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难画家水乡遇知音

　　六十年震颤人心不了情（之六）———

　　■虽然禁锢，但对男女的事格外敏感

　　■铁干里克一枝花被调到很远的团场

　　■一整天就观察着那一缕光线的变化

　　■我想让他画，我感觉他有这个才气

　　聂崇良记得，小时候家住上海的长宁区，是花园洋房。从很小的时候起，大人就让他学画画，那时候上海比较有名的老师办了个美术班，他被送去先学素描，然后是水彩。大概因为前辈无论从政的或是经商的，都吃了不少苦头，所以相信学画是一技之长，很少有什么政治风险吧。当然现实的情况，特别是后来发生在聂崇良身上的事情，并不如大人们当初所预计的那么简单。

　　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学画，一直伴随着他坎坷起伏的经历，也给他带来了一位人生的伴侣。

　　去支边的火车上， 就开始兴奋地作画

　　他们聂家曾经是个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据长辈讲，晚清的时候，曾国藩的女儿嫁给了聂崇良的曾祖父。据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曾国藩到上海这边巡视，带着左宗棠他们一起来的，到了江南制造局，聂崇良的曾祖父，一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才俊，就在江南造船厂，那天吃饭的时候他也在场。

　　曾国藩一向是很会看人的，他问左宗棠，这个人你看怎么样，左宗棠说绝对是不一般的人。曾国藩后来果然把最小的女儿，也是最宝贝的女儿许配给了聂家。聂家的祖辈曾做了上海的道台，后来自然延续出一个旺族来。

　　不过等到聂崇良这一辈记事的时候，那一切光耀的东西都在消失了。他幼时还见过家里的汽车、洋房，但后来只知道那些全都没收了，家族企业被公私合营。没收以后，像他们这些人的麻烦还没有完结，主要是没有了生存出路。当时在上海搞过大规模的“忆苦思甜展览会”，号召群众忆苦，其中最大的控诉对象，他们聂家算是一个。

　　1963年，已经成年的聂崇良看不到前途，刚好赶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动员青年，他就主动报名支边。如果不是有这种革命举动，积极报名去支边的话，恐怕不久他就要被送到监狱去，因为他家里不少成员都关进去了。由于家庭的关系，全被判刑，老的是历史反革命，年轻的就算是现行反革命。

　　聂崇良报名去新疆支边，实在是个既明智又光荣的选择，使他有机会和别的青年一样胸前戴着大红花，欢欢喜喜登上列车。那年他20岁，当然也和别的青年一样怀着火热的心。他自感与过去的旧家族从此切断了关系，从此甩掉不光彩的一切，重新做人。一路在火车上，他就兴奋地开始作画，自然引得大家刮目相看。

　　一到新疆，眼前广袤的大地展现出难以言说的壮阔美，色彩饱满鲜丽，很适合用画来表现，让年轻的聂崇良欣喜不已。又经过了几天公路上的颠簸，穿过天山，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他们一直被分到铁干里克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第34团。一跳下车，刚在地窝子里草草安顿好，聂崇良就拿出纸笔跑出来画速写。后来的日子里他又画了许多劳动的场面。有一天正好赶上《解放军报》的人来采访，从地头经过的时候，发现了他的才能。他们跟团里说，这个人你们应该用，是做宣传工作的人才。很快，把他从连队的大田调到了团部。

　　支边青年们先是住在地窝子里，那种向地下挖出空间，然后盖上树枝和干草的住处，走过去几乎看不出有房子。主要是出于当地自然条件的恶劣，也有隔温避风的功效。后来他们自己动手建造房子，一排排平房建好了，外墙壁一律要刷上大白，按照宣传的需要，根据形势画上标语或宣传画，这项繁重而又光荣的任务理应交给有美术才能的人，在这方面全团没有谁比得过聂崇良了。

　　一个人不行，团里又派个女助手

　　于是他在各处墙壁上大显身手，表现的内容多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歌颂伟大领袖，后来还有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等等，表现风格尽力突出时代的特色。同时，刷写各式美术体的大标语。

　　团部宣教科把任务和要求交待给他，把宣传主题和口号下达给他，余下的就由他自己去完成，到时候检查验收。全团十几个连队，在大漠深处分得很开，他就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画过去。各连都有许多和他一样从上海来的支边青年，他经常处在男女知青羡慕的目光下。

　　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再喊他的名字，而是称呼“画家”了，一见到他就说“画家来了”。

　　每次画的时候自己搭好木架子，准备好装颜料的盆。一个人还不行，爬上架子没法拿东西，因为用色用料是很丰富的，要不停地换。为此团里又专门派了个上海女知青跟着他。她不会画，跟着做帮手，专门按他的吩咐帮着调颜料，他在架子上要什么她就递什么。这个女子长得秀气伶俐，聂崇良又是全团出众的小伙子，这样一来更加令人羡慕，引起嫉妒也不足为怪，甚至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

　　那个时候，虽然十分禁锢，但人们对男女的事却格外敏感。据聂崇良讲，其实他俩不敢有别的，一直就是他在架子上面画，她在下面做帮手。他说把哪个颜料拿过来，她就给拿过来。配合得倒还默契，但几乎不敢说别的。或许不可否认，渐渐的他画的一些女青年的形象，多少有点眼前这个助手的影子。所幸的是，这个女孩是很单纯的样子，直到她后来调到团部宣传队，专门演节目去了，这类风言风语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后果。

　　聂崇良要完成这项任务，虽然工作量很大，但享受到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全脱产。要知道那时候一线农工和知青的劳动强度是难以想象的。

　　也是物以稀为贵吧，加上政治挂帅，他们画到哪个连队，哪个连队都非常欢迎，说画家来了，接待规格比较高，相当于机关领导。来了以后，连长指导员都关照好了，今天团里的画家给我们画壁画。有时候会招待一下，做点好吃的，煮面条，稍微放点盐，放点辣子。个别时候甚至搞一点肉，很优待了。一般的上海知青，还有那些农工，就是一个包谷馍，一碗清汤。

　　由于娱乐活动少，每画到一处，常会引起收工的人们围观，大家说笑议论，成为一景。

　　在如此风光得意的同时，其实聂崇良身上的那些“资产阶级习气”已经让不少人看不惯了。每当他这个帅气的上海青年，拿着画具，头发光亮，穿着洗得很白的衬衣，旁边还跟着秀气的女助手走过去的时候，就让一些干部群众难以容忍。

　　加上他在这方面也不够小心，喜欢穿从家里带来的过去上海的衣服，经常注意仪表，在农场显得比较另类。更严重的是，一度他还和另一个漂亮的女知青暗地里谈恋爱。大家说那是“铁干里克一枝花”，气质高贵得像公主一样，也是上海的。他们两个自以为暗地里谈恋爱，其实根本逃不出群众的眼睛。不久，团场的干部对他提出了口头警告，但是年轻的他怎么可能自动疏远倾心的姑娘。

　　结果，关于他俩的事风传得有些离奇，以至于团政治处主任正式找他谈话，说聂崇良，你太年轻了，思想很不成熟，生活方面你要自己检点一些，尤其要注意作风问题。政治处主任严厉地敲打说，有人反映你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男女关系，你在团部，这样影响很不好。

　　很快有了组织措施，“铁干里克一枝花”被调到其他团场去了，调到相差一千多里的36团，靠近更荒凉的罗布泊那边。既是拆散他们，也是对那个女青年的一种惩戒。当然对全团所有的人都有警示教育作用。

　　虽然把她调开，但是团部还是要用这个聂崇良，全团各处墙壁上的大幅宣传画还非得他画不可，所以依然没有处理他，否则没人画了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这笔账已经记下，处理他是迟早的事。

　　刚一回去，等待他的是劳动改造

　　年轻不羁的聂崇良没有及时接受教训，悬崖勒马，他还出现了另一个苗头。那时候到哪个连队去画，就要住下来，总有不少年轻人围在他周围听故事。一时间，他除了画画，能讲故事也出了名。他讲那些以前看过的外国电影、古典名著，讲那些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像《复活》、《第41个》、《红菱艳》、《基督山伯爵》、《流浪者》等等。他一开讲的时候，几十个人都挤到地窝子里、土房子里。

　　曾经的那个“铁干里克一枝花”也很愿意听他讲故事，眼睛里流露出崇拜。她家也是资产阶级出身，所以用当时的话说，有点臭味相投。

　　她刚被调走时聂崇良并不知道，也根本不让他知道。后来就再没有见面。很多年后，在上海有一次老知青们约他聚会，说她也会来，可是他没有去。他对采访者说，40多年了，不见更好些。

　　那是在1966年以后，宣教科又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画红太阳，画主席像，书写主席语录。正是由于承担了这项特殊任务，在运动中尽管他的家庭污点很大，但还是不能不用他，所以暂时没办法整他。不过他自己感觉到，其实早有人想动他了。

　　在荒凉的南疆沙漠边缘，在上面敷了草、向下挖的地窝子里，知青们都是按班排的建制居住。如此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更是如饥似渴地向往精神的东西。聂崇良一被拉进地窝子讲故事，大家都挤过来听。他还讲了许多从书上看到的历史故事，中国的，外国的。大晚上点个小油灯，熏得鼻子都乌黑的。

　　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个个痴迷。连他要打饭，都说你不要打，打饭打菜我们给你打，你一刻也不要离开。到了这种程度，简直是抢了指导员的风头，自然引起连里的警惕。受到追捧的聂崇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依然讲得声情并茂，眉飞色舞，这对他也是一种精神会餐式的享受。结果有人报告了，组织上出面调查。找他谈话的时候告诉他：你今天画好以后，就回连队去吧。

　　他一回去，等待着他的是监督劳动改造。半年以后，1969年4月2日，党的“九大”召开的第二天早晨，他正扛上锄头要去干活，跑来一个人，说你不要去了，他还想是不是又要调到团部画画了。来人吩咐他把被子打好，把衣服带上。外边有车等着，是一架牛车。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吩咐他俩把被子丢上去，人在下面走，不准说话。走了一上午，走到团部。

　　宣布他的罪名是，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毒害青年，疯狂争夺无产阶级接班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端枪的警卫把他押进土牢，里边已经有各式各样的逃犯了，那阵子抓回来的逃犯特别多。

　　审讯的时候他才知道，有人揭发他，说他讲朱元璋的故事，讲朱元璋杀功臣，说是恶毒影射伟大领袖。他打死也不能承认，因为这是死罪。又审问他，你讲过苏联的故事吗？他承认。罪加一条，修正主义的马前卒。

　　那个时候农场的阶级斗争很紧张，有一个重要敌情，就是半夜总发现信号弹，为此抓了不少特务。其实是漆黑的戈壁上，夜空显得很近，根本不是信号弹而是流星。

　　半年的单间土牢，聂崇良不能再画，只能想象着色彩。唯一的小天窗，早上太阳一出来，就有一缕光线照进来，照在土地上，一整天他就观察这一缕光线的色彩变化。早上刚照进来是金色的，到中午变成清白色，下午以后是淡黄色，再下来变成红色，直到渐渐成为灰色、青灰色，最后是一片黑色了。

　　他沉浸在这缕光线里。一直在想，哪一天出去了，要用色彩表达自己的内心。许多年以后他实现了。

　　没办法定他的罪，转到劳改队。在这里几乎全部的生活就是打土坯。凡是长年干过这个的人就完了，腰、腿都完了。劳改队的重犯都要干这个。

　　全部用手工打出来，七公斤一块土坯，三块二十一公斤一个合坯，一天要打600块。算算要多少分量经过手、腰、腿，反复地托起、放下。都是靠腰上的功夫，腰弯下去，拿起来，三块打好。从上面一刮，把多余的泥刮掉。端起来，顶住肚子，走过去几十米，啪，扣下去。上身赤膊，下身一块麻袋片，连裤子都不穿，因为没有女的。

　　头一天就把泥活好，像小丘一样，等它发酵。天蒙蒙亮爬起来打坯，一刻也不能停。否则完不成，晚上会挨整。

　　周围全是重犯，有的六七十岁了，都要完成600块，甚至800块。他开始觉得吓死人，但看看那些老犯人还是完得成，求生的本能很顽强。

　　管教要数的，不好的，一脚踩掉。有的老囚犯打了20年土坯，打出来的坯像电视机一样平整，漂亮得不得了。一块一块摆在地上，太阳一照，让聂崇良这个“画家”的艺术细胞又膨胀起来。他一时会忘了身处的境地，而赞叹眼前这个土坯的造型真好，色彩真好。他发现色彩在变，它一干了甚至变成金黄色。在他的眼里已经不只是土坯，而是艺术品。打了八年的土坯，这种对色彩的敏感，让他在受苦之外也从中受益。

　　跑出好远，在路边等到一辆卡车

　　那天早晨，他醒来向外一看，不知是不是做梦，看到自己烧的砖窑上贴出了大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他呆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政治而落难到底层的人，最害怕政治的东西。他惊奇地想，谁敢贴出这么大的“反标”，这不是死罪嘛。他认出旁边刚贴完标语的人，是做宣教的干事。他明白是团部派人贴的，不是什么特务贴的，那么这是真的了。

　　他知道，时间到了。

　　政治形势一松，人与人的关系也松了。管教干部自顾不暇，顾不上像他这样的人。在年底一个奇冷的冬日，天刚刚亮，他跑出去好远，在土路边等到一辆过路的卡车，在戈壁上搭车一般是不被拒绝的。驾驶楼里已经满了，司机说你要不怕冻死就上去吧。

　　他不胜感激，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风中，缩成一团搭车到库尔勒，再搭车到吐鲁番的大河沿，雪下得很厚，那里有乌鲁木齐到上海的列车靠站。

　　他挑了一根扁担，一头是行李，另一头是带回家的新疆产的棉花套。那时棉花套在上海是紧俏的东西，就是凭票也难买到。

　　他就这副样子，几乎成了在新疆的上海知青返城的第一人。在车站旁的小邮电所给家里发了几个字的电报。说不清是怎么拼命挤上车的，总之是凭着干了八年粗活的力气。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车厢从上到下没有一点空间，他在厕所抢到一点容身的位置，站了三天四夜，后来发现脚肿起来，鞋带都崩断了。

　　终于进了老旧的上海站，他从火车玻璃上看到变了样的三哥。下来后第一个感觉，是脸上扑面而来的湿润空气，感觉干裂的皮肤好像涂了一层油；一路没喝水，干哑的嗓子也一下子好受了。他想，多好的空气呀，这才真的是回到了人间。

　　三哥把他肩上的扁担接下来，说到了上海就不要挑了。聂崇良还像个囚犯一样，穿着一身黑棉衣。他已经不适应了，晕头晕脑跟在三哥后面，连马路都不会穿。

　　回来以后最现实的问题是生计。他买了一部“海鸥”照相机，到乡下去给人照相，那时候拍照还是很稀奇的。像以前的江湖游医那样，他背上箱子跑了好多地方，从近的江浙到远的江西、安徽、贵州、四川、甘肃、青海，越穷的地方人家越喜欢让他照相，给打扮起来的小孩子照，照农民的全家福。

　　后来这种走乡串村照相的人多起来，这个生意不好做了。又转回上海的时候，得知正在动员返城的支边青年再回边疆。他再也不愿回到自己的伤心之地，通过托人到江苏一个小厂找到做工的机会。想不到，在这里出现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那个人。

　　她说既然这样，你住到我那里算了

　　这家小厂的周围就是江南水乡，那时候的风景还是“原生态”的，单身汉聂崇良不上班的时候就背上画板，到有桥有水有人家的地方写生。

　　不知从哪一天起，当他专心作画的时候，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女人，喜欢静静地看他的画。或许是他把她生长的家乡画得那么淳美，触动了她。

　　她就住在运河的边上。那时的聂崇良，40岁出头。她问你从哪儿来？住在哪儿？靠什么谋生？他说就在那边的小厂子里暂时栖身，谈不上什么谋生。而且上海不能回，因为动员返城知青回去越来越紧了，不给落户口，没有粮本，没有工作单位接收。不走的话要采取措施送回去，还要做家里的工作，到父母的单位做工作。

　　她说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你就住到我那里算了。聂崇良感到很意外。她说，我看到你画得很好，要是你很想好好地画画，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家里房子很大，是老宅子。他又欣喜又感激，但是得知她已经结婚，有了女儿，还是不能接受这番好意。

　　又过了些日子，还是在运河边上画画的时候，她静静地来到他的旁边，她告诉他，已经离婚了。之后，聂崇良住到了她那里，在相处之中，发现她包容大度，善解人意。但是那时他们还不能结婚，因为当初他是逃回来的，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怎么能结婚。她的房子确实好大，聂崇良太需要这样的地方了，可以放开做自己喜爱的事。以前的生活一直是坐牢、苦役、漂泊，理想几乎被放弃。

　　她对他说，吃饭、挣钱，你都不要考虑。你就在这里画好了。聂崇良对她说，你收留了我，我一定会画出名堂来。她上班，一个月50多块钱工资，养活他，还有两个女孩，为他买绘画的材料。

　　她家的门口就是运河，他坐到旁边那个石拱桥的下面开始画了，用的是水彩。夜晚的水乡别有一番韵味，尤其是元宵节，点亮了花灯，特别好看。眼前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他在这个地方画了四五十幅石桥水乡图。那是80年代初，后来那段老运河、老石桥全都拆掉了，再没有那个味道了。在聂崇良的心里只留下了那一段的记忆，那40多年人生中最舒心的一段记忆。

　　她坐在后车架上，为他拿着画板

　　到1986年，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他对她说，怎么样，我们两个再回到我过去的地方看看怎么样？她点头。她一直在等待着他的这个提议，她知道会有这样一天。这一去还意味着，他可以办好相关的身份手续，他们两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结婚了。

　　聂崇良的婶婶是上海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她看了聂崇良的画，对他说，你很有潜力，但是我认为你应该再回到新疆去，回到你承受苦难的地方去，你最好的油画和水彩应该到那里去画。

　　确实是时候了。他带上他的爱人和画板，一起坐上那趟上海去往新疆的列车，带她回到让他难以言说的塔里木。

　　“第一次回到那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像河流一样淌下来。”聂崇良对采访者说，“我的爱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她说你不要哭，不要哭。可是难受啊这个心。我现在能这样回来，多高兴。再没有人管我了，我在那里画了好多画。”

　　那一个月他画了很多幅，激情像火一样燃烧。打土坯那幅画的素材是那个时候画的，还有割麦人、春耕等等。这一次他是自由人了，再也不是囚犯了。积蓄已久的激情终于完全释放出来。

　　回到久别的农场，当年的老职工还在，一起去的上海知青也还有一些。他们全都认出了他，还是叫他画家，说画家回来了。

　　他在那么多的磨难中不但没有毁掉，不但自己好好地回来了，重新带回了他的画板，而且带来了他的爱人。他自豪得不得了，但和当年的轻狂已经全然两样，他知道自己内心里拥有了什么。

　　采访时问他最珍视的是什么？他说：自由、爱情、艺术。他说那段日子自己的画是最好的，充满发自内心的情感。艺术最需要的正是自由和情感。

　　每天早晨，他推上一辆借来的自行车，从平房的院子里出来，骑在空旷的路上，她坐在后车架上，为他拿着画板。每一条路他都还记得，就到最熟悉的那些地方。然后走过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她提着水彩、颜料。他们坐在砖窑旁边，坐在胡杨树下，坐在水渠的一侧。他专心绘画，她还是静静地守在身旁。如果有大蚂蚁爬到他的身上，她就及时给他拿掉。那是他们真正的蜜月。

　　整个新疆他都不去游历，只去那块地方。也不住旅馆，就住在熟悉的人家。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记忆的氛围之中。

　　采访到这里的时候问他：您是画家，新疆那么好的风光，您就不想多看看，多画画吗？他回答说：我不会画那些的。那些漂亮的地方有许多人在画，不是我要画的。

　　结婚证明开出来了，但是户口拿不到。聂崇良还去查找自己的档案，办事的人被问怕了，说没有了，全烧光了。你没有那些事情了，你就当没那个事情吧。聂崇良说，那么多苦，就没有了吗？人家说，那能怎么办？后来得知，他们把当年的材料全烧光了，是一起堆到院子里烧光的。

　　他还碰到了原来整他的人，保卫部门的人。他们要请他吃饭，说以前的事很不好意思。

　　聂崇良对采访者说，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我的青春。丢也丢不掉，说也说不清，所以我现在不去了，不再跟人家讲这些事情了。但是夜里总会梦见那块地方。怪了，去过美国，但从来没梦见过，欧洲从来没梦见过；再好的地方，再漂亮的地方都没梦见过。就梦见那个地方，那个土房子。

　　至于梦见的是什么，他说，老是在那个土房子里面走不出来。想走却走不出，走出来了还是那个地方，走过去了又是那个地方。老是做，重复了多少遍。老是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走到那路上发现不对，怎么又是这地方。

　　她心地很宽，感情把我们连在一起

　　从新疆回到上海，聂崇良把这批画拿给婶婶看，她觉得非常好，很有情感。后来聂崇良的三哥，就是当年拉了板车从车站把他接回家的三哥，要移民去欧洲，就把他的画拿到了欧洲。结果，在比利时国际艺术展览会上得了金奖。之后在十几个国家展览，人家邀请他到欧洲去。参观者说他的画不仅仅是艺术品，他把人性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了。

　　他这些新疆题材的画作都被国外的人买去了，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必语言表达，人们就能理解。

　　在他上海的画室里采访的时候，看到了那幅获得金奖的《打坯者》，风格有点像俄罗斯的古典画派，凝重苍凉。于是请他讲讲这幅画。他说，画面上这个打土坯的人就是我，旁边的是一个老苦役犯。都是赤膊，围的是麻袋片，打土坯都在夏天，35℃到40℃，没有这个气温土坯不会干。

　　问他为什么画上的人看不到面孔？他说，我们没有脸。那个时候不是人，只能背朝着人，头低下来，不是真正的人。你看画上的这个门是死的，有口难开。就像一个人，虽然有嘴，但是不能说话，只能劳作。

　　聂崇良说，原来我的小资情调很重，从那些年以后，再也没有小资情调了。以前他爱讲故事又因讲故事而惹祸，后来言语很少，就是埋头作画。

　　在现在上海的家里，他深居简出，连老知青的聚会几乎都不参加。他说，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他说，我们俩是一起走过来的。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她收留了我，我是逃回来的，属于随时可能被抓回去的人。她没有在乎这些，她心地很宽，这样的感情把我和她连在了一起。

　　多年里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没有劳保，是爱人支撑着他的生活，给他住处，让他可以专心创作。最近几年，政府开始按照支边青年的政策每月发给他一千多元。

　　他的妻子费南对采访者说，以前我还不了解新疆，后来他带我一起去了。跟我讲了在新疆的那些事，讲了打土坯。我感觉他的这些经历肯定有价值，他的这些画也肯定有价值。起初他什么都没有，一样都没有，那么我想想他这么有才气，在外面东流浪，西流浪，不是浪费掉了吗？我想他跟我以后，肯定能安心下来画他想画的东西。

　　他在家里画了三年，后来亲友还埋怨我，说你不让他出去工作，让他这么大的人总在家里画个什么。我说他想画，就让他画，我想让他画，我感觉他有这个才气。

　　也许，真正的爱情其实不需要复杂的理由，简单中就一切全有了。就像他们两个人的相遇、相守一样。               去连队的路上，左一是聂崇良，右一是他的女助手
                                                     走乡串村照相

聂崇良画作《打坯者》在比利时国际艺术展览会上得了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