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低迷境地出路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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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7 20:02  只看该作者 该帖被浏览 54 次,回复 2 次

中国文学走出低迷境地出路之我见

中国文学走出低迷境地出路之我见
 
——评创作谈<<对话>>与作家程维商榷 剑胆琴心(何连宝)/ 文
  
   在文坛有着一定地位的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程维先生, 日前在他的博客发贴<<对话:慢,放慢写作,大师暂缓——答记者、诗人牧斯问>>, 洋洋七千余言。那篇创作谈, 名曰“对话”, 实则是程维文学观念的自白, 他羽扇纶巾谈笑间的英姿, 拔剑四顾, 谁能与我匹敌的气慨, 令人嘱目。
  
   据说今年《百花洲》杂志要做他的一个作品专集,需要附他的一篇创作谈, 令人欣喜, 这个“对话”式的创作谈在博客一贴出, 就使当地没有生气的文学圈, 有了一丝春意。
  
   又据悉<<对话>>是在酒店几个文朋诗友聚会时进行的,我现已无雅兴参加酒楼茶肆文人墨客的谈诗论文 、“品酒论英雄”, 我早已退出“江湖”, 隐居陋巷, 在家修身养性。无奈尘心未断, 被《对话》扣响心扉, 独在“灯火阑珊处”的我只得藉此平台发点拙见, 与程维先生商榷 。
  
   程维在《对话》中详述了他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的认识和创作主张,他的文学观念是新颖别致的,最为当下的,甚至是超前的;他的创作实践也别开生面,独树一识,令人叹为观止。
  
  他在《对话》中坦述:“我的小说的叙事永远在探求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过去与现在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打开了我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小说的故事和技术永远在这里。”“艺术家宁可把现实变形或化妆成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感觉注定了我的写作是在梦与现实中穿行”等等。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使人摆脱本能欲望的一种方式 ,艺术家通过幻想、梦臆进行的创作活动,就是要使压郁的本能得以宣泄, 从而使艺术家和读者得到一种补赏, 达到变相的满足。如此看来,程维的文学观念不是空穴来风,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他的长篇小说《戈乱》一出版,便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畅销,引起高知层——作家和学者们的关注,网上反响强烈,好评如潮。他的文学观点及创作实践是值得我们思考、研究和学习的。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存在很大的问题。作家残雪也认为,中国文学的写作都是肤浅的,中国作家过多描述世俗生活结构,而忽略了人类精神层面、特别是人性的探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艺思潮涌进国内,当时在文坛上颇有锐气的作家苏童、格非、孙甘露等赏试创作了一批新观念作品,有的还另搞了些创作新花样.如所谓的“意识流”、什么“三无”(无人物、无主题、无情节)创作,冠名为“先锋派”。结果画虎类狗,还丢失了本土气息,不被人们青睐。其实他们都现实得可以,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又匆匆回到自己原来的定位。之前还出现过“伤痕文学”,代表作家是两员为文学历尽苦难, 痴心不改的文坛老将张贤亮与丛维煦。曾火了一把,后来因“该文学”所描述的都是身处逆境人的饥饿与性饥渴,千篇一律,思想浅薄,又太多太滥,他们的作品自我重复,互相雷同,不久便被读者冷落。你方唱罢我登场。后又兴起了“新写实主义”,由两位文坛女杰方方、池莉担纲主演,红极一时。该“主义”其实就是现实主义,不知新在哪里? 而又如残雪所抱怨的,过多描述世俗而忽略人类的精神层面和人性的探讨,最终经不起时间的荡涤,后来也没了声息。还有多种流派,五花八门,都因作品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而难确立门户。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是很令人失望的,正如顾彬所说,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美的理想”,他们以功利心,“把文学当成过好日子的手段和游戏,而不是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和生活”。顾彬日前在某卫视谈话类节目里一一评点批评了莫言、王安忆、阿城、安妮宝贝等国内知名作家。我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他认为著名作家莫言是个落后的小说家,这点未免有点偏激,莫言至少在中国不算落后,殊不知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在形式、内容与结构方面都进行了创新的探索。但莫言过于浮躁,这部长篇43天完成,自然缺乏推敲精神,岂能达到他预想的创作效果? 我阅读了近年来荣获全国大奖的大部份作品,我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物质文明显著提高的当下,文学创作水平竟是如此低下: 荣获人民文学奖的盛可以的《化装》,实在不敢恭维,连语言都表达不准确。荣获矛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语言枯燥,平铺直叙并不时新的乏味故事,令人不解,作者竟会是写过优秀中篇《银饰》的著名作家周大薪。唯一篇获鲁迅文学短篇奖的范小青,以平庸语言(据说是其语言特色)写的《城乡简史》,给我留下了一点好的印象。但也不无遗憾,这篇本来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不想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成了“断尾巴蜻蜓”。获全国大奖的作品尚且如此,无怪乎当下文学期刊和书店充塞着大量的平庸作品。当下的小说没有承袭《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的优秀,也与新文学运动时期(1919---1949)的小说相形见拙.有几部能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矛盾的《子夜》、钱钟书的《围城》及沈从文的《边城》相提并论?如此,只得说“诺奖”是酸葡萄来聊以自慰。
  
  文学的使命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表现真、善、美。而中国当下的作品,大都都是迎合小市民庸俗的胃口、迎合市场的需要,一味追求故事性——急切地以平庸的语言叙述平庸的故事。原为哗众粗制滥造婚外情和多角恋情,现又一窝蜂地写所谓的“官场小说”或曰“反腐小说”,互相重复雷同,粗陋浅薄,毫无艺术而言。随着新闻透明度的增强,现在报刊、电视大都开辟了故事性的专栏,不少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很精彩,远远超过了一般作家的想象。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应该审时度事,文风严谨,以自己真正的艺术作品,来弥补人们从电视和报纸上看不到的艺术和得不到的愉悦。这是个很复杂、深奥的问题,路漫漫兮其修道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纵览当下的文学作品,再来看程维的小说《戈乱》,就能明显地看出他作品的艺术出类拔萃,就会为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鼓与呼。
  
  程维肯定、青睐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但也很推崇西方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受西方大师们的影响较大。在《对话》里他大量旁征博引西方大师们的文艺理论言论,以证实自己研究出来的新的文学观念的正确。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程度与人们素质的提升,小说传统单纯的形式与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结构,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应该改变,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现代派主要流派之一法国新小说派的带头人,罗伯-格里耶曾说: 二十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多变、难以捉摸的时代,它有许多含义难以掌握,要描绘这一现实,不能再用巴尔扎克时代的创作方法,而要从各种角度,用辩证的方法去写,把当今那种飘动多变、捉摸不定的境况表现出来”。二十世纪初,欧美等国家的作家们都在努力将小说的形式与结构向高深方面推进,努力加大小说的阅读难度,“复杂与严谨的艺术结构”已成为“强令性的必要。”小说的结构已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而被读解。杜拉斯的《情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略萨的《酒吧长谈》、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等作品,对于习惯了小说传统形式与单纯结构的读者,阅读这类作品是须要很大耐心与分辨能力的。这种“复杂与严谨的艺术结构”在国外还很盛行,西方的作家们一直乐此不疲,在中国小说还是以平庸的语言讲述故事的当下,应该是新颖别致的。程维是很聪明的,他能审时度事,与时俱进,甚至意识超前,机动灵活地运用中国一个伟人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承袭中国古典优秀小说创作技法的基础上,大力借鉴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复杂与严谨的结构”,创作属于自己创新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戈乱》,初试锋芒,便旗开得胜——在“高知层”引起了强烈反响。
  
  但是,程维在《对话》中阐述的对小说的认识与创作的新观点,在某些方面有些偏颇,容易引起文学修养欠缺的读者的误解,有可能产生“误导”的负面影响。
  
  譬如《对话》中说:“好的小说应该是迷宫式的,是游戏式的,是魔方,这才是艺术提供给人的娱悦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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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zi8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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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7 20:03  只看该作者   博尔赫斯是西方现代派主要作家---是程维很推崇的作家。《对话》里几次引用他的言论,并称他为“作家中的作家”。我年轻时看他的小说《小径交岔的花园》,不知所云, 一头雾水,上了年记再读时方悟出其一点奥秘。前不久我读了《博尔赫斯对话录》,读到他晚年接受斯特恩采访时说:“我年轻的时候,不指望有谁会看我写的东西,因此我爱写得怎么巴罗克就写得怎么巴罗克.我的写作风格十分牵强做作。可是现在我得为读者考虑,那当然有助于形成优良的文学风范。不同的作家作风各各不同。有的试图写的晦涩,一般都做到了。可是我力求做到清晰易懂,我认为---人们也这么说---我做到了。” 我才知道他晚年的创作已改变了风格---已由复杂难懂改为了清晰易懂,也就是说小说结构已由“迷宫式”的改为了明朗型的。但他的改变并没有影响他的成就,他仍然是个被人们敬仰的文学大师。
  
  小说规则不是绝对性的,可以创造新的规则,也可以保留原有的规则,艺术是有自由原则的。不运用奇特的形式或“故弄玄虚”的结构,集中精力经营透彻的生存经验和深遂的思想,延用传统的经典的形式与结构写作,同样可以达到令人仰止的小说境界。传统经典名作托尔斯泰的《复活》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高乃依的《熙德》,艺术价值不会亚于现代派名作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和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我们很难给这两类作品分个高低,还是闪烁其词地说各有千秋吧!
  
  又如《对话》中说:“它(小说)多会繁复、枝叶丛生、丰茂博大,而不会流于简单,我以为小说的自由只能在繁复中获得,在智慧中炉火纯青。”
  
  莫泊桑的《项练》、欧享·利的《麦琪的礼物》和《最后一片绿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现代鲁迅的《风波》、矛盾的《春蚕》等,以结构的精巧、主题的深刻或语言的幽默,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次威格的《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以情节结构摇摆和回旋著称。他的另一篇《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则是以情动人、感人肺腑,高尔基看了也落泪,有几篇爱情小说能与之媲美?就是仅以故事的精彩、容易被复述见长的爱伦·坡的《夜归人》,我们也应该承认是一篇好小说吧。这些作品的结构并不繁复,没有枝叶丛生、也不丰茂博大,但仍然很有魅力,仍然可以获得小说的自由,仍然可以显示作者艺术功力的炉火纯青。
  
  《对话》中还说:“放弃了艺术追求的无难度写作,必然导致无难度阅读,致使读者阅读水平的下滑。” 这个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还应该阐明,反过来说,艺术追求有难度的写作,未必就会导致有难度的阅读,无难度的阅读,也不一定会致使读者阅读水平下滑。前面提到的《哈姆雷特》、《复活》等就是这类作品。最好的例征是《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红楼梦》几乎是小说形式的百科全书,惹得至今红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国演义》里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情节,可谓是机关、迷障重重,《水浒传》社会面阔、人物众多、内涵丰富,都不可谓是无难度写作,但不能说是有难度阅读,无难度阅读,也没有致使读者阅读水平下滑,否则,岂能在民间流传几百年,坊间还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 之说?
  
  再谈程维作品的语言,他的作品是很讲究语言美的。他在《对话》中说,“文学大师都是语言大师,它的唯一指向,就是美。”他是在全国都有点名气的诗人,他的小说抒情描景、人物刻划等方面都充满了诗意。这种重视作品语言的精神是十分可嘉的。“在西方文坛,语言的重要性更甚于故事”(顾彬语)。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重视语言,他们丢掉了中国古典文学对写作语言“推敲”的优良传统,急功近利,为了赶市场,小说的语言大都平庸、干涩,这是很可悲的。程维的作品一打开,就有一股浓郁的诗意扑面而来,便使人觉得是大家手笔,卓尔不群。但是,程维在《对话》里说他的小说“无论从小说的结构、人物、语言、细节、场景……等方面都流露出诗意。”我认为有点欠妥,如此只恐弄巧成拙。小说毕竟有它的语言规则,小说语言的诗意美,也应该把握一个“度”,犹如台上一个面容清丽、风姿绰约的女子在轻歌曼舞,观众看得很轻松愉悦,如果是一群浓妆艳抹的女子在台上狂歌猛舞,观众可能会看得眼花瞭乱,甚至头昏脑涨而产生审美疲劳。“致虚极 ,守静笃。” 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曾几何时,在一次作家协会的年会上,领导及众作家要他介绍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戈乱》,他很调皮,为避黄婆卖瓜之嫌,推举我出来代言,我无奈大家欢迎的呼声,只得对他的那部大作作了简介与点评,不想未到十分钟,赢得台下掌声雷动。嗣后,他说我是省里唯一读懂他《戈乱》的人。他当时神采飞扬,为《戈乱》在周围的文友中有个知音而兴奋。为此,我却很困惑,据悉他的众多文友对他的《戈乱》赞扬有加,可有耐心坚持读完这部小说的人极少。我还曾听他的一个诗人文友说:“程维的小说语言很美,就是读得好累。” 这些情况他心里应该明白吧,可是,他在《对话》里还表示,试图让自己的小说创作走得更远一些,还要增加一些创作的难度。我有些为他担忧,抑或是杞人忧天:唯恐他加大难度的创作,走得太远,作品阳春白雪得读者只有文坛上的朋友,甚至于孤芳自赏。
  
  艺术的境界广阔无垠,较为新潮的现代派毕竟在二十世纪初就已问世,其中“哥特式小说”、象征主义文学等流派甚至于更早,愿程维能将卡尔维诺、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和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等中国优秀传统创作技术,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使自己的作品尽可能雅俗共赏,使文学圈内人对他作品的赞扬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使比《戈乱》更多的读者,能够得到解构他小说制造的迷宫的愉悦。


  本文观点未必正确,向程维先生讨教,并抛砖引玉。


  希望程维先生为繁荣民族文学艺术披坚执锐!我是廉颇老矣,但尚能为你擂鼓呐喊 


联系:QQ:417618321. 936021023 
手机:1897002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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