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愤怒

愤怒的老子　　

一、战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一）、小农经济的确立　　

春秋时期，土地租佃制出现，贵族地主把土地租佃给个体家庭耕种，小农经济就这样产生了。小农经济的产生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铁器广泛用于农业生产，这使得个体家庭有能力独立完成农业劳动。小农经济有利于统治阶级，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劳动产品，同时对劳动者而言，租佃制使他们的处境相对于奴隶制有所改善，这种制度的出现缓和了阶级矛盾。到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上，奴隶制的集体劳动基本消失，代之以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奴隶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转化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生产力还不够高，同时，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深重，小农经济从产生时就表现出其脆弱性。战国初期，改革家李悝曾算过一笔账，一户农民家庭劳作一年，农业收入解决不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小农经济从产生时就是耕织结合，除了农业生产，女子必须在家里进行纺织，来补贴家用。但农民仍然总是生活在温饱线上，生活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在经济上陷入窘境，严重点的就是破产。　　

战国时，国家的经济模式已由国家主导型的贵族国有经济转化为以自由竞争（并不完全自由，尤其在东方六国，贵族地主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限制其他阶级的发展）为特点的地主经济，土地已可以自由买卖。于是，土地兼并就必然地出现了。在所有的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不断地破产，土地不断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样，农民就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会成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奴（即长工）；有的农民在农忙时为地主打短工；一部分会进入工商业领域，成为大商人（往往同时又是大地主）的经营奴隶。首先，农奴和工商业奴隶的生活当然不会好，其次，并非所有的破产农民都可以依附于豪强地主或者大商人之家，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成为流民，或者饿死，或者成为盗贼，或者直接起义。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从它产生时就表露无遗，这也成了此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生活悲惨的经济根源。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地主使用依附性的农奴家庭来进行经营，其生产效率往往高于个体家庭，因为地主拥有更好的生产资料，比如畜力、灌溉设施等。这样，破产的农民越多，土地兼并越严重，有时，社会财富反而会增加。但这些增加的财富不属于农民，而主要属于地主阶级。社会财富越是丰富，农民反而越贫穷。　　

战国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相当尖锐，但整体而言，还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流民现象经常发生，人数较少的盗贼团体也很多，但大规模的起义则很少发生。很大一部分农民生活虽然艰苦，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过着屈辱的生活，但还没有被逼到绝路上。　　

经过春秋二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中国只剩下七个强国和十几个小国。东周王室已名存实亡，成了不起眼的小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迅速，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工商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各国的统治阶级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战争就不可避免。七个强国国土面积巨大，人口众多，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类似于春秋时的霸主了，各国间相互征伐，战争成了统治者争夺财富最主要的手段。　　

这一时期，一国之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也没有大规模的斗争，社会斗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斗争。　　

这时，战争的规模相当巨大，动辄参战人数就数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战争的耗费必然相当惊人，这些耗费从何而来，当然全部是由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创造的。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积累这样大的耗费，统治阶级必然要对农民阶级进行深重的剥削与掠夺。这种掠夺也是导致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郡县制的产生与发展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战胜国已开始把征服的地方设置为郡县。战国时，郡县制更是较为普遍地实行，分封制也有，但郡县制是发展的主流。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管理方式上，郡县制是委任官吏进行管理，官吏的权力有限，对　国　君负责。这是后来通行于封建社会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政治的雏形。　　

到战国时期，国家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家事务也不断增多，国家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大增。而分封制造成的尾大不掉的弊端也渐渐被统治者认识到（春秋时大夫赶跑　国　君的现象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政治就应运而生。整个战国时期，是贵族政治不断削弱，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士这一阶层在这一时期特别活跃，他们在各　国国　君的支持下掌控了整个国家。贵族专政的宗法政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老子的幻想　　

老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之后（采用候外庐　和范文澜　先生的观点），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生活的时代的：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　　

地主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仍然要去剥削生活艰难的农民。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　　

老百姓忍受饥饿，是因为国家征税太多，所以饥饿；老百姓不断反抗，是因为统治阶级又是征税，又是打仗，让老百姓无法生活。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存在严重对立，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剥削农民，所以农民越来越贫穷；……虽然地主阶级想利用法令来限制农民反抗，但农民由于走投无路，做盗贼的人越来越多。　　

老子充分意识到了阶级矛盾的存在，并且他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生存状况当作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所以，他对这样的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竽。”（五十三章）——王候们穿着华丽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吃厌了山珍海味，财富多得用不完，这些人真是掠夺人民的强盗头子啊！　　

社会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　　

老子认为这是私有制度的产物。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毂上，造成一辆车，当车不是商品的时候，它只有使用价值；抟揉粘土做成器皿，当它不是商品的时候，只有使用价值；开凿门窗造房屋，当它不是商品的时候，只有使用价值。所以，器物成为商品之后，是人们用来获利的，当不是商品的时候，就只有使用价值。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阶级矛盾，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忌讳关系，这种阶级矛盾使农民越来越贫穷；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老百姓的生产工具越来越多，商品经济也越来越发展，结果国家越来越乱；社会有了分工后，生产技术越来越多样，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祸患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严重的，最大的罪恶就是私欲。　　

老子对私有制的罪恶的认识是极其准确的。他认为一切社会矛盾都是源自私有制。那么，怎样解决由私有制产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呢？　　

孔子、墨子都曾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方法，墨子提出了尚贤、兼爱的方法，但是，历史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老子认为，在私有制的社会，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七十九章）——大怨就是阶级矛盾，它因为私有制而产生，要想消除这种矛盾，只有消除私有制。想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进行阶级调和，必有余怨遗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一个和谐的善的社会的。　　

孔子提出恢复周礼，那是历史的倒退；墨子提出尚贤，不过是让统治阶级开放政权，让所有人都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墨子的观点属于自由竞争，也就是说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富者贵者，类似于资产阶级所谓的天赋人权，而其兼爱说，在阶级社会里当然不可能实现。老子在这里划时代地提出了通过消灭私有制来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理论进步。　　

但是，身处农业社会的老子，不可能想到共产主义，他想到的是实行原始公有制的氏族社会。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一章）　　

这幅小国寡民的社会图画，恰好是未进入农业生产阶段的氏族社会。有什伯之器（劳动手段）而不用，乃指社会分工还不成熟，商品生产的条件还不具备；“重死而不远徙”，是指还没有商品交换；“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是指没有交通关系的社会；“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是指甲兵只是进行渔猎生产的劳动手段，不是用来当作征服他人的武器用的；“使人复结绳而用之”，是指社会还处在无文字的阶段。这样的社会，正是“当其无”（没有私有）的社会，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社会生活甘美安乐。　　

老子很清楚，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发达的，但他仍然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为什么呢？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四十五章）　　

最圆满的好象残缺（大成若缺），最充实的好象空虚（大盈若冲）。氏族社会，生产力虽然低，劳动产品虽然不丰富，但因为生活资料是平均分配，所以，每个人都能得到满足。而在阶级社会，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产品虽然丰富，却属于少数人所有，广大人民生活艰难。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二十七章）　　

氏族社会的管理者，领导人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　　

氏族社会的管理者不积累个人财富，自己为别人做的越多，自己拥有的越多，……圣人做事情，从来不与别人争夺。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　　

氏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人平等，无所谓上下、先后的对立条件。氏族成员利益一致，管理者不是来调整利害关系的，所以人们不以管理权为重，管理权也不会成为有害的东西。所以，公社成员就乐意把有经验的长者推举为管理者，也没有人来争夺管理者的职位。　　

那么，在人类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社会呢？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者，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　　

灭绝聪明，抛弃智慧，人民将获利百倍；抛弃仁义，人民就会重新孝慈；消除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就不会再有盗贼。这三句话，说得还不够清楚，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人民存心淳朴，没有私心，没有个人贪欲，抛弃文明，这样也就没有忧愁了。　　

可见，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人人平等的社会，老子是要求抛弃阶级社会的文化的。老子是怎样看待这种文化的呢？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　　

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与人的关系不平等了（大道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提出了仁义等道德观念，这是虚伪的，是来欺骗被统治阶级的；私有制度确立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宗族统治，于是，又提出了孝慈观念（即亲亲，只对自己家族中人孝慈，对别人则不同）；由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内出现动乱，那些维护阶级秩序的人就成了忠臣。　　

老子的这段话是道出了历史的真实的，他的眼光是极其锐利的。　　

面对社会的不公，老子对统治阶级充满愤怒，对人民充满同情，他渴望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并且指出要实现这种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这是多么伟大的发现啊！　　

有人认为，老子在这里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这种看法是完全忽略了历史真实。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哪种人有知识呢？是统治阶级，而绝不是劳动人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老子“绝圣弃智”的对象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本来就没有知识，就是愚民。只要统治阶级没有知识了，全社会的人就都没有知识了。老子所反对的知识正是统治阶级所创造的“仁义礼智信”，和劳动人民哪有关系。　　

但老子希望历史退回氏族社会时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老子把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对立起来了。他想不到，二千多年之后，有一位欧洲人会提出共产主义理论：人们可以生活在物质非常丰富，文化同样丰富的社会。并且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曾经让人们亲身体验了这种生活（虽然还有很多缺点，但其基本精神是合于共产主义的，已是超越了老子的理想了）。老子如果知道了这一切，他会多么欣慰啊！　　

老子将私有制否定了，将阶级社会否定了，统治阶级所创造的天命观和道德观，也自然被他全盘否定了。他提出了一种绝对观念，那就是“道”。道具体是什么，老子没有说清楚，但道有什么用，老子却说得非常清楚。　　

“天道无亲，恒与善（于）人。”（七十九章）　　

天对所有人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专门造福于某个群体，它造福于所有人。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老子》全书最后一章　　

天，造福于所有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祸害；高尚的管理者，为所有人服务，而不谋私利。　　

这种“道”，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呢？　　

参考书目：　　

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　　

翦伯赞　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卷　　

补充说明：本文采用了以上三本书中的若干资料，老子的思想部分采用了候外庐先生的见解。本文作者在引用以上材料中如有谬误，与三本书的作者或编者无关，由作者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