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义和拳匪的真相——读《1901年》

人祸:义和拳匪的真相——读《1901年》

此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文责自负（yuandi 游人 张帖）

　　作者: 苯佐卡因
　　
　　 许久没有动笔了，盖因人懒加之谋生辛苦，无心亦无暇码字。近日读了一本新书《1901年》，感慨良多，故为此文以记之。
　　
　　 1901年，这个公历的数字恐怕不会引起太多的遐想；但如果换成干支纪年的『辛丑』，则很容易联想到那个著名的耻辱：辛丑条约。自然，也就能想到前一年的“庚子国变”，也就是所谓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厮杀了。
　　
　　 对于这段历史，我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我从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都在历史课上被告知这样一个版本：“义和团是清光绪年间，山东河北等地农民及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而成的爱国组织，以『扶清灭洋』为旗号，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起反抗，先后有十余万人参加，并有攻打紫竹林、西什库教堂等著名战斗。终因其缺乏统一有力的领导，加上武器落后，终于在中外反*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失败，在我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悲壮一页云云。”随之推论出的观点，还有“落后就要挨打”。说它陌生，则是近年来网上、书籍中看到的对于庚子国变的反省与讨论，逐渐的对于那个权威版本产生了诸多置疑。幸而读到了这本《1901年》，才发现有时历史的本来面目，竟然和我们想象的相去甚远。
　　
　　 首先最要强调的，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并不直接适用于庚子国变。过去我所看到的描述这场战争的电影或小说，都是头缠红巾、手持大刀成排迎着洋人的火枪大炮而前进的团民，可这本书却分明的告诉我们两个问题：第一，当时真正与八国联军（实际并非八国，德军最后关头并未进京）鏖战，守卫北京、天津的，并非义和团的乌合之众，而是清王朝的正规军队；其二，当时清军的武备，经过了洋务运动的洗礼，并非传说中的大刀长矛，而是同样装备了洋枪大炮的近代军队，据说清军的有些装备，比如克虏伯的大炮，比洋兵更为先进，甚至是洋兵所艳羡不已的。而早在战前，清朝就有了不少兵工厂，比如李中堂设立的金陵制造局就能仿造德国的山炮。如果非要说“落后就要挨打”，恐怕也不能归咎于武备的落后，只能从“人”的落后来找原因了。
　　
　　 其次，整个义和团运动绝非自发组织兴起的，而是清王朝最高层权力斗争催生的产物。咸丰之后，牝鸡司晨，后宫乱政，到了戊戌变法之后基本是慈禧一人独掌天下。到了庚子年，慈禧谋划废光绪帝，改立端亲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也就是准备继承大统，于是清王朝一下出现了三个最接近最高权力的人：慈禧，载漪和倒霉的光绪帝，局面就更加混乱了。之所以说“准备继承”，个人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内外舆论实在难平。对国内而言，慈禧的懿旨可以让众口齐哑；对于洋人可就彻底没有办法了，只得暂缓行事，说成是预立皇储。急盼着做太上皇的载漪，自然打心底狠透了洋人；而坊间流传的“洋人欲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的风声，也让慈禧对洋人深恶痛绝。而此刻出现的号称“仙人附体，刀枪不入”，又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恰恰给了慈禧与载漪求之不得的工具，可以和洋人好好干上一架。
　　
　　 义和团进京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奉旨义和神拳”，诸多大员奉承追捧。时任军机大臣、“首辅之尊”，在城门口挂起巨型对联支持义和团，横披倒是说出了关键所在：『朝廷赤子』；庄亲王载勋的府邸变成了义和团“坎”团的团部，他自己也加入了义和团，不少王府纷纷效法，让义和团民住进来管吃管喝，以这种半官方的形式支持团民。
　　
　　 京畿如此，地方也好不到哪里。毓贤，本为山东巡抚，因为坚信“灭洋教即是灭洋人”，袒护拳民作乱，甚至亲自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为此被革职之后依然四处宣传。后被起复再任山西巡抚，变本加厉的鼓励义和团，甚至不惜违法私铸兵器，分发给团民，再纵容这些所谓的团民袭击教堂、杀教民（同样也是中国人，不过信教而已）。当然，除了对洋人的仇恨外，据说还有个直接的动因：袭击教堂教民所掠来的财产，三分之一赏赐有功之人，三分之一团民均分，剩下的当然就归毓大人使用了。正是毓大人的纵容和鼓励，直接导致了义和团的迅速膨胀，终究酿成庚子国变。
　　
　　 总之一句话，不难看出，我们的历史课本在这个问题上含糊了一下，没有说明，对于义和团的出现与壮大，清政府正是那个拔开瓶塞的渔夫。
　　
　　 另外一个问题是，也许写书之人选择性的失明，只谈到了义和团英勇抗击洋兵，却没有提到团民们英勇袭击无辜同胞的事情。从成立那一天起，义和团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劫掠，先是教堂和教民，继而扩展到邻近村庄；进城之后跟着毓大人四处抄家，别说洋人和二毛子了，和“洋”字沾边的物和物主都跟着遭殃。包括积极促进洋务的高官，都难逃抄家甚至掉脑袋的结果。更匪夷所思的是，某大师兄声称能放“神火”，说来就来，说熄就熄，还带有选择性，只烧洋房不烧民宅。于是在当时北京的最著名商业街『大栅栏』，为了消灭一家胆敢违抗义和团命令，拒不销毁洋药的“老德记洋药房”而放了一场神火。后果是“神火”果然焚了洋药局，顺便也把整条大栅栏街给烧个精光，又顺风势蔓延数条街道，一直到了正阳门城楼，烧了一天一夜方才熄灭，据说共焚毁店铺四千多家。次日，愤怒的义和团民又烧了西单牌楼附近一家据说和洋人有关的店铺，再次日又烧了东城另一家洋货铺，自然也是殃及周围数千家店铺。倘若是八国联军进城之后焚烧店铺，还能谴责这种残暴行为；可由中国人自己放的大火，又该如何评价？
　　
　　 对外部世界如此，对义和团内部又如何呢？《论语》曰，“民不教而战，是谓弃也”。而那些义和团的“老师”与“大师兄”们，没有组织任何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唯一的本事就是弄虚作假，以魔术、杂技与话剧的手段来让众多淳朴的农民相信自己是神仙附体，刀枪不入；即便是中枪倒下，也不过是“睡了”，“最多三天”还一定能醒来。这本书中还讲到了一个细节，实在让我愤怒不已：
　　
　　 史料记载，在义和团“正面战斗”的阵亡名单中，鲜有义和团首领，也就是那些“大师兄”们被击毙的记录，团员的殁者中以未成年的孩子居多。对此，那些首领的解释是这样的：“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无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而当时就有人看出来，这种奇怪现象的真正原因，是让儿童充当前队，年壮者居中，所谓的老师师兄们躲在最后督阵，“见前队倒毙，即反奔”。这种让无辜的未成年人充当炮灰的作法，恐怕也只有两伊战争中，伊朗让儿童去蹈地雷阵可以媲美。
　　
　　 再看看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我惊讶的发现原来历史竟然充满了这么多的偶然性，有如此多的转折点可以左右历史进程。从战争的爆发，到战争的扩大，乃至战事中间的几次大的战役，无不充斥了清帝国各王公官员的私心。有伪造“洋人照会”，声称洋人此战就是为了废慈禧而还政光绪，故而挑动慈禧下达《宣战诏书》的载漪；有天津失守还居然有脸捏造捷报求赏，导致慈禧误判局势而下令继续攻打使馆区的裕禄（此公在大沽炮台失陷后也上了《接仗获胜折》，号称“击坏洋人兵轮两艘”）；有公然欺君说胡话， 说亲眼看到，“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大帝降临”，给犹豫不决是否宣战的慈禧打了最后一针强心甙的大学士徐桐（此人是新的皇储的老师，倘若皇储真的代替光绪，则理所当然的就能坐到中堂的位置）。无法理解这些官员竟然能够昏聩如斯，连孔融家的黄口小孩都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们竟然会为了一己之私把整个清帝国一步步推向绝境，给国家与民众带来一场惨重的浩劫。
　　
　　 自然，提及祸首，不能忘记当时清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叶赫纳拉氏。正是这个女人的无穷私欲与贪婪，才造就了清帝国官场的腐朽生态；也正是她的自负与愚昧，盲目挑起兵衅，才酿成了与西夷列强的全面战争。
　　
　　 纵览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庚子国变纯粹是一场人祸。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西夷列强的侵略是正义的，也不会认为清帝国军队的奋力抵抗是徒然的。但不得不看到，正是清宫廷内部的权力阴谋，加上清帝国一群高官的愚昧与自私，少数义和团首领的无耻与疯狂，一起促成了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惨烈战争。或者说，正是清王朝三百年来制度上的积弊，使得错误得不到纠正而越发扩大，最终造成不可避免的后果。故而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该灭亡了，君主制也确实该终结了，孙先生的功绩正是在于让这个古老的国家走到了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而对于义和团本身的评价，也许我们以前看到的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百年之后，回顾那场惨痛的战争，正视灾难与错误，对于今人有所启示，也许正是此书的意义所在。诚挚推荐各位能有空读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l 主要参考资料：王树增，《1901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第一版。
　　
　　 （标价50，实际花了25块大洋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