部落或商结盟。这时，子履不但能指挥本部落内部的民众，其它部落也愿意为汤效力，汤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

夏桀杀了关龙逢以后，大臣们再也不敢再劝夏桀了。眼看夏王朝江河日下，大势以去，于是有的大臣就投奔了子履。不久，有的服属于夏的诸侯国和部落也公开反叛夏桀了。

子履看到时机到来，立即起兵伐夏，他先后攻灭了葛(今河南宁陵)、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许昌)等同夏王朝亲密且比较强大的附属国和邻近许多小的部落，最后终于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大败夏朝军队，在三宗(今山东定陶)将夏军消灭，于公元前1600年建立了商王朝，建都于毫(今河南偃师)。

商汤(子履)建国后，深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灭夏建商。所以，他对下以德待民，对上敬顺天意，开创了商初稳固的政治局面。

商汤建国不久，朝中发生了一场旱灾，旱灾一直延续了七年，在最初二年，伊尹也曾教民打井开沟，引水灌溉，但无济于事。在后五年中，灾情更加严重，河干井涸，禾苗不生，人民困苦异常。

天旱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商汤认为这是上天所为。自旱灾发生后，商汤就在郊外设立祭坛，每天派人举行祭祀，祈求上天除旱降雨。商汤还亲自到郊外祈祷，并在上天面前反省自己执政有无过失之处。他说：“上天不降雨，是不是因为我执政法有节制、法度；是不是因为我对百姓失职，使百姓受到疾苦；是不是因为官吏贪污受贿；是不是因为进谗言的人多了起来；是不是因为有女生干预朝政；是不是因为我的宫室修的太大太美？这就是有名的“成汤六问”。

但是，尽管商汤天天祭祀，每每自责，苦苦哀求，但上天仍然没有赐福降雨。大旱延续到第七年的时候，商汤见郊祭上天也不降雨，就命人在一座林木茂盛的山上，选择了一个叫桑木的地方设了祭坛，亲自离领伊尹等大臣祭祀求雨。但祭祀以后还没下雨，于是，商汤就命人占卜为什么不下雨。史官们占卜后说：贡祭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

人牲，就是将活人放到柴上焚烧后，让被焚烧得人上天祈求上天降雨。商汤听了以后说：“我祭祀，占卜求雨，本是为民，怎能用人去焚烧呢？那么就用我来代替吧！于是，命人架起柴来，商汤将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然后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不要因为我一个人没有才能，而使上帝鬼神伤害万民的性命。”祷告后便坐到了柴上，人们流着眼泪正要点火时，天就下起了大雨。

“成汤求雨”这种巧合，是久旱必有大雨是自然现象，但商汤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敬佩和颂扬。商汤接替父亲任侯爵十七年，灭夏建商王朝后在王位十三年，死后葬于桐宫(今河南偃师)，享年一百岁。

在商王朝以前，汤的先祖们自契开始，为了生活呈逃避黄河水患，曾八次迁都：契先居商，后迁于蕃(今山东腾州)；昭明迁砥石(今河北祗水流域)，后又迁商；相土迁东都(今山东泰安)，后又迁回商；微迁于殿(今河南安阳)后又返回商；汤又适居毫。

商王朝建立后，又迁都五次：仲丁迁于嚣(今河南荥阳)，河檀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祖已迁都邢(今河北邢台)，又迁于庇(今山东鱼台)，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

商王朝中期，第二十代帝王盘庚子甸在子奄即位以前，因连续九世诸弟子争夺王位，国家内乱和屡次迁都，国势已经衰落。子甸即位以后，不顾贵族和平民的反对，毅然决定把都城迁到殷。迁都以后，子甸着手整顿、改革朝政，他行商汤之政，抑制贵族，兴修水利，奖励农耕，使衰落的商王朝又出现生机。到第二十三代商王武丁子昭的时候，商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国土面积东到大海，西到陕西西部，北到辽宁，南到长江流域，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商帝辛子纣是商王朝最后一个君王，史书对他这样记载：“纣天资聪慧敏捷，耳聪目明；气力超过常人，能徒手搏击猛兽；才智机敏，能够驳回臣民的劝谏；能说会道，善于掩饰错误；并向臣子夸说耀自己，向天下抬高自己，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

子纣不但聪明勇敢，他还是一个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人。早年，他亲自率领士兵与东夷部落(江淮流域和东方部落的泛称)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交战中，他几乎百战百胜。在扫平东夷的同时，又把先进的商王朝文化传播到了江淮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

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国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战争的胜利，又滋长了子纣的居功自傲和贪图享受。他也同夏桀一样，不分昼夜的狂欢纵欲。子纣在使用象芽筷子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对他说：“你现在使用象牙筷子，就一定要用美玉制成的酒杯才能相配，使用玉杯、象箸，就一定要吃熊掌、豹胎，其他的食物、用品又要同这些配的上才行，你这样为了满足欲望，无止境的追求，天下要危险了！”

子纣对哥哥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子纣听说有苏氏(共工之后，己姓。今河南武陟)的女儿妲己非常漂亮，就发兵攻打有苏氏，有苏氏被迫将女儿献给了他。纣王非常喜欢妲己，妲己说的话，他无所不听，妲己喜欢的人，子纣就让他尊贵，妲己不喜欢的人，子纣就把他杀掉。

子纣用了七年时间在都城的南面建造了一所宫殿，取名叫鹿台。鹿台宽三里，高千丈，居室和门都用美玉镶嵌，里面装满了钱财、粮食和奇珍异宝。他还大肆扩建在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西北)的林苑楼台。他在沙丘宫里聚集了大批乐师伶人，用大池贮酒，池边悬挂的肉象树林一样。他让男男女女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在林苑中追逐嬉戏，相遇即交。还让他们乱交，商纣和妲己看他们的交接之势取乐。子纣还在沙丘宫中设立了许多夜集市，他通宵在那里饮酒作乐。

子纣任命诸侯中的西伯侯(周文王)、九侯、鄂侯为大臣，替他管理政事。子纣让诸侯进献美女，九侯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他。九侯的女儿非常白静漂亮，子纣常常召见她，但九侯的女儿不喜欢淫荡，见到子纣时也畏畏却怯，没有什么风情，比较起来和妲己大不一样，他就想出一个办法，让此女裸体与别人交接，子纣和妲己在旁观看，九侯的女儿不肯，子纣就把她杀了，同时把他的父亲九侯也杀了，并剁成肉酱。鄂侯为此事批评子纣，子纣就杀了鄂侯，并把他晒成肉干。有一孕妇从纣面前走过，他让人剖开孕服的肚子，看其中的胎儿是男是女。一个冬天的早晨，子纣看到老幼二人涉水渡河，而老者不怕冷，就派人砍断他们的脚，看他们的骨髓谁多谁少。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子纣设置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酷刑。他制造了一个大熨斗，用火把它烧热，令反对他的人举立脚点它，把他们得手烫烂。他还制作了一个大铜柱，柱子上面涂满油，把它放在炭火上烧，让有罪的人在上面走过，脚下发滑就掉入火中，子纣和妲己在一旁观看作为极大的乐事。他们将这种酷刑叫“炮烙之刑”。

子纣的叔叔比干劝他说：“现在国势一天天衰落，心怀不满的人日益增多，你如果不赶快改掉以往的恶行，后果不堪设想。” 子纣听了很不高兴，对他说：“您说的这么好听，倒像是个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孔，让我挖出来看看。”于是就把比干的心挖了出来。

西伯侯听说了子纣的这些事以后，暗中叹气，被子纣的权臣崇伯虎(今陕西户县，崇国国君)告发了，子纣便将西伯侯拘禁在羑里(商王朝监狱，今河南汤阴)。西伯侯的大臣散宜生等人为救西伯侯，搜求了有辛氏的美女、骊戒氏的文马、有熊氏的二十六匹骏马以及许多奇珍异宝，通过子纣的大臣仲献给了子纣，子纣受礼十分高兴，指着有辛氏美女说：“此一物就足够释放西伯侯了，何必送来这么多呢！”于是就释放了西伯侯。

后西伯侯以送洛西之地为条件，请求子纣废除炮烙之形，子纣从之。看到子纣的昏庸残暴，西伯侯被释放回国后，决定讨伐子纣。经过十七年的准备，西伯侯的儿子周武王终于在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今河南琪县)打败了子纣，子纣逃回了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商王朝自商汤子履于公元前1600年开国，至公元前1046年商帝辛子纣王自焚，共历三十一王，五百五十四年。

商王朝王陵：

商王朝在盘庚以前，因屡次迁都，墓葬不封不树，故商王朝前期王陵较少发现。

自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后世称其遗址为殷墟)定都后，直到商王朝灭亡，历二百八十二年，所传十二王及贵族死后都葬在以小屯为中心，东起后肖，西至北辛庄，南至铁路苗圃，北至王家庄，总面积二十四平方公里的殷墟内。

殷墟内的墓葬分为王陵区，贵族区和平民区。王陵区在殷墟北部。包括侯家庄，前小营至武官村，东西长四百五十米，南北宽二百五十米，陵区内已发现大墓十三座，祭祀坑一千四百多个。

王陵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有大墓八座，其中一座未竣工，称“假大墓”；东区五座，传说在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出土的著名“司母戊方鼎”，即出自东区最南面的一座。

大墓平面形状有三类，呈“亚”字形八座，呈“中”字形的三座，呈“甲”字形的两座。大墓附近还有少量的中、小型陪葬墓及大批排葬坑(祭祀坑)。安阳殷墟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发现龙骨(甲骨文)，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证实为商王朝都城殷，到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才开始正式发掘。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挖掘工作被迫停止，其间共发掘十五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自1950年至今仍在发掘。

商王朝王陵规宏大，大墓之间有一定距离，墓室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大墓一般有一至两道或四道墓道，并用大量的人牲殉葬。殷墟王陵自系代就开始被盗，且后世历代盗墓风盛，商王陵全部被盗，无一幸免，但仍遗留下相当数量的随葬之物。如西区第1001号大墓，墓口平面为“亚”字形，南北长十八米九，东西宽十三米七五，深十米五。有四条墓道，最长的南墓道长三十米七，宽七米八；最短的西墓道长七米四，宽三米七五。墓葬总面积达七百十三平方米。墓室底部殉有九个持戈武士，椁室也是“亚”字形，高三米，地板用九十三块杨木拼成，四壁的木版上是红色雕花的纹。此墓虽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了部分青铜器，玉器，石雕，白陶等文物和一百六十四具殉人骨骼和十多匹马骨架。王陵中最大的是第1217号墓，墓室及墓道口总面积达一千八百平方米，深十五米。

商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采用残酷的人祭和人殉是普遍实行的一种制度，为祭祀和殉葬而大规模的杀人是商王朝重要的政治特点之一。人祭的主要来源是本部族的奴隶和战俘，人殉则主要是墓主人的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王陵区各大墓都有人殉，一般数十人或上百人。但随主人去死也是有等级的，如1001号大墓就殉人一百六十四人，他们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人一人，置墓主人东侧，棺椁具备，有成套的铜礼器，还有自己的殉葬人，这个人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或幸臣；第二等两人，在墓道内，有墓室，随葬铜礼器；第三等六人，在墓内台阶上，有棺木，随葬装饰品；第四等八十二人，无棺，包括墓底持戈武士，椁外巡逻者，台阶上的礼系依仗搬运者及墓外的游猎随从；第五等七十三人，在墓道内，身首分离，严格的说他们以不是人殉，而是人牲。由此可见，商王“从死”的等级是相当森严的。

据考古材料估计：殷墟的人祭，人殉总数不低于五千人。而据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人数达一万四千人以上。原来殷墟的辉煌历史是由上万个生灵用鲜血写成的，真是“残酷的文明”。

汤王陵在今安徽省毫州市古城北门一公里涡河北岸风头村。据史书记载：汤崩，葬于济阴之桐宫(今河南偃师)，汤之长孙太甲曾为其守孝三年，因不封不树，葬地以无从查考。亳州汤陵是为纪念汤王建都于亳时所建的衣冠家。据魏文帝《皇览》记载：历代帝王陵中说：“涡北风头村，丛莽中有成汤故垒”。由此可知毫州汤陵在三国前即已存在。今陵为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重修。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御史张九功命知州张羽廷重修庙堂，树之松柏，建立碑碣，当时规模宏大，宏伟壮丽，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已部分恢复，建有山门及庙堂。汤陵高五米，宛如小丘，四周古树参天，陵前有清代书法家梁谳手书碑镌“商成汤之墓”。陵前左右有清代高碑两座，记重修汤陵经过。汤陵现环以高墙，占地十五亩。

纣王陵在今河南省淇县城东朝歌镇南淇河西岸。纣王在同周武王牧野大战失败后，登上鹿台自焚，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为显示他不绝人祀的仁君风范，允许纣的后代葬其遗骨。纣王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水，在河床上凿竖穴而葬，封口后，河水照流。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见冲刷变低，纣墓露出，又渐与堤岸连在一起。纣王墓呈长方形，为土冢，长五十米，宽十五米，高七米。墓前原立一通巨碑，上篆书“殷纣辛之墓”，可惜今已不存。

1987年9月，当地人民政府重新立碑一通，上镌周谷城题“纣王之墓”。墓冢四周林木葱郁，东侧有清澈晶莹，宛若玉带的淇水萦绕，整个墓区内清净素雅，风景宜人。纣王陵附近还有妲己墓。

商王朝世系简表：

夏王朝时期：

子　契：帝喾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昭明：契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相土：昭明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昌若：相土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曹圉：昌若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　冥：曹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　亥：冥之子，生卒年待考，商高祖，葬地待考

子　微：亥之子，生卒年待考，商上甲，葬地待考

子报乙：微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报丙：报乙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报丁：报丙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主壬：报丁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子主癸：主壬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商王朝时期：

子　履：主癸之子，公元前1687～前1587年，公元前1600～前1587年在位，商汤，葬于安徽省亳州市涡河凤头村汤陵

子　□：子履之子，生卒年待考，未立而卒，商太丁，葬地待考

子　胜：太丁之弟，公元前1586～前1584年，商外丙，葬地待考

子　庸：子胜之弟，公元前1583～前1580年，商中壬，葬地待考

子　至：太丁之子，公元前1579～前1577年，商太甲(商太宗)，葬地待考

子　绚：子至之子，公元前1576～前1548年，商沃丁，葬地待考

子　辩：子绚之弟，公元前1547～前1523年，商太庚，葬地待考

子　高：子辩之子，公元前1522～前1506年，商小甲，葬地待考

子　佃：子高之弟，公元前1505～前1494年，商雍已，葬地待考

子　密：子佃之弟，公元前1493～前1487年，商太戊，葬地待考

子　庄：子密之弟，公元前1486～前1474年，商中丁，葬地待考

子　发：子庄之弟，公元前1473～前1459年，商外壬，葬地待考

子　整：子发之弟，公元前1458～前1450年，商河檀甲，葬于河南省内黄县境内

子　腾：河檀甲子，公元前1449～前1434年，商祖已(商中宗)，葬于河南省内黄县亳城乡亳城村

子　旦：子腾之子，公元前1443～前1418年，商祖辛，葬地待考

子　俞：子旦之弟，公元前1417～前1393年，商沃甲，葬地待考

子　新：子旦之子，公元前1392～前1361年，商祖丁，葬地待考

子　更：子俞之子，公元前1360～前1336年，商南庚，葬地待考

子　和：子新之子，公元前1335～前1329年，商阳甲，葬地待考

子　甸：子和之弟，公元前1328～前1300年，商盘庚，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颂：子甸之弟，公元前1299～前1279年，商小辛，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敛：子颂之弟，公元前1278～前1251年，商小乙，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昭：子敛之子，公元前1250～前1192年，商武丁(商高宗)，葬于河南省西华县田口乡陵西村高宗陵

子　曜：子昭之子，公元前1191～前1185年，商祖庚，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载：子曜之弟，公元前1184～前1162年，商祖甲，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先：子载之子，公元前1161～前1156年，商禀辛，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嚣：子先之弟，公元前1155～前1146年，商康丁，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瞿：子嚣之子，公元前1145～前1113年，商武乙，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托：子瞿之子，公元前1112～前1102年，商文丁，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羡：子托之子，公元前1101～前1076年，商帝乙，葬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子　纣：子羡之子，公元前1075～前1046年，商帝辛，葬于河南省淇县朝歌镇

奄国：

奄国，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却没有人说得清它的来龙去脉；它曾经非常强大，单在历史上却没有什么记载。

在江苏省常州市南面的武进区，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堡垒遗址，叫做淹城。淹城是目前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地面古城池。据说，这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

关于淹城，当地有这样的说法：“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春秋看淹城。”

那么，淹城是什么来历呢？原来，淹城曾是商末周初奄国的国都，奄君就是当时在山东曲阜之东的奄国君主，奄国是商王朝时期胶东半岛上的一个大方国。

周武王伐纣胜利后，商朝覆灭，纣王自焚，但是，纣王的儿子并没有死，殷商部落也没有被灭族。周武王还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保留了其祖先的一块土地，让他依旧住在朝歌。

殷商部落的祖先原是从东夷部落集团分化出来而后加入华夏的，商朝王室与东夷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东夷集团此时也仍然有强大的实力。为了杜绝武庚禄父联合东夷谋反，周武王将监视武庚的任务委托给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史称“三监”。

周朝建立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就病逝了，年幼的周成王在公元前1104年继位，由叔叔周公与召公辅佐。周公辅佐成王，尽心尽力，受到时人的称道。“三监”见周公声势日隆，心生嫉妒，便派人四处造谣，说周公有不臣之心。谣言传到王室，周成王和召公不禁起了疑心。

武庚禄父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决心造反。他找到“三监”，密谋以“为周天子清除企图谋逆的周公”为口号，联合向周王室发动进攻。追随武庚禄父叛乱的多是东夷人，其中就有来自山东曲阜的奄国人。

周公率领大军开始讨伐叛逆，杀死了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将霍叔处废为庶民。周军旋即飞渡黄河，与武庚禄父展开决战，朝歌城再次陷落，武庚禄父战败逃跑，在北窜途中被擒获，身首异处。

失去内应的东夷军队仍然不肯投降，困兽犹斗。周军对协助叛乱的东夷人改变了战略。

在东夷各国里，奄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其国都就在今山东曲阜。周公决定先消灭奄国的所有羽翼，再灭奄国。于是，周军麾师东南，先打败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各国，然后由南向北继续进军，在山东枣庄降服了缯国、丰国、蒲姑国(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部)，剪除了奄国的所有羽翼。

之后，周成王又派足智多谋的毛叔郑前来助战。在两路大军的合围下，奄国人无力抵抗，城破国灭。周公东征胜利结束后，周成王封周公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殷民六族。周公在京师辅佐周成王，无暇顾及封地，遂派长子伯禽管理鲁国。

奄国国君带领残部从山东辗转逃到江南，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南面的武进区一带凿河为堑，堆土为城，仍称“奄城”。由于武进地区紧挨着浩瀚长江与太湖，因此后人将“奄”字加上了“氵”偏旁，称“淹”，所以在古代的“淹”字与“奄”字是通用的，“淹城”之名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周成王亲政数年后，周公去世，徐国与奄国趁这个机会又密谋联合反叛。周成王再次征集大军，并御驾亲征。周军渡过长江，节节胜利。但是，大获全胜的周成王并没有消灭奄国，而是将自己的劲旅在奄国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诸侯国家——宜国，在今天的仪征地区监视奄国的一举一动。此后，奄国就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在淹城外城的西侧，南北向排列着三个高大的土墩，当地人称其为头墩、肚墩和脚墩。关于这三个土墩，流传着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

传说，奄国国君有一个女儿，人称百灵公主。百灵公主长得如花似玉，十分美丽，而且心地善良，知书达理，喜欢种桑养蚕，纺纱织布，且能歌善舞，酷爱琴棋书画，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是奄君的掌上明珠。

在淹城的东北部，还有一个留城，是留国国君的都城。

据说，留国与奄国两个国家长年战争，最终绝对和好结盟，缔结婚姻关系。因此，留国王子奉命带着许多贵重的礼品到奄国相亲。奄国公主与留国王子相互一见倾心，留国王子索性留在奄国与公主谈起恋爱。

在留国王子动身之前，留国国君曾经交给王子两个锦囊，要求王子到了奄国后，如果相亲顺利，就打开第一个锦囊，然后按照第一个锦囊吩咐的时间再打开第二个。奄国公主知道了这事，很好奇，就鼓动王子拆开第一个锦囊。其中有一小块帛条，要求王子想办法在城头遍植扁豆藤、狗藜棘，使城墙上开出美丽的花，以见证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并要求在花谢之日打开第二个锦囊。

留国王子于是让公主求奄君在城投种植扁豆藤、狗藜棘。在爱女的恳求下，奄君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好，于是就名人按照女儿的要求做。

扁豆藤、狗藜棘爬遍了城墙，开出了美丽的花。转眼间，春去秋来，扁豆藤、狗藜棘慢慢干枯。

留国王子想起第一个锦囊的嘱咐，忙拆开第二个锦囊，同样有一块写着字的帛条，要求王子在扁豆藤、狗藜棘枯萎时立即回国，不得有误。

留国王子急忙向奄君辞行。数日后的深夜，一支支火箭飞上城头，留国对奄国展开偷袭！火箭射到城墙上，干得几乎没有一点水分的扁豆藤、狗藜棘立即燃烧，奄国城墙变成祸害，奄军你没办法在城上防守。人们到这时才明白中了留国的诡计。愤怒的奄国人迁怒于公主，一致要求将公主分尸，否则就不参加战斗。奄君虽然心痛，但不得不答应众人的请求。公主就这样被分尸了。

公主死后，奄国人齐心御敌，却难以挽回局面。最终，留国大军杀入奄国，占领了淹城。

留国胜利后，将所有奄国人死尸已经被收集到一起，分别填埋进三个大坑中，公主的尸体也在其中。

后来，人们已经不知道公主的尸体到底埋在哪里了，于是，就把那三个巨大的坟丘称为头墩、肚墩和脚墩，作为公主的坟墓一起祭奠。

密须国：

在夏商时代的诸侯国中，有一姞姓密须国，故址在今甘肃灵台县一带，泾水上游。

在民国时期所撰修的《灵台县志》中记载：“密须国故城在县西五十里，即今之百里镇也。”在《史记·夏本记·索隐》中记载：“鲧娶有萃女，是生高密”。“高密，禹所封国。”可见禹曾居高密，黄帝亦曾居此。黄帝后裔十二姓之一的姞姓一支又相继居此，称为姞姓密人，夏商时期逐渐形成姞姓又一个国家。

在史籍《世本》中记载：“密须氏，商时姞姓国也。”该国最强盛时，版图包括灵台县邵寨、独店乡以西，泾川黑河以南，陕西陇县、千阳以东，包括麟游西北的一部分，东南邻接岐山周原，是商代的一个大国。

密须国当时在周国之西，周文王欲扩张领土，即位的第三年即率军攻打密须国，将密须国财物侵夺一空。所得“战利品”直至周武王分封诸侯时，还将密须大车、大鼓分给了唐叔。

周文王下传六代，即周共王(恭王)(距今约3100年)时，这姞姓密须国又遭了大劫。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共王姬黳扈四年，周共王游于泾上，他向姞康公索要三个女子，而姞康公就是不肯给，周共王因此大怒而发兵攻密。灵台县至今仍流传着共王攻密，三女西奔而死的故事。周共王攻灭密须国在秋天，正逢达溪河洪水泛滥，兵临城下，姞康公仓促应战，夜半城破，骑牛突围，拂晓还未逃出，牛被拦在城东二里处的河湾里，姞康公被捉。而那三女的西奔之处，后来就被人们称作“三女川”，拦牛之地被称为“拦牛湾”，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姞康公被杀后，密人收拾无头遗体，造“金头”，葬于洞山之阳的半山腰，现仍有大冢存在。

据历史文献《重修灵台县志》中的记载：“百里镇洞山古冢为密康公墓。”冢高十米，占地两亩余，确是古冢。这是已发现有正史记载的、姞姓族人留在华夏大地上最古老的墓葬。

灵台密国破亡后，密人逐渐东迁陕西南部、河南、山东等地，商密、密县等地名，就是姞姓密人东迁定居留下的历史遗迹。

南燕国：

南燕国的始祖姞伯鯈，是轩辕黄帝之后吉光的后裔。姞伯鯈所立之南燕国，地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四十五里处，小地名“城上”。此南燕国与姬召公后代的北燕国不同，北燕国姬姓，其地在河北、辽东，原称郾国。姞姓南燕国是个小国，发祥地在浚水河畔。唐朝著名古籍专家、学者孔颖达(公元574～648年)解释说：“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始祖为伯鯈。小国无世家，不知其君号也。”

这个姞姓燕国，在古籍上已发现有如下几款记载：

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的《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卫人以燕师伐郑。”说的就是卫国人用姞姓燕国的军队去攻打郑国。

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的《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郑文公娶了姞姓燕国的女子“燕姞”，梦见燕国开国国君姞伯鯈以天使身份赠给兰花，“燕姞”就生了个儿子，取名为“子兰”，成为后来的郑国国君郑穆公。“梦兰之喜”，就成了喜得贵子的吉祥话，一直流传到现代。

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还记载：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姬、姞两姓联婚结为配偶，他们的子孙一定繁衍昌盛。姓姞的人，是吉祥的人。姬姓始祖后稷的正妻，就是姞姓的女子。如今郑子兰是姞姓的外甥，或许是上天要是他光大，他一定会成为郑国的国君，他的后代必然也会繁衍昌盛的。

在《诗经·大雅·韩奕》中记载：韩(此韩国是周成王之弟的封国，地在山西河津县东北，西周春秋未被晋国所并，与后来战国时期的韩国不同)姞两姓，按周宣王的指令联婚，姞蹶父隆重嫁女(蹶，读guì，快)。这首诗说的是：韩侯进京朝拜周宣王，得到很多嘉奖并扩大了封地，还受命与宣王的外甥女完婚。此女是“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假借为坟，大也。意思就是：她是大王(周宣王)的外甥女，是姞蹶父的女儿。

韩侯离京时，周宣王又指派“显父”即大臣尹伯吉甫隆重饯行。韩侯归国后，即到燕国迎娶。“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意思是：迎亲的场面极为隆重热闹，车马喧嚣，锣鼓喧天，大显其荣耀，送嫁的姑娘姐妹众多，漂漂亮亮，如云如彩。这首诗还说到：“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意思是：姞蹶父高威武，步履矫健，没有那个城邦没去过，为女儿选夫君，选上韩侯最乐意。

在《诗经·大雅·韩奕》中还记载：“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意思是：高大、雄伟的韩国都城，是由姞姓燕国的军队帮助建筑起来的。

雍国：

上古姞姓雍国，起源于陕西的雍山、雍水(雍河)。雍山在今陕西凤翔县西北。该山下有雍水。雍水东流经岐山、扶风、武功，会武水入渭河。此雍山、雍水，为姞姓雍部落的发源地。

在《广韵》中引《世本》记载：“雍父作舂，黄帝臣也”。在《玉编》中记载：“雍父作臼”。这个“雍父”，即姞姓的一支，为黄帝之后裔，在黄帝部落中担任重要职务。他发明臼、舂，从而增进了五谷的食用价值。“雍父”居住地被称为雍山、雍水，“雍父”的后裔在唐虞时代东迁河南。

原雍地后来演变成《禹贡》九州之一的雍州，可见雍部落在当时是颇为强大的。由于雍父居雍山、雍水，轩辕黄帝曾在此地郊祭天帝，并在此地住了三个月，后来秦迁都于雍，又设立“五畤”(畤，读zhì)，成为秦、汉时代祭祀天帝的圣地。按《汉书·郊祀志》的解释：“祭五帝于雍畤，在山上四望，不见四方，故曰雍畤。”在《汉书·冯衍传》中记载云：“涉雍畤而逍遥兮，超洛阳而不返”。

姞姓雍部落东迁至河南后，曾居洛阳东北二十里处，该地地名因此叫“雍氏”，河南阳翟县东北有“雍氏城”。到夏王朝初年，姞姓雍国有部分族人迁居雍梁，后再迁雍丘(今河南杞县)。到商代初年，雍人已北迁至浚县，在该县西南的雍榆、雍水一带定居。在出土文物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雍国的记载。如：“勿于雍”(不要去雍)；“雍臣”(雍君来朝拜商王)；“于雍无灾”(去雍没有什么不吉利的)；“于雍往”(出发到雍去)；“田雍往来获鹿二”(商王到雍国去进行田猎活动，获得两只鹿)，等等。这些甲骨文的内容都说明了，雍距离商不远，两者关系密切，来往频繁，雍国是商的臣属。另据史料记载，商王武丁还把他的儿子封在姞姓雍人所居之地，称为“子雍”，故地在河南沁阳县东北。周灭商时，姞姓雍国仍然与其亲族南燕、光国同时存在。

1974年12月，在陕西扶风县北桥村的雍水之滨，出土《伯吉父鼎》、《伯吉父簋》(簋，读guǐ，盛食物用的圆形、圈足器皿)，为西周铜器文物，说明西周以后仍有姞姓族人居住于此地。在《伯吉父鼎》上铸有铭文云：“唯十又二月初吉，伯吉父作毅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又有同时代的铜器文物《善夫吉父鬲》(鬲，读lì，鼎的一种)，其铭文为：“善夫吉父作京姬尊鬲，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善夫即膳夫，为周王掌管御厨的官，此“吉父”是国君吉伯之亲族，他娶了姬姓京国的女子为妻，所以就铸了个“尊鬲”，来表示庆贺和纪念，并留给“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些出土文物的铜器铭文说明了当时姞姓雍人也称为吉氏。

姞姓雍人的另一支，在周代于河南浚县之雍城所立之雍国，春秋中期为卫国所并，其后人在卫任大夫，其中部分后人又成为孔氏。当时卫国的孔悝、孔圉，就是姞姓后人。

庸国：

“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大多含贬义的字，例如“庸人”，就是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然而在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称的国家。庸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华夏文明是黄河流域诞生和发展的。因此，在春秋时期存在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几个国家，就难以有详实的历史资料。庸国，就是这样一个身处三峡地区、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古老国度。

古庸国历史非常悠久，关于庸国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目前较流行的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容成氏”说。容成氏又有两种解释。一种称之为“黄帝之臣”，在史籍《后汉书》中记载：“容成，黄帝之臣。”也有人说容成是古代诸皇之一。在典籍《庄子·胠箧》中记载：“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近些年出土的楚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有人考证，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因为“容”与“庸”在上古是通用的。

二是“祝融”说。祝融，有人说是上古三皇之一。在典籍《庄子》中记载，在神农之前有祝融氏。在典籍《礼》中也说：“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说：“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因其发明钻木取火，温暖人间，故尊其为祝融。也有人说，祝融是黄帝的大臣。在典籍《通典》中称，祝融是黄帝六相之一，黄帝“得祝融而辨南方，得蚩尤而明元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苍龙而辨别东方，得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还有人说，祝融是为帝喾管理火正的两位大臣，即颛顼高阳之后卷章的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据史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工共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在典籍《山海经》中也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言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工共……洪水淘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有学者认为，融与庸同音，庸即融演化而来，庸国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同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

庸国究竟是容成氏所创，还是祝融氏后裔所创？祝融是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还是帝喾之臣重黎或吴回？从诸多文献看，庸国人应该是颛顼苗裔的分支，可究竟其国君的祖先是谁，恐怕是永远也无法得知了。但不管庸的开国始祖是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庸国的都城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为何叫上庸？庸有“城”的意思。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在典籍《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一》中有一首民间爱情诗歌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意思是：苍天啊，我要与君相知相守，还要使这种相知永远不绝不衰。这里，“上”就是天的意思，“上庸”中的“上”字也很可能就有“天”、“天子”之意。

早在远古时代，江汉中西部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庸国人的祖先或许就起源于这一地区。郧县猿人化石，女娲、舜等在庸地活动的历史记载，就是一种证明。正是由于庸国人千百年间世代在江汉中西部地区繁衍生息，才能缔造出古老的庸国人文化。

在追溯庸国历史时，不得不面对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原始文化区域，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化进程。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古庸国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长江中上游的古庸国一带，当地的土家族和苗族世代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繁衍子孙、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传说。那里的土家族和苗族，应该也是伏羲、女娲的一支。在史籍《淮南子》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最终，祝融打败了共工。共工生性暴烈，因失败而恼羞成怒，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致使不周山崩裂。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它断折了，天就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缝，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下喷涌出来，各种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危机。

看到人类遭难，创造了人类的女娲感到无比痛苦，一心补上苍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百姓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放出的彩光。在西汉的文献《运斗枢元命苞》中，女娲、伏羲、神农被列为中华民族创始人的三皇。

神话是虚妄的，但是上古的神话却也可能包含着一些重要史实。要发现隐藏在神话背后的真正历史，必须求助于远古地理学知识。在两亿年前的三迭纪末期，古中国大地的地形本来是东高西低，与现在正好相反。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古地中海。今天的三峡、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当时都是一片汪洋，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在强烈的造山运动中，海底的岩石拱出海面，古地中海向西后退。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三峡地区隆起，巫山十二峰形成，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开始，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形成，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地形。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海拔五十米左右，原系古云梦泽，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亦称“云梦平原”。现在的张家界地区就是位于古云梦泽里。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

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至今为止发现的化石中，有距今约五万年以前的“汉阳人”、五十万年以前的“长阳人”，还有距今两百万年的“巫山人”，比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还早四十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一千四百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而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发现了距今约四千五百万年的古猿化石。在原古庸国属地的堵河入口处也发现了古代原人头骨，经鉴定，比北京猿人要早一百五十万年以上。

洪荒远古，伏羲女娲造人、补天，以及画八卦、制婚姻、作笙簧这些故事，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人类文明源起的历史。这些创世神话在古庸国地区的流传告诉我们，在追溯庸国的缘起时，我们完全可以上溯到比炎黄二帝更为久远的伏羲女娲那里。

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为太昊帝伏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一为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伏羲据说姓风，女娲据说是伏羲的妹妹，也姓风，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姓。伏羲是开创了中华文明新起点的伟大人物，创造了许多文化，能够打猎、捕鱼、织布，有非常高的智慧和发明。

在典籍《易》中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女娲也是创造文化的神祗。在史籍《帝王世纪》中记载：“帝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为女皇。”女娲也是一位音乐女神。与伏羲创造文化不同的是，女娲的主要功绩：一是炼石补天，二是创造人类。

在汉朝画像上，伏羲和女娲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表示他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兄妹。他们出现的意义非同一般，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诞生，是文明和原始的分界点。

在庸国范围内的堵河流域，人们发现了三百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头骨、十～六万年间的“郧西晚期智人”牙齿，而以霍山坡、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庸国地区确实是人类的摇篮。有人就大胆推测，认为庸国是中国的庞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们有时间娱乐，文艺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就是巫舞，这在出土文物中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中都有体现。而庸国就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在史籍《民俗博览》中记载：“庸国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

夏商时期的庸国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国人的杰作。同时，庸国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国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国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

庸国人又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历史典籍还告诉我们，庸国人是围棋的发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尧统治时期是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史称“尧时庸国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庸国人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历史文献《古代战事考》中记载：“惟庸国人善战，秦楚不敌也”。从史料来看，庸国人简直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公元前1046年农历1月20日，周武王伐纣时，联合西土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一起进攻商国。当时的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被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儵、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在典籍《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在史籍《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甘肃安康)。在史籍《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中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史籍《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在典籍《礼记·王制》中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在典籍《仪礼》中记载：“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国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国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说庸国人就是巴人。实际上，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等。

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应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历经多少朝代？也一直是个难解之迷。一个地区某种方言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竹溪、竹山方言中有上百个独特的语言词汇，很多有音无字，表意也相当丰富，外地人很难听懂。奇怪的是，这些语言词汇，也存在于江汉西部地区重庆东北、陕南部的地区的方言中，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样。比如，竹溪人将墙基处称其为“墙根脚”，郧西、白河也这样称谓。竹溪人原本将父亲称“伯”，三峡地区、奉节、巫溪一带也将父亲叫“伯”。竹溪人过去将加餐称为“做神父”，而奉节、巫溪、平利当地居民，也有将吃肉、喝酒称为“做神父”之说。许多方言俗语，在古庸国所属地均通用。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

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国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国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国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在“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是我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在史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国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今重庆巫溪)。

在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庸国人还有先进的铸造文化。庸国被灭以后，庸国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着称，最初被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就是庸国人的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庸国人的风俗完全相同。

庸国人还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庸国人善于歌舞，这在典籍《诗经》中可见其端倪。在典籍《诗经·江汉》及《诗经·墉风》中的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

茶在中国作为饮料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史籍《华阳国志》中所记巴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所说的漆、茶叶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

在三峡一带，庸国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在典籍《茶经》所记载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在典籍《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庸国还是我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早在夏商时期，庸国人就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国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则派白起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国人盐资源开始的。

周顷王八年(楚庄王芈旅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了严重的灾荒，饿死不少百姓，而楚庄王却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这时，楚国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湖北枝江)大举伐楚。当时楚国一度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联手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国人自扰”。这就是“庸国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聪明的庸国人显然吸取了这一教训。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起来，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显然，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

早在灭国之时，庸国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四面强敌、遍地狼烟的虎视下，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随着楚、秦、巴三国灭庸之战烟消云散，庸国人在逃亡的迁徙中也从历史中消失踪迹。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在鄂西、张家界、湘西更为广大的山林中。庸国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隐逸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大庸文化的特质。历朝历代，这一隐逸文化吸引着更多的人在此归隐。

早在庸国人举族南迁之前，与庸国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仞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在史籍《真君传》中记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

在史籍《直隶澧州志·方外》中记载：“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湖北张家界天门山)迄今有丹灶。”赤松子淡泊人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也为后世庸国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候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

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

周王朝：

周王朝是继商朝之后，由中国西北泾水和渭水流域(今陕西宝鸡)一带姬姓部落首领姬发经二代人的艰苦努力建立的。

西周王朝：

姬发是黄帝的后代。据史书记载：五帝之一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喾娶有四妃：元妃鞠訾氏，次妃陈锋氏，次妃有绒氏，次妃有邰氏。第四妃有邰氏是炎帝的后代，姓姜名嫄。一天，姜嫄同帝喾到郊外祭天，心动而娠，生下一子，以为不详，弃之路上，马牛过而不踏，又想置于林中，恰遇林中人多，后又弃在渠中冰上，又有许多飞鸟展翼覆盖。姜源以为神，抱回抚育，因初欲弃之，故起名叫弃。弃从小玩游戏时就好种麻菽，长大后，更好耕农，尧帝知道后，举为农官，因教民稼穑(色)有功，被封于邰(今陕西咸阳武功县)，号后稷。以后世代为农官。

周部落因为经常躲避邻近游牧部族的侵扰，时常迁移住地，到周族十三代王古公亶父时迁到歧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歧山京当、祝家庄和扶风县黄雄、法门一带)。他们在周原清除草木，开垦土地。为了防御敌人，他们还修筑了城墙。经过古公亶父、季历、姬昌三代人近四百年的经营，周部落较为强大起来。

古公亶父娶有邰氏之女太姜为妃。生姬太伯、姬仲雍、姬季历三子。姬季历娶挚国(今河南驻马店汝南)任姓国君的次女太任为妃，生子叫姬昌。

古公亶父非常喜欢三子姬季历的儿子姬昌，想立三子姬季历为继承人，以便让姬昌继位。姬太伯、姬仲雍为避让兄弟，即奔走南方，后来成为春秋时期长江下游显赫一时、曾多次北上称霸、吴国的建立者。

古公亶父死后，姬季历即位。据史籍《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遵循古公之法，诸侯多归顺。他还数次征伐戎狄获胜，得到商王武丁的赏赐。

商王文丁时期，姬季历被命为牧师，为西方诸侯之长，国势日强，终为商王嫉而杀之。姬季历死后，姬昌即位，号西伯(周文王)。

姬昌即位后，敬老爱幼，礼贤下士，商朝很多的诸侯国都归顺了他。周文王很注重选用人才，姜尚(姜太公)就是他发现的人才。传说，姜尚早年博览群书，满腹经纶，韬略过人，曾做官于商纣。因商纣亲奸佞(宁)，害忠良，愤而辞官，以屠牛卖饮度日。他听说西伯重视人才，就在渭水河边钓鱼，希望能看见从这里经过的西伯。有一天，他真的见到了西伯，两人谈话很投机，于是，姜尚与西伯同车而归，被西伯封为军师，成为周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姜尚等人的帮助下，周部落强大起来。周部落的强大，使商纣王的大臣们很是不安，他们把周部落的事情告诉了纣王，但纣王不以为意。这是正是纣王昏庸无道、滥杀无辜、制造炮烙之刑的顶峰时期，西伯看到纣王的所作所为，暗中叹息，被纣王的一个大臣崇伯虎听到，告发了西伯，纣王就把西伯抓了起来，关在酉里(今河南汤阴)。后经过西伯的大臣投纣王所好，才被释放。西伯释放回国后，决定讨伐商纣。他首先带兵征服了力量仅次于商朝的密须国(今甘肃平凉灵台)；商朝西部最大的服属国崇国(今陕西西安户县)、西戎和阮、共等小国。经过几年的努力，商朝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周部落的势力范围，三份天下已有其二。正当周部落要攻打商朝的时候，西伯得病死去。

西伯娶莘国(今陕西渭南合阳)姒姓之女太姒为妃，生姬邑考、姬发(武王)、姬旦(周公)、姬鲜(管叔)、姬度(蔡叔)、姬虞(康叔)等十子。姬邑考在商为质时被商王所杀。

西伯死后，周武王姬发继位，姬发继承父亲的遗志，拜姜尚为军师，兄弟周公旦，召公筮(西伯庶子)作助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终于在公元前1046年率领本部落三千将士，联合了庸(今湖北十堰竹山)、蜀(今四川成都)、羌(今西北一带)、髦(今四川雅安汉源)、彭(今四川眉山彭山)、濮(今湖北、江汉流域)等八百多个大小部落五万多人，在牧野同纣王的七万军队交战。当时，商朝的主力军队正在与东夷族作战，这次同周武王交战的商军都是纣王临时召集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俘虏，这些人平时受够了纣王的虐待，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双方一交战，就纷纷调转矛头，在阵前起义，并引导周军攻入商朝都城。纣王逃到鹿台自焚而死。

推翻了商王朝，姬发在周部落的发源地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韦曲乡)建立了周王朝。当时周朝的疆域东到今山东，西到今甘肃，南抵今江淮流域及四川，北达今内蒙古和辽宁，并和四周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了确保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周武王实行了分封制。即是将周朝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亲属和作战有功的将军、部落首领和大臣。让他们管理自己封土内的土地和人民，被封的这些人称诸侯王。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内有世袭统治权，对王朝仅有定期朝贡、带领军队随天子作战和在诸侯之间互相支援的义务，成了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周武王封军师姜尚于齐国(今山东淄博)；封其弟周公旦于鲁国(今山东曲阜)；封其弟召公筮于燕国(今北京)；封其弟高于毕国(今陕西咸阳)；封其弟鲜于管国(今河南郑州)；封其弟度于蔡国(今河南上蔡)；封其弟振铎于曹国(今山东荷泽)；封其弟虞于霍国(今山西洪洞)；封其弟成于成国(今山东宁阳)；封其弟康叔于卫国(今河南汲县)等十五个兄弟诸侯国，还有同姓诸侯国四十来个。据旬子当时统计：周王朝共分封了一百二十四个诸侯国。

因为实行了分封制，大家都得到了利益。因此，周灭商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朝内部暂时没有利益之争，政局也相对稳定、安宁，甚至还出现过崭短的繁荣。周王朝最兴旺的时候是周成王、周康王时，历史上称为“成康之治”。

周武王时，开始确定了祭祀祖先的礼法。规定避讳称呼先人的名字，只能称谥号。而且规定地位低贱的人不能给地位尊贵的人记功颂德；年幼的人不能给年长的人记功颂德；诸侯之间不能互相记功颂德；谥号只能由受命于天的天子追谥，武王追谥古公亶父为太王；季历为王季；他的父亲为文王。

成康之后，国力稍见富裕，周朝天子又走商纣的老路。周昭王时，以苛刻的刑罚加重对人们的剥削，压制人们的反抗和不满，周穆王时，刑法条文竟订了三千条之多，谁要是触犯了刑律，起码要受到五种刑罚的处罚，如刺字、割鼻、剜目、斩手、砍脚等，历史上称为“五刑”。

西周后期，周王朝更加腐败。周历王时，他贪财好利，更加残暴的剥削人们，他将山，川、林、泽霸为己有，不准人们上山砍柴、打猎、下河捕鱼，切断了人们的生活来源。他还派人监视人们的言语行动，谁要不满就杀死谁。人们为了免受迫害，彼此不敢交谈，路上遇到熟人，只是互相交换眼色就各自走开。人们虽口不敢言，但却怒火中烧。

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平民的武装暴动，人们拿着武器，潮水般的涌向王宫，历王的军队也曾试图抵抗，但寡不敌众。周历王见大势以去，带着少数随从越过黄河，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州)。历史上称为“平民暴动”。

周历王逃走以后，周历王的儿子还小，就暂时由他的两个叔叔周公、召公代行王权，历史上称“共和执政”。十四年后，周历王死在彘，他的儿子周宣王即位。周宣王比他父亲开明一些，对周历王的苛政作了一些改革，才使西周王朝勉强维持下去。但是经过平民暴动，朝廷已元气大伤，对下面的诸侯国也没有以前那样言出必行的威风了，各诸侯国对天子也只是礼节上的尊重，周王朝这时已日落西山。

周宣王的时候，镐京一带不断发生地震和旱灾，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幽王继位。

周幽王和以前的昏君一样，不理朝政，不管人民的死活，整天沉迷于女色和吃喝玩乐。大臣褒饷(夏禹的后代，姒姓，褒国国君，今陕西汉中沔县)劝告他，周幽王不但不听，反而将他关进监牢。褒家得人为了救他，买了一个俊美的姑娘，教她唱歌、跳舞。三年后，取名“褒姒”送给周幽王，换回了褒饷。褒姒来到宫中，平时不善言笑，为了讨好美人，周幽王荒唐地发出一个赏格：谁能让褒姒一笑，奖励黄金万两。

当时，西周王朝西北方有一个叫犬戎(西周时称“猃狁”，战国时称“匈奴”，活动在今山西、陕西一带)的部落，非常强大。为了防备犬戎的侵犯，周朝在骊山(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一带修建了几十个烽火台，几里一座，台台相望，一有敌情，点燃烽火(白天烟、晚上火)，看到烽火，周朝的军队将做好战斗准备，附近的诸侯也会带兵前来增援。

为了让褒姒一笑，周幽王听从了佞臣虢(国)石父的主意，晚上，周幽王带褒姒上到骊山，点燃烽火。附近的诸侯看到烽火，飞快的带兵马前来支援，但到骊山脚下，看到山上鼓乐齐鸣，歌舞喧天，都傻乎乎的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周幽王这时才告诉大家，没出什么事，不过是同王妃放放烟火而已，让大家回去。褒姒看到各路兵马乱哄哄而来，又垂头丧气而去，不知周幽王在搞什么，周幽王把实情告诉了她，褒姒真的淡淡一笑。就为这一笑，周幽王非常高兴，干脆把王后废掉并要杀掉太子姬宣臼，另立褒姒为王后，立他和褒姒生的儿子姬伯服为接班人。被废的太子姬宣臼逃到外公申侯(姜姓、伯夷之后，今河南南阳)家中。

申侯得知女儿被废，外孙被追杀，很是气愤，就秘密联络犬戎进犯镐京。公元前771年，犬戎兵马攻打镐京，周幽王命令点燃烽火，诸侯不知真假，一个都没来。犬戎的军队消灭了周幽王的卫军，冲进宫殿，杀死了周幽王、虢石父、太子姬伯服和前来做客的郑国国君郑恒公姬友，并抢走了褒姒。在附近的诸侯得知真实情况，带兵赶到时，犬戎的军队已将西周王朝几代国王搜刮来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最后放了一把火撤离了镐京，西周灭亡。

自姬发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周王朝，到周幽王公元前771年被杀，西周共历十二王，二百七十五年。

西周王陵：

据史籍《周易》、《汉书》等记载：“周朝王陵不封不树。”

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的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周穆王姬满和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又多有异议，认为周朝王陵的位置应在周王朝的发祥地周原(今陕西宝鸡扶风与歧山交界处的北部)及岐邑一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勘察试掘，在周原遗址内确实发现大批西周早期及西周墓葬上百座。主要分布在歧山贺家；扶风齐家、庄白、云塘等村，但多为中小型长方形竖穴葬。西周早期及西周初期多为小型墓，一般随葬陶鬲、银戈和大铜泡，较大一点的墓中有青铜鼎、簋、卣，罍等。西周早中期多为中型墓，墓穴长可达三～四米，宽二～三米，深四～五米，死者头端挖有壁龛，墓底中间有腰坑，墓室内有棺、椁。

随葬的有陶器、青铜器和矛、戈、镞等兵器及其他生产、生活工具。西周晚期多为小型墓葬，随葬品也以陶器为主。此时，周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丰镐，贵族多已不葬周原。作为周王朝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宗庙所在地，应有王陵，但多年考古没有重大发现。只知周原遗址西端的歧山堡北有传说中的周太王陵。据《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1996年6月7日披露，在遗址北部的扶风县黄堆村发掘出一处大型殉葬车马坑，坑深十二米六，殉马四十余匹及车二十余辆。车马坑的规格、深度、殉车马数均为现知周代墓葬仅见，具有王陵规格。据《逸周书》载；“武王崩于镐，殡于歧周，葬于毕”。据周原博物馆推知，既然殡于歧周，理应葬于附近。

2004年2月，有关部门对周原遗址进行常规普查时，在周公庙风景区发现一处两周时期最高等级的大型墓葬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周公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大面积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共钻探出墓葬二十二座，其中有四条墓道的十座，三条墓道、二条墓道和一条墓道的各四座，另有陪葬坑十四座。

在这以前，由于现有的技术条件、地下文物出土后难以妥善保管等原因，文物法规定各地不得擅自发掘王陵等高级别墓葬。这次周公庙获准发掘，主要是因为目前掌握的周代资料极其有限，此前也从来发现或发掘过一座周代王陵墓葬。发掘周公庙地下墓葬对于填补、丰富夏商周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在以前的发掘过程中，已经出现成果，如：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周代砖瓦、瓦当，打破了“秦砖汉瓦”的说法，把中国建筑用砖瓦的历史至少提前了六、七百年。在前期调查中，发现大约400片甲骨文上有军事、战争、祭祀及与历史地理有关的人名、地名，与现在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有不一致的地方，周公庙遗址大墓的发掘，有可能改写历史。目前，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周王朝世系简表：

姬　弃，帝喾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不窟：姬弃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商王朝时期：

姬　鞠：姬不窟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公刘：姬鞠之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彬县城东土陵村

姬庆节：姬公刘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皇仆：姬庆节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差费：姬皇仆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毁瑜：姬差费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公非：姬毁瑜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高圉：姬公非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亚圉：姬高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孙祖，姬亚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古公亶父：姬公孙祖之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扶风县岐阳堡

姬　厉：姬古公亶父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户县西坡关村

姬　昌：姬季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扶风县云塘村

西周时期：

姬　发：文王之子，公元前1046～前1043年，周武王，葬于陕西省扶风县西北云塘村

姬　诵：姬发之子，公元前1042～前1021年，周成王，葬于陕西省咸阳渭城区周陵乡陵照村

姬　钊：姬诵之子，公元前1020～前996年，周康王，葬于陕西省咸阳渭城区周陵乡陵照村

姬　瑕：姬钊之子，公元前995～前977年，周昭王，葬于河南省登封市

姬　满：姬瑕之子，公元前976～前922年，周穆王，葬于陕西省西安长安县

姬繄扈：姬满之子，公元前921～前900年，周共王，葬于陕西省扶风县西北云塘村

姬　艰：姬繄扈之子，公元前899～前892年，周懿王，葬于陕西省兴平市

姬辟方：繄扈之弟，公元前891～前886年，周孝王，葬处待考

姬　燮：姬艰之子，公元前885～前878年，周夷王，葬处待考

姬　胡：姬燮之子，公元前877～前841年，周厉王，葬于山西省霍州市

公元前841年，诸侯拥周公、召公代行王权，周公、召公联合执政十四年。

姬　静：姬胡之子，公元前827～前782年，周宜王，葬于陕西省扶风县西北云塘村

姬宫涅：姬静之子，公元前781～前771年，周幽王，葬于陕西省西安临潼区代王镇宋家村

周王朝：

周王朝是继商朝之后，由中国西北泾水和渭水流域(今陕西宝鸡)一带姬姓部落首领姬发经二代人的艰苦努力建立的。

东周王朝：

犬戎攻陷镐京，杀死周幽王撤离后，诸侯拥立原来的太子姬宣臼为王，是为周平王。这个时候的镐京，经过战争，人民死伤逃亡很多，再加上犬戎的一把火，已经变成了废墟。虽然这样，犬戎还是不断的侵扰边境，掠走了周朝西边的大片土地。

无可奈何时之下，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因为洛阳在镐京的东边，历史上称为“东周”。洛阳，早在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045年)就派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营建东都。一是方便管理东方事务，二是为了监视纣王的儿子武庚，控制原商朝的遗民(武王灭商后，为了显示帝王不绝人祀的任君风度，将纣王的儿子封为诸侯，封地在原商朝的都城殷)。

周平王迁到洛阳后，东周王朝管理的土地和人口已所剩无几，兵力也大为减少。周天子名为各诸侯国共同的君主，实际上其力量仅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各诸侯国渐渐不听天子的命令，有时天子还要依附于强大的诸侯。

周平王去世后，丧葬费筹集不起来，继位的周桓王只好派人到鲁国去乞求给一些财物好办丧事。

东周晚期的公元前256年，远在西北的秦国，为了扩大势力，争夺地盘，出兵攻打韩、赵两国。东周王朝最后一个君王姬赧(难)为了在诸侯的混战中得到一些实惠，派人联络各诸侯国，企图隔断秦国进攻的道路。秦国国君秦庄襄王一气之下，干脆就把东周王朝给消灭了。

有名无实的东周王朝自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到周赧王共历二十五王，计五百一十五年。

因为东周王朝的衰弱，不能左右诸侯，所以，他们在位期间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东周期间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为后来秦王朝的统一起到了推动作用。

周王朝自周武王开始，到东周赧王，东西两周共历三十七王，七百九十年。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

东周王陵：

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郊区。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到公元前256年，周朝被秦所灭，东周共有二十五位君王。他们死后都葬在了洛阳，然而，因历史久远，史籍失载，各代君王的墓地很难考究。

从零散的文字史料和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东周王陵大致分周山、王城、金村三个陵区，陵区之间相隔数十里。周山陵区位于洛阳西郊，现存四个大冢，周山之颠的为周灵王陵，冢高三十八米，直径一百十五米。陵前有清朝乾隆年间洛阳知县龚松林所立“周灵王陵”石碑一通。在灵王陵东约七百五十米处有三陵并列，称为“周三王陵”，俗称“三山陵”。中间的一座高三十四米，直径七十六米；东侧的一座高三十米，直径六十五米；西侧的一座高二十六米，直径六十一米。据考证三王应为周定王、周悼王、周赧王，但陵中墓主尚待考证。周山之上广植松柏，郁郁葱葱。

金村陵区在洛阳市汉魏故城东北角的金村之东。史载有周敬王陵、周威烈王陵。1962年在陵区内发掘出一座大墓，长十九米，宽誓死米，深十二米，墓道长六十一米，可能是周敬王之陵。

王城陵区在周王城东北，今小屯村一带，地面以无标志，现已发掘出四座级别颇高的东周墓葬，墓室宽阔，有棺有椁，随葬品很多，并发现带有“天子”字样的石圭，被认为是东周王陵所在。

周王朝世系简表：

姬　弃，帝喾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不窟：姬弃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商王朝时期：

姬　鞠：姬不窟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公刘：姬鞠之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彬县城东土陵村

姬庆节：姬公刘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皇仆：姬庆节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差费：姬皇仆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毁瑜：姬差费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公非：姬毁瑜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高圉：姬公非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亚圉：姬高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姬孙祖，姬亚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处待考

古公亶父：姬公孙祖之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扶风县岐阳堡

姬　厉：姬古公亶父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户县西坡关村

姬　昌：姬季厉之子，生卒年待考，葬于陕西省扶风县云塘村

东周时期：

姬宜臼：姬宫涅之子，公元前770～前720年，周平王，葬处待考

姬　林：姬宜臼之子，公元前719～前697年，周桓王，葬处待考

姬　佗：姬林之子，公元前696～前682年，周庄王，葬于河南省洛阳西北庄王山

姬胡齐：姬佗之子，公元前681～前677年，周厘王，葬处待考

姬　阆：姬胡齐之子，公元前676～前652年，周惠王，葬处待考

姬　郑：姬阆之子，公元前651～前619年，周襄王，葬处待考

姬　臣：姬郑之子，公元前618～前613年，周顷王，葬处待考

姬　班：姬臣之子，公元前612～前607年，周匡王，葬处待考

姬　渝：姬班之弟，公元前606～前586年，周定王，葬于河南省洛阳市郊三山村

姬　夷：姬渝之子，公元前585～前572年，周简王，葬处待考

姬泄心：姬夷之子，公元前571～前545年，周灵王，葬于河南省洛阳西南郊周山

姬　贵：姬泄心之子，公元前544～前520年，周景王，葬于河南省洛阳市郊三山村

姬　猛：姬贵之子，公元前520～前520年，周悼王，葬于河南省洛阳市郊三山村

姬　丐：姬猛之子，公元前519～前477年，周敬王，葬于河南省洛阳市东郊金村

战国时期：

姬　仁：姬丐之子，公元前476～前469年，周元王，葬处待考

姬　介：姬仁之子，公元前468～前441年，周贞定王，葬处待考

姬去疾：姬介之子，公元前440年，周哀王，公元前，葬处待考

姬　叔：去疾之弟，公元前440年，周思王，公元前，葬处待考

姬　嵬：去疾之弟，公元前440～前426年，周考王，葬处待考

姬　午：姬嵬之子，公元前425～前402年，周威烈王，葬于河南省洛阳市东郊金村

姬　骄：姬午之子，公元前401～前376年，周安王，葬处待考

姬　喜：姬骄之子，公元前375～前369年，周烈王，葬处待考

姬　扁：姬喜之弟，公元前368～前321年，周显王，葬处待考

姬　定：姬扁之子，公元前320～前315年，周慎靓王，葬处待考

姬　延：姬定之子，公元前314～前256年，周赧王，葬于陕西省凤翔县

姬　根：姬延之子，公元前255～前249年，东周君，葬处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