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宋代官员讲腐败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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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先生曾道：“上下数千年，细读历史，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吴晗先生历史比我们读得多，河晏海清的时代可能还见过，只是少，如我等没见过历史世面的，那样的时代，感到不是少得可怜，而是根本就没见过。
我想，暴政的秦朝也好，仁政的汉代也罢，盛世的唐政府也好，卑弱的宋政权也罢，不论什么朝代，明君昏君当政，那腐败形势都是十分严峻的。所不同者，领导在纪检监察会议上的讲话，对腐败的基本评估有异也。两宋的高官关于腐败形势的讲话，硬是有点特别，很多人身为高官，是官场权威，或者身在学界，是学术领袖。他们对腐败形势的发言，好像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一分为二的分析法，分析基本面是好的，反腐败是很有力的，更不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直接一点说吧，他们是些“独眼龙”，只会以一只眼睛看阴暗面，不会看光明面。
比如苏轼吧，也是朝廷命官，是吃财政饭的，可是他把反腐败形势说得一塌糊涂：“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的这个讲话，一竿子打了一船人，从巍巍乎省部级领导，到豆沙包类村干部，从宏观制政策的公府监司，到具体做事的出纳会计，苏轼说他们没一个不搞腐败;苏轼还有一句更猛的猛话——王安石改革，其中有一项是，在青黄不接时，政府放贷给百姓，到了秋收时节，再派二十万官吏下乡，专门收款：“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二十万干部，没一个是好人。哪有体制内的领导如此看帝国干部的呢?
朱熹是国学大师，也当过主政长官，后来主要搞理论研究了，按现在的说法是主流理论家，绝对比院士还院士的，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一般是不乱说话的，要乱说，一般也只在股市、房地产、百姓信访等领域发发耸人之论，时不时把天下目光往自己身上聚焦一下，在腐败与反腐败等政治敏感性很高的领域，都是三缄其口的。但朱熹嘴巴把关很不严，说话很不注意分寸：“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有利。”朱熹这里讲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带病复出的事情，这等事情，往往只供互联网上的愤青谈一谈，不是理论大师一级人物出来讲的。朱熹出来讲话了，而且讲得很猛，说天下之人﹙此处指官﹚都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之辈，这当有“不看主流，只看细流”之罪。这话够呛上面领导的，这还不算，朱熹对大宋朝腐败有一个整体评价，更是把宋政府说得一塌糊涂，百般不堪：“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本朝”是腐败手法集大全者，三皇五帝到如今，咱们宋朝是腐败最严重的，这话说的，全盘否定啊!但宋代各级领导好像都没发火，没撤朱熹首席院士的职务，还把其理论成果转化为主流指导思想。
其实，不但是地市级别的苏轼那样乱说，不但是知识分子的朱熹那样乱讲，当时正在做宰相的王安石与富弼也把当时的腐败形势说得重而又重。王安石在反腐败会议上，也是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找不得了，说的都是问题，不是百页成绩，三行问题。他说：“政事所施，未可谓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虽然王宰相这个讲话多少带了点领导官腔，但他对腐败的形势估计是悲观得很，说的是基本面不是往好转，反腐败并没取得阶段性成果，而是警告说，越来越差，越来越严重，“日以薄，日以困穷”啊。这种情况，周必大说是“贪吏布满天下”。他数指头：“循良者十无一二，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周必大，官职小，没富弼大，富弼是宰相，按理来说，如此恶毒攻击大宋王朝专制主义取得的伟大成绩，那怎么行?他应该把周必大抓住关起来，可是他比周必大说得更狠：“廉吏一二，赃吏十九。”
两宋的腐败确实也是够严重的，其贪官墨吏可以数出一大串来，如蔡京，如童贯，如贾似道……等等。苏轼、朱熹、富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等在反腐败上的发言，也是“基本属实”的。但是，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腐败的朝代吗?细读历代史料记载，好像还不能这么说，但当时他们都这么说了。把腐败往大里说，往重里说，往夸张地说，总比把腐败往小里说，往轻里说，百般缩小地说，对反腐败工作要有利得多。时刻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比“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要好得多。北宋与南宋在北方虎狼之师的时刻环伺中，能够苟延残喘那么多年，恐怕与其对腐败保持高度警惕，有点因果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