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蒋介石日记解密,近代史要重写?-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1:27:24
                                                     蒋介石日记解密,近代史要重写?
  
     
         自美国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来,海外及两岸三地的学者闻风而至,俨然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之一,学者们在阅读了这些世所罕见的史料后,更传出“民国史应该重写”、“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积极评价。目前,蒋介石日记只开放到1945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史档案已开放到1952年,孔祥熙档案、蒋经国日记目前尚未开放,这些重要史料如果将来全部公开,不知还有多少“惊喜”值得期待。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有实力的大国,这批档案,彰显出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的思想、行为及中国社会的转变,有助于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实习生 李响 发自上海


借了500条枪

2006年春天,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院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郭岱君向前来查看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如何由一个中高层军官,迅速崛起成为党、政、军领袖,这也是她对蒋介石日记能否对此提供解释的最大兴趣点之一。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仅仅为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其官阶、资历,均无法与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内,就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与军事统帅,而且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运作,是否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郭岱君、杨天石对蒋日记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这与蒋的特殊背景有关。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军事上的长才。另外,蒋博得孙中山的信任,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孙对蒋有不可言传的特殊情结,而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

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当时,陶成章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孙无可奈何。陈英士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陶获知消息后躲到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发现后杀掉,从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蒋在日后日记中提到:“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不顾一切跑到“永丰舰”上相陪,孙说,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蒋屡次在演讲时称,“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诸多研究者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黄埔学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军校根本没枪,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开兵工厂的朋友,借了500条枪。那时廖仲恺与蒋几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然后特别言明利息加倍等等。

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到农村工作去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1923年9月,蒋率领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日记显示出他的思想此时发生变化,他看到苏联的优点,也看到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记遗失,完全了解该时期蒋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说,蒋还曾怀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这本日记。

1926年3月,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气走汪精卫,使他的权力更上层楼。对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须等其死后看他的日记。杨天石教授曾根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部分日记(毛思诚抄本),写了《“中山舰”之谜》,解释这一事件。2006年,杨在胡佛公开的1927年蒋日记手稿中第一次发现“欧阳葛来访”的记录,从而证实其对“中山舰”之谜的揭示是正确的。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回忆录,蒋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其日记中所记“欧阳葛来访”即证明了确有此事。

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 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提和谈,杀无赦

内地史学界对蒋的对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评,特别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清党剿共”及“不抵抗主义”主张,被贴上了“投降派”的标签。此次公开的蒋在抗战时期(1931—1945)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

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刺客惊吓,美龄小产

蒋介石日记对蒋、宋、孔等家族关系,对他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等都有记录。比如孔祥熙比较内敛,性格温和,曾经得蒋信任;而宋子文是性格坚强,很有主见,经常被蒋骂为“飞扬跋扈”。

广为外界猜测的蒋氏夫妇关系也是日记中的一个看点。

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好武尚斗,喜爱冒险。日记记载:他早年好斗好色,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改掉了这一坏毛病,坚持写日记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修身养性。

蒋在日记中常以“三弟”、“三妹”、“爱妻”等蜜语称宋美龄。日记披露,宋美龄之所以未有子嗣,与早年小产有关。

1929年,宋美龄怀孕,日记记载,蒋极为欣喜。当时,蒋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数次险遇刺杀。有一个杀手买通了楼下的警卫,甚至已经潜入卧室准备行刺。蒋当时睡得比较熟,宋美龄则因外面风传有暗杀行动,极度紧张,特别警醒。听到动静,立即把蒋摇醒,蒋于是大喝了一声。杀手胆小,枪掉在地上,人逃走了。宋美龄因此受到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在日记中连续几天都写到此事,而且详述把宋送到别的地方静养等等。

抗战时战局凶险,蒋曾多次要求宋美龄避到安全地区,但宋坚持与蒋共患难,还曾经给友人写信表示,要与蒋共生死,蒋为此极为感动,多次在日记中写到“吾妻爱情甚笃”,“吾妻为余协助之功实更大”等等。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

蒋介石日记在首次开放时,一本手抄本《圣经》首次曝光,其中多处有蒋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

据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宋曹琍璇介绍,这本手抄本《圣经》,系由蒋的侍从秘书手抄,为翻译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册,蒋氏不仅认真看了3遍,时有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蒋公对此一丝不苟,他是把信仰当成guideline(指引)了。”

这本《圣经》曾经引起郭岱君极大的兴趣。蒋在世时,外界纷传他笃信基督教,但多为口耳相传,少见可靠证据。这本手抄本《圣经》的出现,以及日记对其个人信仰的记载,可以比较可靠地解释这个疑问。

另外坊间也有传闻认为,蒋出于与宋家联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

此次公开的蒋氏日记显示,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确有要求蒋信奉基督;蒋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研究,待仔细研读《圣经》后再决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态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弥留时刻,蒋其实还没有决定成为基督徒,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说愿意受洗。

蒋氏的承诺后来确实兑现了,胡佛首次公开的手抄本《圣经》,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据日记记载,蒋将这本《圣经》前后通读了三遍,而且眉批中还对基督教的很多主张提出过疑问。

作为接触蒋氏日记最为频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认为,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极为强调精神力量的个性,比如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他很痛心;衡阳会战,他本来寄予很大希望,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这次失败对他是一个勉励,一个教训;得意时,他也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与儒家强调的修身观念非常相近。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场日益吃紧的关头,蒋在日记中表示,当时甚至想到自杀。他经常祷告,求主帮助他。他还许诺,如果主能够助自己渡过难关,他一定要建造一个巨大的铁十字架,放在衡山之巅,以示谢恩。

宋曹琍璇透露,受洗后,蒋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读圣经,晚上进行祷告。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在圣主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跪祷。有一篇日记记载,说他有一天凌晨3点就起来跪祷,可此前因为脚痛,医生已经建议他暂停。还有一段记录因为眼疾,朝课跟晚课不得不暂停。可见蒋对待个人信仰规定的仪式可谓中规中矩。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其秘书秦孝仪奉命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词句,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在原稿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虽然此举引起朝野及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民国史专家:重新解读档案里的宋子文

作者:受访: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景平教授是宋子文研究权威,民国史专家,所著《宋子文评传》,广受好评。2005年以来,吴教授三赴胡佛研究院,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些新公布的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过去是负面人物,近年渐有客观的评价

南方周末: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海内外史学界对他有何基本评价?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景平:宋子文过去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内战罪犯”,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近年渐渐有了客观的评价。“治史如断狱”,我认为对宋子文的历史功过不应简单化处理,应当在根据基本历史事实、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判。比如,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执政台湾时期,宋子文作为党内代表人物,官方禁止对其公开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则出现另一种倾向,不顾史实,只从意识形态出发,一概否定,比如说你是外来政权、贪污腐败等等。目前的台湾,对民国史及其代表人物,缺乏进行客观研究的环境,而且已经很难获得官方资助。



宋子文批评胡适对美外交太书生气

南方周末: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史料的陆续公开,对推动两岸民国史的研究有何意义?对宋子文的历史评价是否可以改观或提供新的解释?

吴景平:这些史料对民国史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开放至今的时间比较短。假以时日,如果能将其中若干有代表性的资料进行选编、校注,公开出版,对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些人物及民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复旦大学正与胡佛研究院合作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前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即使属于非政治话语范畴的成果,也不够具体深入。另外在观点及方法上,要真正尊重历史。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是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不会因我们的爱憎而改变其性质。不应满足于只给出一些共性的、抽象的结论。

比如研究蒋宋关系,就要关注抗战时期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和外交部长长驻美国期间所发挥的作用,而宋与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胡、宋二人不和已成定论,在胡适的日记中多有涉及。研究这段历史,如果仅看到胡适日记中称某公没有度量等等一些评语,就会留下宋欺胡、耽误国家外交等印象。我去胡佛后,把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中所有有关的部分进行了摘录与研究,现在基本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

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是老资格的外交家王正廷,当时美国对华援助非常保守,王几次在报告中称,在争取美援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事后却证明上了美国掮客的当,不但白白浪费了许多钱,更贻误了对美外交的开展。蒋介石决定换人,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经常利用其个人声望在美发表演讲,对美国朝野了解与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蒋介石政府最迫切需要的是直接的军事、财政援助,于是孔祥熙比较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又被派过去,以加强与美国工商、金融界的联系,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并先后达成两次借款,但是与蒋的要求和战时中国的需要依然相差较远。

据日记所载,蒋介石其实早已经对胡适产生不满,包括胡适多次接受美国各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蒋认为作为驻美大使,不应该过多地在这些方面耗费精力。蒋的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他多次准备把胡调回国内,并考虑过顾维钧、施肇基等多位继任人选,又担心胡因此滞留美国,在外交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一时难以决断,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8月才免去胡的驻美大使职务。宋子文作为特使于1940年6月赴美时,蒋不仅授权他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从事外交交涉,还特别说明在美国办理“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兄迳自进行为便”,而且接洽美国军援的具体情况也要对世界贸易公司保密。

宋子文对胡适在美的外交也不满意,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多次提到胡适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有些说法不妥;在向美方介绍中国的情况时不准确、不全面,甚至有错误,会造成误解。宋还向蒋报告,蒋的一些重要文电指定要送达给胡适时,却找不到胡,因为他又离开华盛顿外出演讲去了。宋赴美时曾向蒋要求安排一个政府实职,因为作为蒋的代表其实是“妾身不明”,对在美从事外交工作不利,蒋没有应允,在这种情况下,宋认为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大使与他共事,像胡适这样的人,书生气太浓,长于坐而论道,与军火商、财经要人及政客等打交道缺乏经验。

通过这些档案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胡适抱怨宋的真实原因及背景,还有蒋、宋、胡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他的档案中对此有没有记录或特别说明?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我印象中,他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另外,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实际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员工,政府提供的经费远远不够日常开支。怎么办?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内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另外,他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你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你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比如他的秘书。

总之,宋的档案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复件保留,价值比较高。

南方周末:对宋子文恶评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间接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

吴景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很复杂,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档案尚未公开,暂且不说。宋在抗战时期并不主持财政,他在1933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职务,这两个职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担任的。孔把财权紧紧抓在手中,后来连蒋介石都对此不满。蒋的日记记载,孔连政府到底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告诉他,导致蒋对美国依赖度的政策上发生误判,蒋在日记中说,如果早点知道实情,就不会过分依赖美国。

孔祥熙连国库的家底都不告诉蒋,更不要说宋了。抗战时期,宋、孔其实是非常对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凡达成的美国对华借款和财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据宋子文档案中记载,宋对孔的作风深表不满,包括他在美国促成一项借款协议,孔立即回复说,接下来你不要管了,这是我财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是否信任自己,宋子文没把握

南方周末:最新的档案资料,是否能够对蒋、孔、宋三人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

吴景平:孔的档案还没公开。我们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观察,看抗战这8年的情况。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公务方面,而且是公事公办。蒋与孔家的关系反而比较近,比如下班回家途中会顺便到孔家去吃个晚饭,还有遇到后辈的生日、订婚仪式等等,他都会去。宋霭龄在蒋日记中也经常出现,蒋称她为大姐,与她来往较多。

等到蒋孔关系不好了,蒋决定重用宋,让其担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再加上宋在中美外交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协助蒋解决了史迪威问题,蒋才有一次出面为祝贺宋子文的生日,吃顿晚饭,在战时蒋的日记中仅此一次。其他公事以外的事情极少提到宋,即使出现了宋也多是责骂,称宋个性太强,自以为是,不听他(蒋)的等等。

南方周末:宋在美援方面作出这么大的努力与贡献,足以显示出他的能力,为什么蒋反而那么相信孔?

吴景平:国民党政权当时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究竟如何运作,造成其政权垮台的根本的制度性问题在哪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这些年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抗战比较困难的时期,国内财政金融状况不好,货币贬值,人心浮动,军事上处于守势,按理政府和党的高层人士之间应该齐心协力,求同存异,不计个人恩怨,共同对付日本侵略。可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宋一直在担心蒋对他的真实态度,他一直没有把握蒋是不是信任他。所以宋的档案中记录,他曾经函询钱昌照,委员长对我究竟是什么看法,包括最近对孔又是怎么看等等,对这种家族关系、上下级关系,宋根本没有信心。

赞成战时政治民主

南方周末:您曾经3次赴美国胡佛研究院查阅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这些资料中有没有特别令您印象深刻的?

吴景平: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发生政治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大公报》还发表了对蒋政府的批评文章。当时宋在美国,听到重庆朋友传来的消息后表示赞成,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应当有一定的民主进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宋自己表述的赞成战时政治民主的主张,当然这些观点没有见诸报端,是在与其国内朋友的通信中反映出来的。

还有琉球群岛问题,根据1943年5月宋和罗斯福总统的谈话记录,宋子文正式提出过,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要收回东北及台湾、琉球,罗斯福表示赞成。但是在同年的开罗会议期间,蒋向英美方面谈到琉球主权问题时,表示中国只要求参加战后和美国一起对琉球的管理,属于国际托管,不要求收回。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差别呢?我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蒋宋关系在开罗会议前的史迪威事件中破裂了,蒋震怒之下,拒不见宋,不再让宋处理外交公务,宋无法出席开罗会议。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部长却不能出席,岂非咄咄怪事?后来去的那些幕僚,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宋和罗斯福有过那样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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