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转身之痛

（2010-06-07）

　　.郑维（联合早报网主编）

　　台湾的巨富郭台铭先生估计现在最怕的就是刚会数数的小朋友在身边报数：“一、二、三、四。。。”。

　　富士康大陆深圳的工厂发生的连环坠楼事件，已经成为了世界血汗工厂最引人瞩目的注脚之一。年轻的生命从高楼一跃而下，是他们孤单的个人力量，无法与军事化的强力管理机制抗衡的无言告别。

　　而比此更进一步的，是本田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罢工事件。

　　对自己的付出和收入比例有强烈不满的工人们，没有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抗议。他们更有组织地运动起来，绕过不作为的工会，向资方做出了挑战，要求更高的薪水。

　　电子代工业和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老大，在中国都遇到了中国80后工人的挑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强大的资方都选择了暂时地息事宁人，加薪30%，平息风浪为要。

　　在如此地示范效应后，可以想象，中国制造业工厂工人的加薪浪潮肯定会在短期内席卷珠三角，并波浪式地传向全国。

　　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为了成为“制造业大国”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和他们的国民所得之间巨大的鸿沟。

　　曾经，那巨大的人口数字，令人觉得中国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力资源。8亿农村人口，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廉价、服从的最佳人力资源。

　　面对这一切的变革，中国官方的态度始终保持在“清晰的模糊状态”，有暗地里的支持，但是没明面上的表态。

　　中国官方也承认，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40岁以下的工人供给已经减少了20%之多。工人减少意味着他们的议价能力增强。

　　但是如果把加薪潮完全归咎于劳动力的短缺，那就有点障人耳目。

　　劳动力和石油不同，是一个弹性极大的资源。虽然一个国家不能像魔术师的帽子变兔子一样，随时变出一支适龄劳动人口大军，但是，劳动力资源，是可以通过调控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工作条件、工作强度等等方面来让原本不愿加入劳动队伍的人重新上阵，也可以让原本在劳动队伍中的人决定解甲归田。

　　确实，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比过去减少，但是引起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根本原因肯定还是资方开出的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生活开支的通胀水平以及飙升的房屋价格。

　　当中国各大城市的白领薪金以少于10%的速度挣扎着追赶每年升值60%的房价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资料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才增加了16%。

　　中国的农民工们忽然发现，他们的微薄薪水已经多年未有大涨，论购买力平价，已经是通货膨胀中被“剪羊毛”剪得最惨的一群人。

　　不单如此，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加入劳动队伍的80后中国人有更好的教育和文化，对自己的权利和生活有更强烈的追求。因而，有人说他们不像父辈般能吃苦，但，凭什么要让新一代的工人和上一辈吃同样的苦呢？那社会不是白发展了。

　　与80年代到90年代来到中国大城市的第一波农民工不同，80后的农民工不满足于存几年钱，然后返乡。他们想在繁荣的大都会定居，从此改变农村人的命运。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高的收入，来支撑他们的城市梦想。

　　中国的工人在劳资博弈中的议价条件随着他们的学识和视野的拓展，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加薪潮只是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个侧面而已。

　　更重要的是，看中国的加薪潮，必须拓展观察的角度，把它放到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来理解。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体在次贷风波后一蹶不振，中国几乎是被迫地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世界市场”，以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而要成为“世界市场”中国就必须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目前撑起中国消费市场的，主要还是能够签单公款消费的官员，以及靠每月薪水过活的城市白领。

　　中国的普通工人阶层，经过了国企下岗和民企盘剥，再面对这飞涨的楼价、教育、医疗成本，在过去的十年，已经悄然从中国的消费群体中淡出。

　　《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的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连续22年下降。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区区37%，且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这种局面正在引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

　　只要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在低水平，中国的千万制造业工人就无法参与到消费群体中来，中国通过内需消费驱动经济的必要转型就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的存在。继续依赖于飙升的政府投资来驱动经济，必将造成政府巨大的赤字，成为国际游资痛宰人民币的入口，绝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通过保障最低标准的工人待遇，并且将这个势头从繁荣的沿海地区的大型工厂，拓展到中国的全国各地，才是今后最大的挑战。

　　当然，高工资是一柄双刃的剑。对于那些享受了数十年中国“人口红利”的厂商来说，提升大陆工人的工资，迎合《劳动法》的规定等等，都意味着运营成本的上升。中国产业升级的压力迫在眉睫。

　　而在世界上的无数角落，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到南亚的印度；从中亚的好几个“斯坦”到非洲的刚果，全球有好几十亿贫穷的人口，正在等待着中国走过制造业的低成本环节，用更低廉的薪水和更优惠的政策，一举夺过出口加工业的大旗而翻身致富。

　　但是产业升级谈何容易。且看台湾，在制造经济奇迹的出口加工业出走后，经济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靠着高科技产业勉强挣扎着取得4%左右的成长率。连最勤勉的新加坡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新兴产业后，也还是免不了建赌场来补贴家用。

　　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在经过了爆发期后，逐渐趋向稳定。高速发展的年代正在逐步过去，强调社会分配的年代已经悄悄到来。

　　但是，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与今后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

　　中国现行的工会体制，已经在本田的罢工事件中显出了它被资方以及“维稳”的政府把持的一面。要么对工会进行改革，要么默许新形势的劳工组织的成立，是摆在中国人面前二选一的选项。只要劳工组织小心行事，不发展为政治势力，那么中国的劳工组织的改革，必然是下一步观察的重点。

　　另外一个被诟病多时的政策是“户籍”制度。如何迎合新一辈农民工的期待，进行居住证的阶梯式改革，让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拥有移居城市的可能，已经在某些讨论中出现。

　　毕竟，只有让中国的劳动力拥有更大的流动性，才能促进劳动队伍的效率，让就业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

　　另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让中国已经爆满的医院、学校、交通系统再承受新增城市人口的压力，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投入和长期的心理转型。

　　为了打破中国计划经济的瓶颈，邓小平喊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将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更均衡、更有效率、更稳定的经济体，让不单一部分中国人，而是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而不是被利益集团，红色贵族等“一部分人”继续把持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这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成功地走完了“让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的第二步后，才能在这个痛苦的转身中，奠定自己成为第二个“世界市场”的地位。 《联合早报网》