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

于光远: 我所知道的江青
2006年02月22日   新闻午报

江青在上海时的漫画像及其签名
上世纪50年代，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本文作者于光远是她的旧相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任上，又与江青共过事。近日，作者近日撰文，披露了江青早年在上海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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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认识江青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样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当时，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文革时袁水拍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存在了。
江青用“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2
江青最早名叫“李进孩”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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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俞启威一起的生活
徐明清在口述中回忆：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参加纪念“一•二八”运动两周年的游行后，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忽然有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作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己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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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上海滩上做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1935年到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郁风，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
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翻翻、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唯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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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同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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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文革中被称为“旗手”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
1966年5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己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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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
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